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商，新山西，新跨越”，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搞好转型！ 600年来，晋商群体在多次主动和被迫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既有令人兴奋的成功经验，也有令人唏嘘的惨痛教训，非常值得今天处在“转型跨越”阶段的新晋商们研究和借鉴。
潞商植根制造业，转型艰难渐落后
潞商，指山西长治一带的晋商，他们是晋商中较早崛起的商帮，其特点是立足制造业，以潞绸、潞锅为代表的轻、重工业十分发达。在创造工商业辉煌的同时，潞商也制造了庞大的城乡无产者，地窄人稠，“潞州人口甲天下”，下层人民生活并不幸福。所以，潞州与邻近的泽州成为明初山西移民的主要迁出地。熟练工人和技术力量的流失，客观上又限制了当地工业的技术突破。潞商始终未能实现有效的转型行动，逐渐让出了晋商中执牛耳的地位。
蒲商转型经营政治，市场扩大影响深远
晋商中的蒲州商人，大多靠经营食盐、粮食起家，他们在明朝后期经过转型，从经营企业到经营政治，曾达到了其他商帮至今都难以企及的高度。蒲州商人培育子弟进入政界，担任高官，成为其利益代言人。如盐商王瑶之子王崇古任职宣大总督，成为封疆大吏；盐商张允龄之子张四维入选张居正内阁，并继张居正之后担任内阁首辅。蒲商势力参与推动的“隆庆开边—俺答封贡”，实现了宣大地区的和平贸易。既有利于蒙汉人民解除经济封锁，改善生活；也有利于晋商扩大市场，获取利润。
晋中商人转型金融业，攀上晋商最高峰
清代道光初年，正值鸦片战争前夕。这是传统认识中，中国已经积贫积弱的年代。可就是依靠一次成功的转型，晋中商人后来居上，在这个特殊年代创造出晋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1823年，山西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抓住商机，退出染料化工行业，改组为日昇昌票号，主营汇兑金融服务业，获得了极大成功，并带动山西票号业的全面繁荣。
晋商转型不力，民国后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让曾经实力雄厚的晋商遭遇重创。当时的晋商不但难以控制外部金融风险，自身的转型进程也十分糟糕，未能适时地进入现代轻工业、重工业的舞台，结果是全省晋商大面积倒闭。到解放前，比较像样的现代企业大多为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所创办和控制。普通晋商已经萎缩为低层次经营，雄风不在。
从上述晋商转型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两大启示，一是生存依赖型的特大型龙头企业往往较难转型；二是思想前瞻和目光敏锐，是转型成功者的必要条件。
特大型龙头企业，一旦建立对某种经营模式的生存依赖，往往是容易转移阵地，但却很难进行转型。远的如旅蒙晋商的代表——大盛魁，山西票号的鼻祖——日昇昌；近的如全球代工业的霸主——富士康，竞价排名的收益者——百度公司等，均存在此问题。而蒲州商人前瞻性地培育政治代言人，晋中商人目光敏锐地对汇兑金融业进行拓展和追捧，都是自身成功转型的先决条件。一旦及时抓住这种产业切换，一个原本二三流的企业，也往往可以凤凰涅槃，引领风骚数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