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这一年,正值慈禧老太后60岁,大寿啊,要大办的!老女人弄权是厉害,脑子却很无知,也很自私。这位当国35年的老女人性喜奢华,且不低调。 为了自己60岁的生日,老女人竟然授意皇帝的亲爹醇亲王奕�去挪用海军军费去修什么颐和园,老女人还挪用了京奉铁路的修路款去修她日后安息的东陵墓穴。而日本人呢,连天皇和皇后都把财产献出来买军舰了。老女人的园子和坟墓工程浩大,所以一时间,奇技淫巧,工匠艺人是麇集京城,好不热闹。此时,日本兵已经渡过鸭绿江,满洲人发祥的白山黑水正被鬼子们蹂躏,帝国在沉睡,人民在流泪。
1894年这一年又是“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带着多年奋斗的激情和愿望,齐集京城参加这场重要的PK。
熙熙攘攘的繁荣、喧嚣,这一切都是假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了这场虚假的幻境,王师溃败,噩耗频传。
1895年初春,正当这些各地举人们等待进士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马关条约》中那一条条锥心的噩耗传来了:割让台湾,两万万两的惊天大赔款!这一切犹如晴天霹雳,劈醒了一些还有点良知的中国人!
很多的历史教科书上都说康有为、梁启超首先是于1895年4月22日奋笔疾书写成了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老康和小梁而后又登高一呼,十八省举人群起响应,在松筠庵,一千二百多人都在上面签了字。
5月2日,这些参加考试的举子们以及同情学生运动的市民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英明领导下在都察院门口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有数千人参加的请愿活动,要求政府对日抗战。不过很不幸,举子们的请愿书被都察院拒绝了。
这场所谓的大规模请愿活动就是历史教科书上津津乐道的“公车上书”事件!
所谓公车,原意是指官方的公共交通工具。据说汉朝时候,凡是在地方上的读书人如果学识渊博或者品德高尚,就可以被征举做官,这些读书人都要进京参加考核,他们可以享受一项国家提供的福利,就是在进京过程中乘坐官方提供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后来,“公车”就被用来指代要进京赶考的读书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将产生国家未来的栋梁,所以他们的思想言论对国家政策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所谓的“公车上书”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消息源是什么?可靠吗?层层历史的迷雾,等待我来为你拨开。见证真相的时刻到了!
“公车上书”这种说法的消息源来自于一本书,叫作《公车上书记》,这本书的作者是康有为本人!
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的回忆往往是最不可靠的,因为他们身处其中,很多时候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去主动修改自己的记忆。
按老康这本《公车上书记》的序言所说,从4月22日开始到都察院上书的举子是络绎不绝。
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双日堂期,也就是可以接受信访的日子。还是根据老康书里说的,这几天督察院门外是“车马阗溢,冠�杂沓,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这句话有点拗口,翻译成白云大妈的语言就是“那人是相当地多啊”。前来上书的举子,真是一拨接着一拨。
4月30日,由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
根据史料显示,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后几天内,依然纷至沓来,直至5月8日,因签约之事已尘埃落定,争无可争了,才告平息,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历史档案中的都察院工作文件中并没有什么“上书被拒”这回事。所谓“孤证不信”,不能因为官方档案没有,就说没“上书被拒”这档子事啊!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证据呢?咱们来看看私人的史料。翁同�是晚清重臣,他的日记对很多历史事件的研究都有很大帮助,老翁的日记以细节著称,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记。翁同�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1300名公车到都察院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
你如果说这些材料还不够,那么咱们再看看老康自己的材料。咱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版本的《公车上书记》都是老康多年后的修订版,老康这玩意儿的第一版就发生在所谓的公车上书之后没多长的时间内。
当年5月24日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说,5月2日那天,公车(举子)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涣散”,记住是“涣散”!这可是老康自己的话!都涣散了,还整什么请愿啊?还说上书“被拒”,简直是扯淡!
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当年的松筠庵,是不少举子们碰头聊天的地方,就像现在不少人都喜欢上的什么天涯社区。每天人来人往,喧嚣热闹,而上书的事情也是在这里商议出来的,至于有多少人具体参与了商议,有多少人是口头附议赞成,有多少人是来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画押签名的,并无一个准确的数字。
后来康、梁为了壮大声势,时而说有1200人,时而说有1300人,时而又说有3000人。最后,老康对外界说的数字飙升到了3000人!
准确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1300名举人在松筠庵会议上签名请愿并上书被拒一事,是否子虚乌有?
《公车上书记》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们的计划,原定是5月4日向都察院上书的。如果付诸实行,那真是一种惊人的历史巧合,一场发生在1895年的五四运动,将永垂青史。
可惜,因为5月2日听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大局已定,公车们请愿阻止,已经太迟了。
公车们还没去请愿就散伙了。后来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绘形绘色地把事件描述为“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可以肯定,5月2日由于和约已成定局,大部分举人都散去了,集体请愿的计划已经流产。
康有为即使坚持去都察院上书,也绝没有1300人同往的盛况。
这种扯淡式的夸大其词的文学描写,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笔下,似乎仅仅是康有为和他的门徒自吹自擂。
老康及其门徒和粉丝们的头脑当中往往是幻想多于实际,在回忆中总喜欢把自己修改成悲情型的救世英雄。
事件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当时马关议和的消息传至京城,首先在京官群体中炸锅了,他们首先是群情激奋,坚决主张迁都再战,官员们串联起来了,准备集体上书朝廷,反对议和,主张对日再战!
官员们的计划很快付诸了事实!
所以1895年4至5月间的上书事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朝中高层官员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官员们的上书材料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经呈达光绪皇帝手里。这个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公车们”是在官员们的带领之下进行的上书!
另一个则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公车上书”事件,这是由老康和小梁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可以看出,康有为师徒所进行的上书行动仅仅是当时一系列上书行动的一部分而已!他老康的上书,也只不过是众多上书中的一件而已,并没有什么突出的。
至于到都察院示威,纯属无稽之谈。康有为一贯把自己想像成新式圣人或教主,所以才在书中把自己说成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这种妄自尊大是一种典型的书生式的雄心壮志,无比美好,但是虚无缥缈。
老康喜欢用这样的书生意气来作为自己的前进动力和指导思想,完全不顾及现实效果和影响,这也注定了他和他的同仁们的悲剧结局。
老康书虽然没上成,不过进士倒是考上了,高中进士第八名,被授以六品衔的工部主事之职!
(选自《牛人袁世凯》/冉闵大王 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