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 2012年7月8日下午，机长马红军正驾驶着飞机，航行在三亚到哈尔滨的航线上。3个多小时的航程中，他时刻与地面保持通话，3U8825是地面对他的称呼。 乘务员潘盼汇报“客舱有乘客昏厥”时，飞机正飞行在沈阳上空，天空中一共有20多架飞机在他周围。事实上，进入东北地区，马红军就接到通知，要求自己“以最小速度飞行”，要是再这样下去，晚点超过30分钟，他就要通知乘务员通过广播跟乘客道歉了。
马红军为晚点郁闷时，乘务长韩念正推着小车，给机上的乘客供应饮料。看到乘客沙丽琴脸色苍白，她特意冲了一杯糖水递过去。
可没过多久，韩念就听到“咚”的一声——沙丽琴瘫倒在卫生间门口的过道上了，旁边站着她的儿子。当时，他陪母亲去洗手间，没想到母亲出来时却毫无预兆地晕了过去。
韩念冲过去，一边让她儿子掐她的人中，一边问：“她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她有糖尿病吗？有高血压吗？”她身旁的一位空姐迅速取出应急氧气瓶给沙丽琴戴上，而潘盼则向机长马红军汇报情况。
马红军冷静地询问潘盼，是否做到了全部工作程序：安置病人，拿出氧气瓶进行初步急救，广播寻找医生……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马红军的眼神依旧没有离开面前的操作屏幕。那时，在马红军佩戴的雷达通讯听筒里，空中交通管理局正在向他第二次下达限速指令。这样下去，飞机降落时间很可能要推迟20分钟。这让马红军有点儿着急：“飞机上有病人，这样可不行啊！”但他转身镇定地告诉潘盼：“飞机上的状况你去解决，交通的情况我来解决。”
客舱里，昏迷的沙丽琴已经躺到了机尾的乘务员座上。潘盼开始连续4次广播同一条通知：“本次航班有乘客晕厥，失去意识。请飞机上的医务工作者速与乘务人员联系。”
同一时间，马红军开始联系地面的沈阳管制中心：“3U8825呼叫沈阳，本机上有位乘客晕厥。”
在地面接到呼叫的，是当天负责指挥飞行的民航东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沈阳管制中心空管员肖亮，他迅速问道：“3U8825，你的打算是什么？”
“在安全允许的范围内，尽快落地。”马红军说。肖亮立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取消限速，全速前进！”
让路
通话结束后，沈阳管制中心的指挥中心迅速忙碌起来。在场的两位负责人迅速决定，要让飞机尽快飞抵目的地，不仅要允许它“最大速度前进”，还要给它让出一条专属的航路。负责联络的同事迅速抓起电话，接通相关负责单位：“现有一架飞机上乘客昏厥，请尽快安排为这架飞机让路。”
当时，飞机上包括沙丽琴的丈夫秦海峰在内的乘客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直到听到寻找医生的广播，这个来自黑龙江小县城、刚刚和老婆儿子结束三亚旅行的中年男人才发觉不对劲。
当他在机尾发现躺在乘务员座上的妻子时，沙丽琴已经睁开了眼睛，可依旧无法发出声音。不管韩念问她什么，45岁的她只是艰难地摇头回复。
在驾驶舱，马红军刚刚收到了汇报：机上还没有找到医务人员，但已经进行了吸氧急救，乘客已恢复意识，但仍没有完全清醒。当时，他已经想好：如果乘客病情不变，自己就尽快飞抵目的地；一旦病情出现恶化，自己就要“随时准备降落”。
同一时间，地面上的工作也在继续。相关部门当即同意，为这架普通客机“让路”。短短几分钟，原本在天空执行任务的飞机迅速中止活动，在天空中让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航道。很快，马红军就接到了通知：“3U8825，采用最大速度，立即直飞哈尔滨！”
降落
距离沈阳500公里外的哈尔滨，黑龙江空管分局的空管员张炼军也接到了通知：“3U8825机上有人昏厥，请协助指挥直飞。”挂上电话，张炼军迅速跟5位同事复述了电话内容。随后，他们分头行动，用雷达通讯向机长核实情况，打电话联系机场急救部门……
在他们忙碌的过程中，马红军正驾驶着飞机，沿着“专属航路”进入哈尔滨上空。
飞机的客舱里，终于有一个中年女性来到了后舱的乘务员座，她是一名中医。她向旁边的人借了枚一块钱的硬币，手法熟练地在沙丽琴的脖子后面刮痧。没过多久，又一位乘客走过来，给沙丽琴按摩。
慢慢地，沙丽琴的脸色红润起来，手掌也开始出汗。又过了一会儿，她说了声：“谢谢。”
15时34分，飞机降落在哈尔滨机场，比准点落地的时间提前了1分钟——飞机提前降落，这在航空业是不得了的事情。
下飞机时，沙丽琴已经恢复意识。他们一家3口还要坐4个小时的大巴客车，先到佳木斯过夜，第二天才能回家。
和沙丽琴一样，飞机上的大部分乘客都没有意识到，在过去的30分钟，自己乘坐的飞机，经过了一条平时几乎不会向民用航空开放的“专线”。
（摘自《时代邮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