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洪波，人称“邓书院”。生于1961年10月，湖南岳阳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书院》丛刊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等职。主要心血凝于《岳麓书院史略》（1986年）、《中国书院辞典》（1996年）、《中国书院制度研究》（1997年）、《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1998年）、《中国书院文化丛书》（已出楹联、学规、章程、揽胜、诗词五册，1999-2002年）、《中国书院》（大型学术画册，2003年）、《中国书院史》（2004、2006年简体1、2版，2005年繁体版，2012年简体增订本）、《长江流域的书院》（2004年）、《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全二册，2006年）、《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全三卷，2011年）、《千年学府——湖南大学》（英汉对照，1996年）等。曾应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委托，承担修纂清史主体部分之《史表·书院学校表》项目。
放眼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书院，今日仍然能够在高等教育中发挥作用者已不多见，而岳麓则是其中翘楚。从“岳麓书院修复办公室”，到“岳麓书院研究室”，到“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最后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一步一步地，湖湘人以特有的实干精神，把“岳麓书院”四个字后面的尾巴去掉，让“千年学府”得以“弦歌不绝”。今天，作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岳麓书院面向全球招生，还成立了带有“国”字头的中国书院博物馆、中国书院研究中心。
身在岳麓研究岳麓，邓洪波教授无疑是幸福的。将近三十年岁月里，在岳麓书院红墙青瓦的胜利斋之中，他以岳麓书院本身为研究对象，进而对历史上中国与东亚的书院历史展开全面研究，撰写出一部部皇皇巨著，饮誉学界。“邓书院”的名声，实非虚传。
作为学者，邓教授没有想象中的严肃与拘谨，随和的笑容如和煦的春日；作为研究书院的学者，邓教授对书院传承的儒家义理有着深深的服膺，认为儒家伦常含有合理的人性。十二年前，邓教授的父亲不幸患上间歇性的癫狂症与抑郁症，作为那一代人中少见的独生子，多年来他一直尽心尽力地伺侯生病的父亲。
岳麓书院的学规，第一条是“时常省问父母”。岳麓这位邓教授，做得到位。
精研书院三十年
《学习博览》：邓教授，你在岳麓书院工作多年，最初怎样与岳麓结缘的呢？
邓洪波：1983年，岳麓书院修复，征集相关资料，涉及到宋代。我当时在湘潭大学读大三，正好对宋史很感兴趣，写了一篇关于宋代书院的文章。指导老师是国立湖南大学毕业的，觉得文章还不错，就让我再写一篇关于宋代岳麓书院的论文。论文解决了以前争执不休的几个问题，拿去参加全国性的首次书院研讨会——我作为唯一的在校本科生参会。1984年大学毕业，我就到湖南大学工作。
《学习博览》：潜心研究书院史近三十年，你对书院的历史有怎样的总体认知？
邓洪波：书院在源头上可以分为官、民两条线：官方的源头是整理典籍的文化机构，最初是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民间的源头则是私人治学的书斋，人们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在一起。书院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与激荡，而技术背景则是印刷技术的出现。围绕着书，书院开展了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从唐代到清代，绵延1200多年，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区，数量在7500所以上。书院培植了学风士气、民俗风情，也为养成国民的思维习惯和伦常观念做出重要贡献。从明代开始，书院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地区。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书院还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遗憾的是，1901年光绪皇帝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不过，书院仍然贯通在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之中。
“谁谓潇湘？兹为洙泗”
《学习博览》：众多书院之中，岳麓书院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遥想千年之前，它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呢？
