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纽约的一个冬日，在纽约市立学院的宿舍中，几个大学生正在激烈地讨论着斯大林在苏联的独裁体制，以及美国的经济问题。 那是美国最凛冽的寒冬，经济大萧条紧接着“二战”，法西斯主义正在崛起，资本主义似乎面临失败。这群学生，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李普赛（Seymour Martin Lipset）、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厄文·豪尔（Irving Howe）面对美国严重的失业问题，看到人们脸上的悲哀，他们成为同情社会主义的左倾青年。但他们明确反对斯大林的专制，所以成为反斯大林的托洛斯基派。
几年之后，他们成为那个时代最引领风潮的知识分子，并对后来的政治和知识思潮影响深远。他们甚至被冠上一个专有名词：“纽约知识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
但时代的变化让他们产生困惑。他们支持自由、相信平等、不信任资本主义，同时又痛恨共产主义。上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学生运动更冲击着他们这些老左派。
在这些剧烈的历史变动下，丹尼尔·贝尔在1960年写下经典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文学与政治批评家豪尔则始终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并创办一本重要的左翼思想杂志《异议》（Dissent），欧文·克里斯托和其他几人则转向新保守主义。
对克里斯托来说，他在“二战”后发现美国并不是如左翼所宣称的帝国主义，而是自由的守护者，所以转向自由主义。
但到了巨大骚动的上世纪60年代，对这群极为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人，反越战运动成为一种对爱国主义的背叛，而且是纵容共产主义势力扩大；约翰逊总统意在建构福利国家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政策，则被他们认为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精神的破坏（虽然他们当初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新崛起的青年反文化运动（摇滚乐、药物、同志运动、性解放运动、嬉皮），更让他们认为会造成美国社会和道德的败坏、走向虚无主义。
于是他们与偏左的自由主义分道扬镳，严厉批判他们，掀起了成为后来美国政治主轴的“文化战争”。克里斯托后来说：“如果有一件事新保守主义者可以取得彻底共识，那就是不喜欢反文化。”
一
就在反抗运动漫天扬起的1965年，克里斯托和已是知名社会学家的贝尔创办了评论性杂志《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
这个杂志主要的关怀就是质疑政府的社会政策能否带来好处，并由此被视为新保守主义运动的起源。
随着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政治的激进化，克里斯托也越来越右转：在1968年，他还支持民主党候选人韩福瑞，但到了1972年，他已经公开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当克里斯托更清楚地右转时，贝尔离开了《公共利益》，宣布自己在经济方面是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是自由派，文化方面是保守派。）
上世纪70年代初，豪尔的朋友、社会主义者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把克里斯托这群人的思想称为“新保守主义”。虽然当时这个标签是讽刺他们背叛了当年的左翼理念，但克里斯托后来却欣然接受。
1979年，他登上时尚杂志《Esquire》封面，标题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政治力量──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克里斯托本人如何理解新保守主义呢？他最有名的一个定义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就是一个认识现实的自由派”（a liberal mugged by reality）。他说：
“上世纪70年代初，自从这种思想在失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中发展出来后，我们所称做的新保守主义只是偶尔浮现出的一股知识暗流。它不是‘运动’，而更多只是一种‘信念’（persuasion）。”
“新保守主义的历史任务和政治责任是：翻转共和党和美国保守主义，将之转变为一种适合于现代民主的保守政治。”
“新保守主义是历史上第一个美国本土的保守主义。它是往前看的，而不是怀旧的：它的调性是欢乐的，而不是悲苦的。它在20世纪的英雄是小罗斯福总统和里根。”
“新保守主义不喜欢福利国家把社会服务都集中在国家手中，而且乐于研究提供这些服务的其他方式。但是他们也不同意哈耶克所说的我们正在‘通往奴役之路’。新保守派对于国家的成长没有感到不安或紧张，而视为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克里斯托这批“纽约知识分子”可以说是第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在上世纪60年代时他们主要关注国内议题。
第二代出现于70年代，他们不满民主党1972年的总统候选人乔治·麦高文（George McGovern）在外交政策上立场太左，如删减国防预算、从越南撤军等，因而支持另一个民主党参选人杰克森（Henry “Scoop” Jackson），这些人包括后来小布什时期的国防部长伍福维兹（Paul Wolfowitz）。1985年，克里斯托创立新的评论杂志《国家利益》（The Nation Interest），关注外交事务，这代表新保守主义从内政开始更多地转向外交。
