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备受瞩目的温州金改细则在历经半年多论证后出台。此前一天，嗅觉敏锐的A股市场中，相关股票纷纷大涨。但金融业界对此却相对反应冷静，因为在利率市场化、民间资本金融准入、监管权限下放等领域，这一细则缺乏实质性突破，低于业界预期。
比如，即便是获批的“个人境外直投”，在细则中也仅是原则性地表述为，“在国务院统一部署领导下，探索以人民币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制定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这意味着，相关细则在温州的实质落地仍有待时日。
这一结果，其实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早在今年温州被确立为金改实验区之初，便有学者指出，利率市场化等全局性的改革，无法通过一地的实验来进行局部突破。原因在于，金融不同于实体经济，资金如水，可迅速通过各种渠道在不同地域流动与聚散，而引导其方向的就是套利。
不做全局性的考量，或者不在制度上做出系统性安排，局部的、地域性的金融改革试点，要么难有制度性突破，要么难免出现预料之外的风险。这一点，在中国近年来的金融改革中不乏前车之鉴。
五年前，天津滨海新区曾计划试点“港股直通车”，即允许内地股民在中银天津分行开户，直接投资港股。消息一出，各路资金蜂拥而至，香港股市疯狂上涨至3万余点。放开一隅，即为放开全局，金融改革的外溢性顿然凸显。如此高声势的资金流变，令高层震惊，“港股直通车”随即被叫停。
此次温州金改，因地域性经济和金融危机而触发，其初衷是希望通过金融体制上的局部突破，来整顿临近崩盘的温州民间金融，并为之寻求新的出路。但事实上，所有涉及金融制度突破性质的决策，没有一项是温州当地可以决定的。
倒逼式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通常产生于约束性不强的系统内。在一般经济领域，地方改革试点，或许会促使系统跟随修正，进而实现整体改革。这几乎成为中国诸多经济领域改革的惯性模式，从农村改革到国企改革，莫不如此。
金融系统则不然，严密的风险防控体系和金融的外溢性，使得整体系统对局部突破的跟进速度，可能会超越改革者的控制力，进而造成改革失控，引发金融风险。也就是说，金融改革的系统性要求更高，全局性考虑因此必须充足。这意味着，30多年前，小岗村式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很难在金融领域再现。
当前，中国各地刮起一股地方金改试点风潮，除了温州金改试点，尚有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试点、深圳前海的粤港澳合作试点、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试点、重庆两江新区的长江上游金融中心试点、海峡西岸和平潭的金融服务中心试点、长株潭的“金融同城”试点、新疆地区对外开放试点、福建泉州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模式试点，以及浙江丽水农村金融试点等20余处，热闹无比，不时给灰暗的股市涂抹上些许地域受益板块的亮色。
这些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背后，是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的利益诉求，与中央决策者谋求改革突破口压力的一拍即合。但出于金融改革的系统性风险顾虑，当前的地方金改，大多是局限于现有制度框架内的技术性修补，鲜有制度性突破，并未形成真正的改革热点。
地方金改遍地开花，反映了社会各界强烈的改革意愿和创新动力。中央决策层对地方金融改革的频频应许，也显露出推进深层次改革的试水意味。而在历经30多年改革后，中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深层次的制度性突破已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地方金改的动力与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安排有效结合，既使试点实至名归，又使改革有序推进。
与地方金改的热情相比，顶层设计下的系统性金融改革路径仍待厘清，一些金融改革试点因此频频遭遇瓶颈。比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因遭遇资本账户开放的阻碍而难以大步推进；浙江丽水农村金改，则因缺乏跨部门的制度合力而效应有限；温州金改，更因缺乏系统性制度安排而大打折扣。
所谓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绝非自上而下地僵硬贯彻一套体系，而应与基层的现实需求和创造力相结合，并形成互动。也就是说，顶层设计为改革进行配套制度、路径选择等系统性的定位，而地方试点则可以为改革提供试错、修正的经验。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关乎全局的改革，例如利率市场化等，绝不是地方金改试点可以完成的任务。
金融业由实体经济的需求衍生而来，其改革从来无法独善其身。回首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银行业改革，一度剥离了各银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但因一时缺乏国有企业改革等相关配套，仅四年光景，至2003年新一轮银行业改革启动时，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再度激增至约2万亿元。而此后的新一轮银行业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关配套改革的先行完善。
对于下一步的金融体制改革而言，同样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需结合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土地改革、农业改革等多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而不只是寄望于某些地域和领域的单兵突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