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文人是汉代特殊的知识群体。他们专研一经，或通贯五经，钻研着经典，也传播着文化；他们亦学亦官，传承着学术，也影响着政治；他们亦述亦作，阐释着儒学，也创造着文学。因而他们不仅是汉代经学的主体，是汉代政治的生力军，也是汉代文学的创造者。因此从这一视角去观察汉代文学，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王洪军编审《汉代博士文人群体与汉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正是从这样一个新角度，用一群人的悲欢离合反映一个时代文学的兴衰演变；用学术史与文学史的双重眼光，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一、时空交错：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生命历程
博士最初指的是一种知识阶层，他们往往通晓天文历史，博览宗教哲学，具有多方面的广博知识，因而在社会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历史变革的时候，他们通过文化的手段介入和干预社会生活。
作者以丰富和翔实的史料，考论了博士制度的创设过程，描述了汉代博士文人从“待诏”到“擢迁”，直至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知识群体的过程，并揭示了五经博士由极度扩张而又衰落的历史脉络。作者认为，知识阶层谋求政治地位的价值取向和统治阶层二统天下的政治需要，促成了秦代博士制度的创设。但秦始皇赤裸裸的权力意志，使秦代博士不仅丧失了话语权，甚至丢掉了性命！秦帝国高度专制思想与文人自由精神的严重错位，使得秦代博士制度如同虚设。
而秦代始设的博士制度，在汉代却“迎来了施展政治智慧、释放知识能量、辅翼当世君主的良好时机”。从刘邦拜叔孙通为博士开始，汉代的博士制度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汉文帝开始广设博士之官，汉景帝始设专经博士，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置五经博士”。而以公孙弘倡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为标志，五经博士由礼官向学官转化，博士文人群体逐渐形成，汉代博士与博士弟子由此开始参政与主政时代。宣帝、元帝时期，经学极大发展，学术派别林立，儒生擢拔重用，博士文人迎来了政治的黄金时代。光武帝、明帝时期，由中央的太学、地方的郡县学、民间的私学，构成了一整套有效的经学教育体系。汉代博士及博士弟子以经学知识服务于现实政治，也实现了自身的政治理想。作者就是这样如数家常，娓娓道来，把汉代博士文人群体形成从选拔制度的角度进行了全面梳理，体现出作者明晰的史学意识。
在这一历史的勾勒中，作者对秦代博士制度创设的文化成因及政治功能、汉代博士及博士弟子的选拔与任用、汉代博士文人的地域分布与文化特色等问题进行了横向探讨。其选拔与任用，一方面促成了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塑造了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文化性格。而作者对其地域文化的分析，则证明无论是齐鲁、巴蜀、南阳、汝颍，还是三辅、燕赵、淮南吴会，汉代文化呈现出四面开花的“彬彬之盛”局面，儒家士人不是个别而是集体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改造着社会，打造着政治，从而使“汉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政治体制模式、文学艺术形式最终得到了结构上的确立”。之后，作者对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知识构成与价值取向、经学传播与文学传播、经学阐释与文学解读、文学创作与艺术情怀，以及博士的精神品格与人格等问题，一一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学术见解。作者认为，汉代博士文人的价值取向既适应着时代精神的兴衰而变化，又随着政治需求的消长而转向，甚至裂变；他们的经学传播不仅呵护着汉代文学的发展走向，而且成为汉代文学自由发展的原动力；他们对《诗》的阐释由政治意义的张扬而渐渐回归文学意味的解读，从而促进了汉代《诗》学观从“诗以正言”的政治精神走向“诗以言情”的人性复归；他们经生与文士的双重身份，也使其文学艺术创作既体现着云蒸霞蔚的大汉气象，又表现出幽怨哀感的个性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横向诸问题的展开中，又体现了纵向的历史维度，揭示了汉代四百余年间，博士文人群体从儒生到文人，由儒林到文苑，所经历的“痛苦的心灵嬗变过程”，展现出他们精神演变、心灵震颤、生命感悟的生动图景，以及由此带来的汉代文学温柔敦厚、批判扬厉、发抒歌咏的演进过程。
总之，全书时空纵横交错地梳理了汉代五经博士的制度建设与政治功能，独到地分析了博士文人群体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深入地论述了博士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与艺术情怀，广泛地探讨了汉末士林的精神转向，以至魏晋士族的经学传承与文学革命，这些都是对汉代文学研究的有力开拓。
二、宏微观照：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
经学是汉代最为尊崇的学术，西汉中期以后，它成为汉代取士、论人、定纷决疑的重要工具。如书中所论，汉代经学具有成体系的教育系统，虽然汉代设立经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经师与各级官吏，但正所谓“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其中不少从事了文学创作。这就使得汉代文学具有了与经学相类的特征，而经学的变化也决定了文学的走向。
作者揭示了汉代作家经生与文人的双重形象与性格，描述了博士文人群体在经学传授过程中对经学的遵循与突破，突出了他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经学的接受与冲决。作为经生，他们传播经学，内敛自修，屈从政治；作为文人，他们吟咏性情，恃才傲物，追求独立。传播经学，他们谨遵师法而又不拘家法，经明行修而又玄妙幽远，奋力儒学而又勤于诗文；创作文学，他们重视讽谏而又自觉扬厉，突出教化而又主张娱情，高唱“诗言志”而又强调“抒中情”。作者认为，一方面，生生不息的经学传播为汉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充盈的智力支持，儒家学术思想的传播以及文化知识的生成与滋蔓，为汉代文学创造了精神和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经学的权力使得汉代人的经学解释充满了张力，他们从容而自信地把政治的、人文的、社会的以及自然的一切运行规律，都纳入五经观察的视野，从而不仅创造了丰富而庞大的儒家经学理论阐释体系，而且从语词运用到言说方式到诗学观念等等都打开了崭新的文学空间。