90年代中期诞生了第三代新保守主义者，此时苏联已经解体，世界成为超级一元体系，所以他们关注的是美国在后冷战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并且不像前两代的人是从民主党离开的，他们具有明确的共和党倾向。主要的领导者就是克里斯托之子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他和肯根（Robert Kagan）创办了《每周标准评论》（Weekly Standard），是新保守主义的重镇。他们在1996年共同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后来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精华：美国军事力量可以用来促进好事；美国应该重塑世界秩序；必要时可以采取单边主义；民主在全世界的扩张有助于美国利益。这些也几乎成为小布什总统主要外交政策纲领，并在国内和国际都引起巨大争议。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出现了以宗教为基础的、更强调道德议题的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主要是反对60年代的反文化、反对政府对民众课税却不支持教育中的道德和宗教内容。 这一派影响力在共和党中越来越大，并且和新保守主义合流，成为小布什时代的主要思想和社会基础。
克里斯托自己说：“我们民主文化的逐渐衰败，向下沦落到一个新的低俗水平，的确因此把新保守派和传统保守派联合起来，但没有结合那些在经济上保守但是不在乎文化问题的经济保守派。”
二
克里斯托一直关注思想的力量，他相信实践这种力量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思想杂志。从1942年开始，刚离开大学的克里斯托就和朋友创办了一本杂志《提问：独立激进思想的刊物》（Enquiry： A Journal of Independent Radical Thought），此后参与多份刊物的创办与编辑。
这些杂志因为发行量不大而被称为“小杂志”（little magazines）。可是，克里斯托相信，“虽然只有几百份，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世界；而统治世界的是理念，因为理念决定了现实如何被理解。”
克里斯托确实证明了他的这个信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政治的格局，并且让新保守主义逐渐成为共和党的基本哲学。
这不但在经济政策上使得连上世纪90年代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都采取了保守的新中间路线，宣称“大政府时代的结束”，在外交政策上，更影响了小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因而在21世纪改变了世界秩序。
小布什总统曾授予克里斯托自由勋章，说他设定了20世纪后半段保守主义复兴的基本知识架构。他没有说出的是，正是在21世纪初的小布什时代，尤其是“9·11”之后，新保守主义取得前所未有的高峰。
此时的新保守主义比以往更具有一种弥赛亚的想象，试图用美国的强大国力去世界各地推动他们版本的民主。克里斯托自己都在2003年说，在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享有第二个生命”。于是，少年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而成为托派的克里斯托，此刻却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哲学之父。
不过，在小布什执政后期，由于伊拉克的政权转移付出的代价远超过美国想象，且战争的正当性被严重质疑，因此新保守主义日益失去支持。在知识界，连原来保守阵营的知名学者如福山（Fukuyama）都出来宣称新保守主义已死；在政治上，先是民主党在2006年底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然后在2008年赢得总统大选。
就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第二年，2009年冬天，克里斯托过世了。他曾经推动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最初以反对过多社会福利为主，但后来转化为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而成为20世纪以来最有实际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只是，就在他过世时，这个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跟他一起死去。
他的敌人看似比他更早死亡：反文化青年运动过去了、共产主义瓦解了，甚至“自由主义”或者“自由派”（liberal）一度成为“脏字”。
但其实，这些理念早已渗透入美国文化：奥巴马推动了约翰逊以后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全民医保”，并且承认同志婚姻——同志平权运动正是上世纪60年代青年文化革命的产物，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再次赢得总统。
而保守主义的面貌也再度改变。克里斯托所相信的柏克式的保守主义已经被茶党的极端反政府主义所取代。这一次的大选失败让共和党与保守主义都重新在寻找出路。新保守主义可能赢来他们的再一次重生吗？
作者为台湾政治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