邓洪波：岳麓书院在潭州（今长沙市）岳麓山抱黄洞下。唐末五代的时候，湖南被视为贬谪之地，文教十分落后，习俗暴躁凶狠。有个叫智璇的僧人，希望用儒家之道改变这一状况，就给士人提供场所和经籍，逐渐形成略具规模的教育场所。
976年，潭州知州朱洞和通判孙逢吉接管智璇设立的办学设施，扩充规模，增置图书，正式创建岳麓书院。五六年之间，教化初见成效。1001年，时任潭州知州李允则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奠定岳麓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部分构成的基本规制，于是“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心”。当时诗人王禹偁赞叹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曾经落后的荆蛮之地，有了欲与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试比高的自信心。潭州从此有了“潇湘洙泗”的美名。
《学习博览》：此时的岳麓书院，只是初步奠定了基础，离“天下书院之首”，还有很远的距离吧。
邓洪波：真正使岳麓书院享誉天下的，是它已知的首任山长周式。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学问和品行都很好。在他之前，学生只有60多人。但他一主持，众望所归，一下子来了几百学生。周式请示潭州知州刘师道再度扩建书院。
当时，赵宋王朝立国已经五十年，但对各地割据政权连年用兵，北方有强辽压境，统治者无心也无力于文教。宋初八十余年间，官学只勉强维持国子监与太学，地方学校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这极不适应海内承平、文风日起的社会形势。因此，政府不得不仰仗日渐兴起的民间办学力量。周式数年之间在岳麓书院聚集起数百名学生，正好可以树立为榜样。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周式，拜其为国子监主簿，给了这个普通的书院山长以极高的礼遇。但周式心系岳麓，执意回去教学。宋真宗没有办法，就赐给他对衣鞍马、内府秘籍及御书“岳麓书院”匾额，还有当时的“高新科技产品”——雕版印刷九经。岳麓书院一下子天下闻名，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完全确立起来。周式治理下的岳麓书院，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当时的欧洲，还在黑暗的中世纪中摸索，类似的学校模式三四百年以后才在欧洲出现。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
《学习博览》：在岳麓书院的历史上，“朱张会讲”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可以与朱陆的鹅湖之会相媲美。你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邓洪波： 张栻是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的得意门生，是胡宏之后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岳麓书院毁于战火。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岳麓书院，即聘请张栻主讲其间。张栻发扬胡宏之学，反对仅为科举利禄、仅习言语文辞之工的学习风气，提倡经世致用。一时间，“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岳麓书院逐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
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的好朋友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骑着马来到岳麓书院，“朱张会讲”由此开始。会讲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并往来于善化（今长沙）城南、衡山南轩二书院，以“中和”为主题，涉及到太极、乾坤、心性等理学问题，持续两月有余。讨论非常热烈，仅论中庸之义就“三日夜而不能合”。
全国最有名的两位学者会聚岳麓，就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这是难得的盛事，慕名云集的生徒超过千人，以致时谚说：“道林（寺）三百众，（岳麓）书院一千徒”——道林寺是位于岳麓山东麓的寺庙，僧人非常多。会讲之时，“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好多人骑着马、带着书童来听课，马把门前两口池塘的水一下子就喝干了，造成宋朝当年的“大油荒”。
