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在国际城市论坛2012年会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推出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正式发布。该书围绕当前社会形势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分析，将社会管理创新这一主题引向深入。
本书是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总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今后的一个展望。在导论中，该书提出了社会管理科学化与制度创新的十大趋势，其中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治理结构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为最后一个趋势。实现从“善政”向“善治”转变，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大政府”向“大社会”转变，这三个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互动的过程。推进这个过程，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以社会建设的视角推进顶层设计
在国际城市论坛期间举办的2012年社会形势分析会上，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作了题为“新时期的战略任务是推进社会建设”的报告，介绍了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社会建设的三个阶段，以及重点推进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则提出社会管理在认识和实践中存在三大误区：一是刚性“维稳观”，社会管理就是强化政府管控；二是网格化管理被滥用；三是只讲维稳，不讲维权，只讲民生，不讲民主。
这些问题，是以往“管理社会”思维的体现，就社会管理谈创新本身很难突破。于是，专家学者们疾呼“新的社会需求、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现象，更加凸现出转型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种重要和紧迫，不仅需要基层的经验创造，更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
如果说，2011年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元年的话，2012年就是社会管理规划元年。今年，不仅确定了38个整体推进的综合试点地区，四川、江西等地还发布了省级社会管理规划。而在这次论坛上，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就是社会管理需要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统筹规划，方能化解当下的难题。以社会建设的视角来进行社会管理顶层设计，成为解决当前难题的重要理论之一。
社会建设的研究，国内以陆学艺、孙立平、郑杭生三位先生的理论为主。对于社会管理目前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根据陆学艺的定义，社会建设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龚维斌呼吁，社会建设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二是发展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三是加强社区建设，促进社会融合；四是优化社会结构，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五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完善社会规范体系。社会建设是社会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应把社会管理纳入社会建设之中，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社会建设为重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建设一直是我国发展的中心，GDP增长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不断暴露，社会矛盾日渐尖锐，社会秩序失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群体性事件增加等问题异常突出。
这些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造成的，有学者测算，中国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差了15年。所以，中国不能够再唯“GDP”，需要切实扭转经济建设单一中心的状态，转而更多地关注社会建设，将社会建设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重要位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而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深刻变化的突破性认识。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概念，即“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列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专题。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要努力建成“五有”社会，进一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们不难发现，我党对社会建设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而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是以改善民生为主要特征。根据学者的观点，中国的社会建设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第二阶段，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第三阶段，我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目前，我们的社会建设正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在这一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大将要召开，从对以往社会建设的梳理，可以肯定的是，十八大必将社会建设放在一个更加的重要的位置上，甚至将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主中心的独轮发展，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的双轮驱动。
社会体制改革可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十八大后，社会建设将进入一个全面推进的时代，这是此次论坛最重要的一个共识，而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通过社会体制改革，让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更多惠及于民，更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铺平道路、创造条件。
按照学界的一般观点，社会建设的核心是优化社会结构。但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解决关键的“体制性”瓶颈，确切地说，应该是社会体制的建立和健全。
体制问题历来是社会进步和公共绩效的渊源所在。体制、制度的完善和进步，才是建设的真正开始。理不顺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无从下手，社会建设就谈不上实质性的推进和突破，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建设必须聚焦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在社会体制上谋篇布局，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现在我国社会体制还很不完善，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体制建设虽然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人们对社会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社会领域发展心存疑虑，在实际运行中被“挤兑”、被弱化的状况十分普遍，甚至将社会体制建设简单等同于社会管理，对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需要配备、提供哪些社会框架支撑，政府如何培育、帮助托起社会领域的体制建设缺乏清晰和准确的总体把握。
社会体制的构成和主要类别应该包括，社会运行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区构成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目前，我们的社会体制改革的目光还仅仅停留在户籍制度改革、社区自治等点的层面，我们需要将社会体制建设放到与经济体制建设、政治体制建设、文化体制建设的高度，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体制序列”。
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将社会建设的动力交还社会，就是要做到“政社分开”，这方面其实可以参照经济领域的成功经验，那就是政府抓两头：一是抓宏观调控，二是进行基础建设。在社会领域，宏观方面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分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让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惠及的成果；在基础建设方面就是要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最后，我们的社会建设在企业这个领域相对薄弱，城镇人口的90%以上，最直接的管理者就是企业，如果我们当地党委政府不强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早晚会出大事。9月23日晚，在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厂发生骚乱，当晚两批员工在宿舍外斗殴，规模扩大到最多2000人，警方在24日凌晨平息这场骚乱，部分员工被拘留。这起事件告诉我们，企业实际上是社会建设重要的主体和载体，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个政府、社会、企业共同治理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