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有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面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车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
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
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他们必定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要不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于是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
所以，我们不能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要注意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觉得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比如随地吐痰，当街对骂，从前并不想到旁边有孩子，以后人人都应该想一下。比如中国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当并不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被说成仿佛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时，上公共汽车时也就少有谦让现象，随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正常的事了。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词之一；“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的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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