岳麓书院朱张会讲首开书院会讲、自由讲学之风，比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还早了八年。二十八年之后的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以湖南安抚使身份再到岳麓讲学，可惜此时张栻已经去世，朱熹就将张栻的文集整理并刊行。朱张之学同出北宋的二程，加上讲学活动，朱张之学就成为岳麓书院的学统。这个学统既是地方性的，也随着程朱理学被尊为官学而上升到国家层面。元代理学家吴澄说：“自此以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朱张之后，岳麓书院变成湖湘学人的精神象征。就像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天安门从此就变成一个象征。
《学习博览》：岳麓书院对于湖湘的士风影响颇深，可否举个具体例子谈谈？
邓洪波：宋末，蒙元军队围攻潭州城。围城之前，岳麓书院山长尹谷率领书院学生撤退到城内州学，坚持读书，不废学业。激战之时，师生们毅然放下书本，拿起武器，与军民一起登城共守。城破，岳麓诸生数百人，绝大部分舍生取义。尹谷举家自焚，以身殉国。岳麓书院在这场战争中化为废墟，过了十年才恢复。可见，书院所倡导的理学的普遍原则，已经达到改变民风士气的深度。
在历史上，由于战争的破坏，岳麓书院曾经数度兴废，其间间隔甚至长达六十多年。然而，形式上可能断几十年，精神命脉却不会断绝。
“疑误定要力争”
《学习博览》：这种“精神命脉”，在岳麓书院的日常运作中，怎样体现出来呢？
邓洪波：我想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它的诸多学规。比如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号九溪）制定的学规，总共十八条，第一条，“时常省问父母”，回家帮父母刷刷碗、洗洗脚、捏捏肩，你看多现代！第一条是家庭伦理，第二条才涉及儒家道统，叫“朔望恭谒圣贤”，就是初一、十五都要举行参拜仪式，表示对儒家圣贤的尊敬。第三条，“气习各矫偏处”，坏习惯一定要改正。第四条，“举止整齐严肃”，这一句后来变成民国时期湖大的校训，叫“整齐严肃，忠孝廉节”。第五条，“服食宜从俭素”，不能沉溺于口腹之欲。第六条，“外事毫不可干”，不要因为不相干的事情浪费时间。第七条，“行坐必依齿序”，就是根据年齿即年龄排座位，而不是根据官位或学问。第八条，“痛戒讦短毁长”，不要说长道短搬弄是非。第九条，“损友必须拒绝”，交朋友要交正直的。第十条，“不可闲谈废时”，不能扯淡浪费时间。前面十条，占一多半的条文，都是讲怎样做人。在此基础上，剩下的八条才谈如何做学问：“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项”，“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早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学习博览》：“疑误定要力争”，在强调“代圣贤立言”的科举考试的大环境下，实属难能可贵。
邓洪波：这是一种追求学术自由的怀疑精神，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还是王文清提出的读书法，包括《读经六法》和《读史六法》。《读经六法》包括：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辨义。正义和通义指前人和官方通行的说法。除此之外，还要推敲有没有其他的意思（余义），怀疑前人和官方的说法对不对（疑义），提出自己的看法（异义），最后还要辨别哪个说法更合理（辨义）。经的地位本来非常神圣，但从第三条开始，怀疑的精神就出来了。这体现了湖南人“蛮”的特点，连经典都敢大胆怀疑。
《读史六法》一样充满这种自由的怀疑精神，分别是：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证心术、取议论。第六条强调要在讨论中形成自己独到的看法，与《读经六法》的怀疑精神一脉相通。
在两百多年前的乾隆时代，王文清就在课堂上公开教导学生大胆怀疑，还提出非常完整、系统的怀疑步骤。这些文字，现在还静静地嵌在岳麓书院的一块石碑上，闪耀着湖湘文化的光辉。尽管碑上只有几十个字，但这是湖湘文化最重要的基因。
“朔望恭谒圣贤”
《学习博览》：怀疑与对圣贤的敬重并不冲突。学规的第二条就规定“朔望恭谒圣贤”，请你谈谈书院中的祭祀问题。
邓洪波：书院祭祀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所供奉的人物，标举自身的学术追求，确定自身的学统，从而“正道脉而定所宗”。书院是儒家的地方，理所当然地要供奉孔子及其门下贤者等儒家先圣先师，以区别于佛道两家的菩萨、神仙。但是，儒学内部有不同的派别，而书院则是学派的基地，书院祠堂之上供奉开山祖师及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象征书院的精神血脉。比如岳麓书院侧重湖湘的文化传统，祭祀朱熹和张栻，号为朱张学统，并一直上溯到战国时的屈原和西汉时的贾谊，晚一些的还有自己的学生王夫之。
书院设祭有一定的标准：被祭祀者或乡于斯而“有德”，或仕于斯而“有功”，或隐学于斯而“道成于己”，或阐教于斯而“化及于人”，总之是与本乡本土关系密切，在德行方面各有其可学之处。书院的祭祀活动依照儒家礼乐程序进行，通过庄严神圣的祭祀礼仪，诸生得以感知先圣先贤们的人格魅力，感生成圣成贤之志，在日渐月摩中进德修业。 尤值一提的是祭祀完毕后的“分胙”，就是分享祭肉。分胙的仪式很隆重，不只是半斤肉、一斤肉的意义。除了分给读书人，特别强调要分给员工——门夫，打扫夫，看碑的人。作为儒家道场中的普通工作人员，能够拿到祭肉，在精神层面上是一种荣耀。
《学习博览》：岳麓书院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文庙，可否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古代的祭祀？
