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脾气刚硬倔强的女子，我们兄妹三个，最怕她的女高音。若是做了坏事，常常还没有见她，就早已做好了迎接一场狂风暴雨袭击的准备。 那时并不怕父亲的打，倒是那种皮肉之苦，很快就会淡忘，但唯独母亲喋喋不休的责骂，留痕是最长久的。那些指责唠叨埋怨和击打，让小小的我们，有种无力躲避的苦痛。我们之间，很少有心灵上的交流。她忙着洗衣做饭清洁，将一家老小整理得干净体面，还要到几里远的镇上拉了地毯回家来织，以便给我们兄妹三个换取学费和额外的零嘴钱。生活的艰辛，让她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高速度地运转着。所以她不开口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敢去招惹她；一旦她要跟我们讲话，那么一准是我们三个又有了让她无法容忍的恶习，譬如考试不及格还跟人打架，譬如在她最疲惫的时候却为看电视而争吵不休。那是忧虑重重的年少时光，总是担心刚刚上床，梦还没有开头，就被母亲揪起来接受思想教育。她的尖酸刻薄的斥责，将我们那可怜的自尊，刺得千疮百孔，无处躲藏。
等到我们读到中学，胆量和年龄一样，开始见长。个性，也渐渐叛逆不羁，学会在母亲的命令面前，说不，且英勇无惧地直面她凌厉的视线，还有曾让我们心惊胆战的金科玉律。
她依然是很凶，看到我们成绩降了卧室乱了，不懂得体谅大人的辛苦了，小小年纪还学会早恋了，立刻就唇枪舌剑地横扫过来。我们那时个个都练就了一身钢盔铁甲，她说一句，我们早已有了十句在下面等着，而且句句直刺她的要害，直将她反驳得哑口无言，用手中的笤帚或鸡毛掸子来发泄对我们的愤恨。但无奈，她还没有扔过来，我们早已轻巧地跳开了。她气喘吁吁地追将过来，我们则哼着曲子逃往更安全的地带，将她的一肚子怨愤和怒火，活活憋死在腹中。
我记得读高二那年，喜欢上班里一个高个子的男生，且近乎是痴狂地迷恋着他。他上课时微皱的额头，他与我擦肩而过时，衣服之间细碎的摩擦声，他跑步时均匀平稳的呼吸，他打球时漂亮的反身扣篮，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无一不牵引着我的视线，让我再也不能做那个母亲教导下的、心如止水的乖女孩。我终于积聚了平生所有的勇气，写了17年来第一封晦涩难懂的情书。记得那晚写完的时候，已是接近凌晨一点，母亲几次在门外疑惑地探头来看，但我却聪明地放了英语磁带，给她造成熬夜苦读的假象。等我将信写完后夹进书本，又确信母亲已经睡去后，这才带着一抹羞涩香甜入梦。
第二天当然是起晚了，慌里慌张地抓起书包便冲出门去，等到了教室，看见那个男生微笑着走过来，这才想起书本里的情书。一脸羞红地打开书包，伸进手去。然后，我的脸，立刻由绯红变成难看的青紫，那封情书，竟是不翼而飞！放学后忐忑不安地回到家，果然见母亲正襟危坐地在等候着我。我起初还死不认账，后来干脆一口咬定那是我写的一篇小说，母亲找不到办法，最后一拍桌子，说：那我下午就去你们班主任那里，看到底你这是小说还是情书！我终于蔫了，但也使出了最厉害的一个撒手锏，头一昂，英勇道：你要是真这样让你的女儿丢尽脸面，那我以后就真的破罐子破摔给你看！母亲当场呆愣住，涨红着脸将我足足盯了有10分钟，终于颓然地朝后一倚，不再说话。
这样的争斗，后来又有过许多次，每一次，我与母亲，几乎都是打个平手。等到最小的弟弟也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一向咄咄逼人的母亲，眼睛里的溃败和失落，终于势不可挡。
那时的母亲，开始主动地向我们求和，语气里，竟是有了难得听到的一缕温柔。也不再像我和姐姐谈婚论嫁时那样，武断地出手干涉。她学会了细言细语地与小弟商量，略带恳求地问他，能否别跟那个文了身的女孩来往？或是换女朋友，别太频繁好么？弟弟总是不耐烦，说她好好的生活不懂得享受，瞎操什么心呢。母亲听了便朝我和姐姐抱怨，说老三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怎么说都不管用，如果你们有时间，就帮我教育教育他。我和姐姐却是都笑，说您老还真是操心太多，有那时间跟他生气，还不如找街坊邻居闲聊呢。这句倒是像一把钥匙，啪地一下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将听来的张家长李家短的琐碎新闻，趣味横生地描述给我们。起初听起来还新鲜，后来就发现母亲不知何时患上了健忘症，刚刚说过一遍的话题，没过几天，又打电话来给我们絮叨。甚至，一件事她能给我们说上四五遍。我向来对母亲的谈话都是心不在焉，所以她在旁边说上N遍陈年旧事，我照例眼睛瞟着电视屏幕，嗯嗯啊啊地点头应和着她；却是心直口快的姐姐，没有耐性听她这样无休止的唠叨，一把将她打断，朝她嚷：这事你都讲过一百八十遍了，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母亲在这句话里，总是戛然而止，眼睛，尴尬地四处看着，终于落在一盆衣服上，讪讪说一句：忘了洗了，就起身离开。
也就是从这时，母亲学会了沉默。常常在做完家务后，就守在电视机旁，茫然地看着，直看到屏幕上一片雪花，她的头，朝沙发上一歪，昏沉沉地睡过去。是我出来倒水，唤醒她，这才起身关了电视，走进自己的卧室。我们的繁忙，和她不肯打搅我们工作的自制，终于让我们彼此，找不到话说。
而母亲那个曾滔滔不绝的话匣，就这样在岁月里，花瓣一样，黯然关闭。
（摘自《福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