作者考察了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经学阐释中的文学维度，揭示了他们六经阐释中体现的文学精神，温柔敦厚的情感特征、悲悯情肠的人文关怀、典雅纯美的修辞风尚等等，都是这种精神的反映。特别是作者以《诗经》为中心，聚焦于博士群体中的诗经学研究，具体分析了两汉《诗经》学的传播谱系，细致考察了《诗》纬的文学价值，深入发掘了汉代诗学的一些重要内涵，富有强烈的学术探索精神。对于纬书，虽然早在刘勰就曾做出“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龙·正纬》）的价值判断，但以往多因其“妄诞可笑”而视为“迷信”，从而缺乏深入的研究。洪军教授知难而进，对此进行了专门探讨。《诗》纬中孔子的形象从孕育出生到形貌表象，从“端门受命”到传道授业，都笼罩着神圣的光环，充满着神秘的气息；《诗》纬把《商颂·玄鸟》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演绎成了一套完整的神话系统。作者认为，孔子的神化凝聚了综合性的思想文化，感生神话含蕴着较多的政治寄托，这些都体现着汉代经生博士的审美理想，是他们用“诗意的、文学的观念打量客观世界的最终结果”，其荒诞不经的形式与内容，也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成为孕育中华文学的母体之一；而谶纬《诗》学特有的天地阴阳学说的诗意关注及其提出的诗学观念，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作者认为，汉代诗学尽管有挥之不去的政教色彩，但以性情论诗却是汉代四家诗说的深层共性。鲁诗传自荀子，而荀子早有性情之论；韩诗论性情，说人性，用《诗》以证事，用《诗》以证性情；齐诗提倡“六情”之说，主张“《诗》之为学，性情而已”，并且“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把乐论及阴阳律历学说引人《诗》论，以性情说诗；毛诗则更鲜明地提出了“诗言性情”的学术命题，把人的性情在《诗》中的体现挖掘得更充分，解说得更透彻。作者既把汉代诗学放在上古诗学情志关系的宏观视野中，又对四家诗说微观辨析，甚至到一篇作品（如《关雎》）、一个语词（如“情”），从而使其结论水到渠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散点透视：汉代文学发展的个案分析
傅道彬先生在本书的《序》中，高度评价了本书的选题和作者的研究，认为“这一选题的重要意义就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切入文学，在学术史的背景下审视汉代文学”，作者“通过对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生活遭际的历史考察，描述两汉文学历史的演变轨迹，揭示汉代文学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质”。作者在谈到本书写作时也说：“找到汉代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这是本文最终的研究目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论述中作者对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和艺术情怀也做了正面探讨，对辞赋、诗歌、书画等领域都有所观照。但作者并不是简单的观照和一般的评述，而是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在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中，在“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视角中，对汉代的文学艺术进行了个案分析。对辞赋文学，作者着重论述其主题意义；对汉代歌诗，作者主要挖掘其诗学意义；对书画艺术，作者主要探讨其个性追求。作者认为，汉代赋颂承载着润色鸿业、放歌当代的重要使命，从而表现出与儒家共通的文学主题；汉代歌诗无论是伤感悲怀还是颂扬德瑞，其诗学意义都在于体现着汉代文学歌功颂德的主流意识；书法创造了草书，绘画由写实转向神韵，书画艺术由实用转向审美，呈现出自由飘逸、气韵生动的艺术风格。这些都反映了时代的文学精神。
作者还把目光聚焦于记录汉代历史兴废之迹的史学著作，去捕捉悄然变化的若隐若现的鸿爪雪泥，揭示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心灵嬗变。《史记》中设《儒林列传》，《汉书》中增设《艺文志》，《后汉书》中又增设《文苑传》，司马迁、班固、范晔或许只是客观地叙述这一时代的文化与学术状貌，而洪军教授却从中窥察到了汉代四百余年间博士文人群体的精神演变、心灵震颤、生命感悟的生动图景，并以此为切入点审视汉代文学，清晰地勾勒出其温柔敦厚、批判扬厉、发抒歌咏的文学演进过程。作者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儒林传》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认为，三书记载的人物不同，学说有别，但这些人物却有着鲜明的共同特点：文质彬彬，词采飞扬，行礼如仪，雅集文章。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文化气质，也是他们献给时代的人文精神。从文学角度研究《汉书·艺文志》，作者特别关注“诗赋略”和“诸子略”中的小说家，认为“诗赋略”反映了汉代博士文人群体“已经冲破经学传统的束缚，从体认汉赋的铺采摛文，到全面观察汉赋修辞繁复产生的文学意义”，客观上说明文学已与学术逐渐分野，渐渐走向了自由翱翔的天地；小说家的单列，则说明班固已经认识到其与诸子不同的个性特质，而这恰恰就是小说的文学属性，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与诸子平等、与诗赋等量齐观的地位。透过汉代博士文人群体思想是分合变化来看《后汉书》始设的《文苑传》，作者认为它反映着汉代传统士人的精神转向，展现着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经学蜕化过程，呈现出愈益丰满的文学风采。正是在这样或比较参证、或纵横勾勒、或精微辨析的研究中，作者提出了关于汉代文学的一个个新见。
综上可见，《汉代博士文人群体与汉代文学》以丰富的文献资料、独特的研究视角、高超的驾驭能力、流畅恣肆的文笔，成为汉代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美中不足的是，如果正论之前拟一“绪论”，对该课题的研究做出理论上的反思，正论之后编一“附录”，胪列汉代博士文人年表与正论相参照，或许更加方便于读者。当然，比较起作者的艰苦研究与精彩论证，这实际已经是吹毛求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