邓洪波：恢复岳麓书院的所有祭祀活动，彰显其精神与学术传统，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短期内可能还难以做到。有些遗憾，只能待以时日。
书院与官学“和而不同”
《学习博览》：书院的日常运行需要经济的保障，学田是书院基本规制的一部分。如何全面认识学田的意义？
邓洪波：学田是书院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明朝的娄性说：“书院不可无田，无田是无书院也”。书院必须“有屋以居，有田以养”。学田有很多来源：北宋时有朝廷的赐田，后来有地方官府拨田、拨钱、置田，政府官员个人捐俸市田，民间家族或个人捐私田，宗族立学田教族里子弟，等等。岳麓书院最多的时候有学田五千多亩，历经改朝换代，一直传到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时候，还剩两千多亩，土改的时候才被分掉。岳麓书院在长沙城还有一些店铺出租，甚至还把钱投到武昌、湘潭的商铺中去生利息，充分利用了当时商品经济所能够达到的程度。
《学习博览》：谈到经济问题，涉及到对书院性质的认定。一般人认为书院属于私学，与官学有一定的距离，你怎么看待？
邓洪波：书院本身既有官办，也有民办。官办可以获取合法甚至正统的社会身份以及官方的资金支持，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中更容易生存，具有正规化、制度化的特色；民办书院容易赢得本土士绅世世代代的支持，这种力量看起来单薄，但更加绵长、持久而深厚，容易形成自由讲学、注重师承等气质。二者都能达到教化百姓的目的。
书院与官学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和而不同”的关系。在科举取士的大环境下，书院不可能独立于科举制度之外，大多数书院的教学目标、内容及课程设置都围绕科举制度进行。但是，书院教学不会为科举而科举，而是在坚守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去适应科举，并通过自身的努力纠正培养科举人才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书院教育生徒不但要会科举，还要有对文化、对社会的担当。
改制未必是历史必然
《学习博览》：1901年书院改制至今一百多年来，新式学校蓬勃发展，也出现大量弊端。你如何看待书院改制？
邓洪波：书院改制有其特殊的背景。甲午战争中，我们被以前不大看得起的小小日本给打败了，于是彻底反省，认为原因在于日本人学习了西方。西学由此占据上风，好像传统丢得越彻底越好。光绪皇帝一纸诏令，书院和科举在1901年、1905年就通通废弃了。
实际上，书院是在超高速发展中被强令改制的，与惯常的衰败而亡的想象截然不同。统计数据显示，清同治、光绪两朝四十年间，书院以1062所的增量神速发展，是中国书院1200余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并无半点衰竭濒死之迹。此前的改革实践表明，依凭传统经世致用的智慧，书院完全有能力根据时代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和管理制度，能够从古代走向近现代。改书院为学堂也并非唯一选择，改造旧书院或创建新型书院，都有达成引入西学，甚至实施民主管理机制的成功范例。书院改制是晚清在特殊背景下的非常之举，很难说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
五四之后，蔡元培、胡适、毛泽东等人都意识到，废除书院的做法过激了。蔡元培曾经做过晚清两个县级书院的山长，他当年整顿北大的时候，就有意把书院的管理思想融入进去。毛泽东于1923年发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指出书院在办学形式上有“师生的感情甚笃”，“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等三条好处。湖南自修大学的做法曾得到蔡元培的高度赞扬。胡适认为书院自由、独立，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尔顿制”（导师制）“精神大概相同”。
跟现代书院一起成长
《学习博览》：书院虽然在制度层面被废除了，但是仍然不绝如缕，比如马一浮的复性书院，钱穆的新亚书院等。
邓洪波：复性书院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坚守，存在时间较短。新亚书院则试图在殖民地的环境中重建儒家的伦理纲常，存在至今。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钱穆对国共两党在态度上都比较游离，宁愿去当时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建设新亚书院。新亚书院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既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想，又注重训练其专业知识，把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结合起来。到六十年代，港英政府将新亚书院和联合、崇基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当发现自己不能主导书院教学时，钱穆宁愿辞职。现在新亚书院基本上不参与教学，只做一些不进入学分的课程和课外辅导，关注学生心灵成长。他们虽然不是很满意，但还在坚持。
