生命碑和它的600多个主人 北京市红十字会为纪念遗体捐献者而建的“生命碑”，在北京长青园骨灰林里矗立了整整3年。3年后的今天，碑上的名字已比初立时多出了整整一倍。北京市遗体捐献接受工作正式开始于1999年，8年来，已经有600余人实现了遗体捐献。截止到目前，已有9403人报名成为志愿者。不过相对于医学研究的需求，北京的遗体捐献还任重道远。
2004年3月31日，为了让捐献者的家人不再在清明节捧着家人的照片或赶到接受站寄托哀思，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志愿捐献遗体的工作，北京市红十字会在“北京市长青同骨灰林基地”建立了名为“生命”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从此，每年3月，长青园的工作人员都会将上一年实现捐献者的名字刻进生命碑。而且会给旧名字重新贴上金箔。
“名字落在碑上，起码我们有了一个纪念的地方”
“她什么都没留下。”蔡东山一笔带过老伴的身后事，如今碑上的名字是老伴留下的全部。
2003年，蔡东山的儿子蔡元才从报纸上看到北京红十字会为遗体捐献者立碑的消息，母亲去世15年了，但他还是在第一时间和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但是老人捐献遗体的过程中没有留下任何书面凭证，无法证明捐献遗体的事实。“我找了协和的解剖室，又去找接受遗体捐赠的部门，当年经手的医生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人证物证都找不到。”
从2003年夏天到2004年，蔡元才奔波了七八个月，可其实直到现在，他也不能确定北京市红十字会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母亲捐赠遗体时的资料原件，不过母亲的名字如愿出现在红十字会的统计名单上，1999年以前记录在册的捐赠者总共只有24位。
母亲陈学静的名字终于刻在了生命碑上，蔡元才觉得一个名字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名字落在碑上，就说明捐赠被认可了，起码我们有了一个纪念的地方。”
找到亲人的名字，蹲下身，把那几个字擦了又擦
生命碑下的每个石碑上都刻着几十个名字，花束和祭品根本摆不下，只能象征性地放在刻着自己亲人名字的那块石碑前，分不清哪一个水果是给哪一个人的、哪一束花祭奠的是哪一个名字。捐献者的亲人们来到碑前，他们能做的就是在十块石碑前徘徊，找到自己亲人的名字，蹲下身，把那几个字反复地擦了又撩，含着眼泪默默地念叨几句，然后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一会儿，接着依依不舍地离开。
蔡东山老人的孙子蔡磊望着远处的墓地说：“那边的祭品和鲜花明天可能就被收走了，但是生命碑这边保留的时间更长些，公墓的工作人员会特别地照顾。”
“解剖室的人说，可以剪下死者的一缕头发做纪念。可我们谁也不愿意打扰她”
蔡磊的姥姥是满族后代，丧事礼仪比较繁琐。蔡东山第一次意识到，老辈人的去世对子女可能是一个负担：“当时他姥姥的两个女儿女婿都为了丧事忙得很，遗体运到八宝山，还要讨论选什么炉子火化这样的事，日本进口的炉子烧得好，但是比较贵，国产的炉子排队的人多……真是太麻烦了。”
蔡东山就这样产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和老伴交流过后，两人心意一致，而他们此时的出发点仅仅是不给儿女找麻烦。
“捐了吧。”1985年，老两口把自己的念头初步付诸实施，他们和协和医科人学的解剖室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在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和现在公证手续不同，当时他们被要求所在单位的政治部门开具公函，并提供子女的签字。
被腰上的肿瘤折磨了十几年的老伴越来越坚定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因为病情一直不适合实施手术，于1988年10月不治。蔡东山按约定准备把遗体运往协和医科大学。蔡磊回忆：“解剖室的人说，可以剪下死者的一缕头发做纪念。我们谁也不敢动手，不愿意打扰她，我能做的只是抱着她哭。”
“没什么高屋建瓴的想法，遗体捐献仅仅是‘废物利用’”
老人找出过去的老照片，其中包括一张1940年他们的结婚照，蔡磊赞叹了一句“奶奶那时真年轻”，老人笑着对他说：“你得承认，不但年轻，而且很漂亮。”
蔡东山老人以前在机场做土木工程建设。“上世纪80年代前全国建造的大型机场的图纸上都有我父亲的签名，从上海到天津，从武汉到三亚，机场建到哪里，一家人就跑到哪里。”蔡元才说，“一家人相依为命，颠沛流离了几十年，最终老人去世了却没有一个‘安身’之所。”虽然说到父母几十年的不易时流下了眼泪，但蔡元才和蔡磊都考虑像老人一样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
蔡东山生活在上海的弟妹已经实现了遗体捐献的愿望。蔡老拿出自己的捐献公证书说，他没什么高屋建瓴的想法，“遗体捐献仅仅是‘废物利用”。
(摘自《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