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经历了政府4万亿计划的大手笔救市，中国经济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考验？会是已经街谈巷议多年的“民工荒”么？过去20年中国发展的最大功臣——农民工，是否已经选择了撤出城市，回归农村？
经济学家樊纲将时下热议的“民工荒”视作一种悖论：城市里民工不足，农村则劳动力过剩、未充分就业，两种现象并存。
许多学者将原因归结为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或认为需以推进高质量城市化来解决。但也有人反对。经济研究员仲大军认为，六七成农民工根本不在大城市，而是在工业地区工作，城市化对他们无益，产业升级只会将他们挤出城市。
在10月25日下午举行的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上，多名经济学家、农民和劳动问题研究方面的学者济济一堂，就“民工荒”的解决方案展开讨论。
民工荒成因： 制度？劳动力结构变化？
对于“民工荒”的形成机理，专家们多有分歧。樊纲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制度后果，是对城市贫民窟的一种代偿。“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贫民窟，中国特殊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产生了民工过早退出的问题，但没出现城市贫民窟，这是伟大的成就。” 樊纲说，“如果要用贫民窟来换‘民工不荒’，我宁可要民工荒。贫民窟太惨了”。
与他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黄益平则表示更认同社科院教授蔡昉的观点，即“民工荒”现象是劳动力市场本身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后果。他指出，随着时代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宁愿在城市里成为相对的“贫民”，也不愿再返回家乡。“我印象很深的是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我在宁波碰到一群年轻农民工在喝咖啡。问他们为什么不干活，说是没工作了。我第一反应是，没工作为什么不回家？他们说家里没电脑、没网络，什么都没有，已经不适应了。”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认为，首先应该定义“民工荒”：“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闹民工荒了？还是全中国闹民工荒了？实际上现在还是发达地区。原因除了上面说的制度，还有新农村建设和小城市发展，给了农民更多的选择——如果在农村干的收入比在城市干少不了多少，民工就不用去背井离乡了。”
农民工早退调查 多因收入偏低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和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纪韶研究数据证明，如果“民工荒”指的是农民工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那么，这种情况不仅确实存在，还伴随着另外一些令人深思的结论。
郭万达说，其研究组在重庆巫溪、深圳宝安、福建泉州所做的三个不同调查，都表明农民工早退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偏低。早退年龄低带来的后果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数据中得到证明：城市农民工的主力处于20～30岁年龄段，即通常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30～40岁及以上的人极少。但与此同时，新生代中只有3%的人能在同一份工作中干到五年以上，换句话说，熟练技工急缺。
“我们还发现，那些早退返乡的农民工，回去以后也多数离开了农业。” 郭万达说。
纪韶的课题组对北京500个农民工家庭的跟踪调研发现，尽管农民工收入不高，他们的配偶往往收入更低，其中20%的人收入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在从2011年年底至2012年3月的调查期内，受调查者平均月工资收入1718.28元。
不论政府近几年在社会保障上取得了多大进步，对这些住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人而言还是杯水车薪。97.81%农民工自付费用看病，大部分人住在月租500元以下的房子里，而住进政府廉租房的比例和住自购房者的比例相同：0.22%。
郭万达和纪韶的调查有一些共同结论：使农民工离开城市的原因中，“收入太低”占绝对主力地位。针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和社会福利严重缺失。
学历高者占比低 教育和培训是燃眉之急
郭万达根据他的调查提出政策建议：“现在必须做、越早做越好、力度越大越好”的，是农民工子女教育和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纪韶也持有同样观点：“现在的留守儿童就是中国明天的劳动力市场，产业的未来堪忧。”
据纪韶的数据，75%以上受调查农民工已将子女随迁至北京，其中绝大多数就读打工子弟学校。他们不大可能再回到土地上：二成农民工已将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永久性转包，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另一份2011年的调查表明，既没受过农业技术培训也没受过非农技术培训的沿海农民工在六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已不会干农活了。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是足够好的工人。同样根据纪韶的数据，82%的农民工没有技能培训证书，而达到高级技工程度的人仅占0.86%。
郭万达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好，但这只是相对他们的长辈而言。他们的长辈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仅占13.2%（重庆巫溪数据），而这一代新人有34%读过高中。即便如此，在农民工城市化做得最好的深圳，其公办教育比重还是远低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凸显出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
国家发改委产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农村室主任蓝海涛说，户籍等各类制度缺陷使农民工处于不稳定当中，这一点阻碍其素质的提高：对农民工而言，没有稳定的栖身之地和工作岗位，就没有稳定收入，提高技能也无从谈起；对企业而言，员工不能稳定为其工作，自然不愿意下力气花成本培训。
蓝海涛建议仿效德国模式，延长全民义务教育年限，规定高中之后需要接受职业教育。此外，他还建议推行专业技能证照考试，企业申报政府项目时附加“持证就业”的产业工人比例条件，对达到条件的企业可给予减税等奖励。二在公共规划上，对农村学校教育和农民工职业培训实行顶层设计和规划，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由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奖补。
5亿农民工面临城市化 专家建议让农民“带资进城”
樊纲说，现在多数地方政府在拒绝农民进城，农民面临的并非如何进城，而是如何住下来的问题。他回忆，自己在不少地方开会讲到这个问题，休会时，会有老干部来跟他讨论：能不能有个政策让农民不进城？让他们在家乡发展行不行？“我跟他们说，如果你是农民，你进不进城？全世界都进城，中国不进么？”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林凌认为，农民实际上并不愿意把户口迁进城，因为这意味着要放弃价格正在不断上涨的土地；另一方面，工厂和政府也不愿意让农民工成为正式工、市民，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福利和对应的财政负担大大上升。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入手，允许农民对自己的土地享有财产权利，并使这些财产权流动化，让农民“带资进城”。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同样主张让农民“带资进城”，其原因是成本：到2030年前预计将有4亿～5亿农民工城市化，其成本经粗略测算将达到40万亿～50万亿元。如此高额的成本让任何一方独立承担都是不现实的，只有建立由中央、地方、农民、社会等多方参与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才是可行之道，为此，就必须让农民有可变现的财产权利。
获得第三届中国软科学奖的 “成都市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政策研究与试验”课题，为上述主张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即以土地财产证确认农民的承包权，通过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所和农村银行实现承包地、宅基地等的流转和抵押贷款，最终使承包权转化为货币。
林凌说，经过初步调查，上述“成都模式”中，每个农民平均能带着50万元财产进城；这个数字如果推及全国，按每年城市化率上涨一个百分点计算，相当于1300万人携财产进入城市，不仅解决成本问题，对于推动内需也将是一个强劲的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