《学习博览》：天运往还，如今中国的书院虽然还未大盛，但可谓遍地开花。你如何看待这一轮的书院复兴？
邓洪波：我们2011年底以百度搜索统计，数据令人惊讶：1901年改制以前的传统书院有674所还有活动，以各种形式服务于现代社会；1901年以后创办的现代书院则有713所，其中实体书院591所、网络虚拟书院122所，古今书院合计1387所，超过唐宋书院数的总和。因此，书院复兴可谓真真切切。
传统书院修复以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应天府、东林、东坡书院等天下名院为代表，最典型的代表是素号“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它不仅全面修复，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在1986年、1991年、2004年分别开招专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现代大学体制以内，全面恢复书院教育与学术研究等文化功能，还招收国外留学生、访问学者。
新建书院近年来呈现多样性文化指向。首先，在体制以内，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承担学校本科教学任务，培养研究生与从事科研活动并重；而仿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模式者，如复旦、苏州、西安交大等大学，创办各种名目的书院，为教学和学生管理服务。而实行书院制，更成为朱清时校长在南方科技大学进行学制创新的焦点。 其次，在民间，更有各式各样的书院出现，如西安白鹿书院、山东龙口市万松浦书院、天津北洋书院，分别由陈忠实、张炜、冯骥才先生创办主持，他们以省市作协主席或茅盾文学奖得主的身份，投身书院，代表了当代文学家对书院的见解。北京海淀区的四海孔子书院，创基于十年儿童经典诵读之上，教材偏重东西方经典，以培养向世界说明中国文化的未来人才为指归；顺义的七宝阁书院，由补充学校教育不足入手，注重幼儿班与小学生，已开始自编系列特色教材；后海边的苇杭书院，仿行明代书院讲会之制，并无弟子，只定期邀约京城高校学生与年轻教师研习四书、孝经等儒家经典，培养读书种子，以增文化元气；台北的德简书院，也以成人为学员，倡导儒家文明于现代都市；武汉的云深书院，则以传统礼仪为主攻，在习礼的庄严与程式中倡导文化传统的复兴；而大兴安岭的长白书院，以个人研修为主，清苦之中，更倾向于人的心灵安顿与行为修炼。
再次，在官民二者之间，还有民办官助，或官办民助等形式的书院出现。山东泗水县的尼山圣源书院，实行“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的机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成功举办高端国际学术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推动儒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对话。福州厦门的筼筜书院，以“政府支持、企业投资、公益性经营”的方式运营，定期开办海峡两岸国学论坛，长年开展国学经典教育。
除了实体书院之外，在网上这一虚拟空间，尚有百余所书院在开展各种文化学术活动。而北京什刹海书院的创办，更宣示新形势下儒佛相融的文化选择。当代新书院由古开新，正在努力适应与满足全球化背景下快速转型社会中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读书人的文化教育需求，正在开拓新的发展方向与空间。
对于书院复兴，一直以来质疑之声不断。对此我是审慎乐观。只有泥沙俱下，才能形成一种潮流，历练出好的书院。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面对社会问题和理论挑战，以全球化视野重建中华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和伦常行为规范，是当代书院的时代使命。同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要找到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真正的发自内心，不卑不亢，这可以借鉴老湖南大学的校训：“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既要继承传统的道统，也要吸取西方的长处。我们并不完全反对西方，但近一百年，我们被西方中心论打压得完全抬不起头来。书院应该在培养文化自觉和自信方面有所担当，在西方文化的强势环境中开辟出我们的天地。
《学习博览》：作为长期研究书院的学者，你如何定位自己在书院复兴过程中的角色？
邓洪波：作为研究者，我要告诉大家历史上书院的优点和缺点，让现代书院不要走过去的弯路，吸取并放大过去的经验。同时，除了这种“旁观者”的角色，我还希望做一名现代书院的“参与者”，跟现代书院一起成长，一起承载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