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柏拉图与王国维各自理论体系的分析，论证其文艺观的不同以及背景与意义。柏拉图的文艺观带有浓厚的国家、集团、等级等意识形态色彩，一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后世理论都能从他那里找到根基。而王国维则认为文艺具有“超功利”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于社会现实，甚至不受政治因素影响。两种文艺观的比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 王国维 文艺观 功利 超功利
柏拉图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他的理式论模仿说、文艺的社会功用说两个方面。通过对他的基本理论的分析，可以得出他认为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主要以“理式”的方式表现事物本质，从而成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这是柏拉图社会功用文艺观的基本论点。王国维生活在19世纪末中国比较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虽然受西方思想濡染，但出于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对中国文化的独立思考，其对美学和哲学等独立研究后均提出与中西先贤们不同的独立见解。特别是他以中西对比的立场梳理了中国古代文论，为后来的研究者开启了以西方视点与中国传统并进比较的中国现代文论大门。因此，王国维是承古代文论之上启现代文论之下的重要人物。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不胜枚举，但以其对于文艺“超功利性”理念论述为对象的研究尚不算多。论者试图通过对王国维在西方思想继承，特别是对于柏拉图文艺思想的扬弃的过程，说明他对文艺的界定基本是：文艺具有“超功利”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于社会现实，甚至不受政治因素影响的。论者认为，两种文艺观的比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者理论基点不同的原因何在呢？柏拉图之所以提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是有深刻原因的。柏拉图对文艺的道德关切深深地植根于他所处的社会。柏拉图出生于雅典贵族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轻时游历过埃及、意大利等城邦国家，对政治、伦理、教育等领域研究较深，同时在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在《理想国》、《大希庇阿斯》、《会饮篇》等论述中，他详尽地论证了文艺是一种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的美学要求的原理。一方面,这种主张善与美的统一的文艺主张对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柏拉图的文艺观受到其贵族立场的极大限制。比如，他毕生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等级分明的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的意识形态中，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对于柏拉图来说，正义、善、道德的准绳和终极标准均是国家的利益，一切为了维护国家这个集合体的健康、统一和稳定。所以，柏拉图的文艺观带有浓厚的国家、集团、等级等意识形态色彩，一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后世理念都能从他那里找到理论根基。其次，柏拉图的文艺功用观与他的“理式论模仿说”也有一定的关系。柏拉图把世界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理式世界，它是先验的、第一性的、惟一真实的存在，为一切世界所自出；第二种是现实世界，它是第二性的，是理式世界的摹本；第三种是艺术世界，它摹仿现实世界。他的“理式”是指一种超越时空，永恒存在的“本体”， 在现实中所见的物体都是对理式的模仿，只是个别的，模仿的只是理式的外形或影像。而像画家或诗人所描绘的对象更是对理式的影像的模仿，是“与真理隔了三层”，因此柏拉图把画家和诗人等叫做“模仿者”，他们所画或所写的对象就更不能表现事物的本质。由此可见，他对艺术家也是贬低的，在《理想国》中，他把公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这是理智的代表；第二等是武士，这是维护城邦安全的卫士；第三等是工农商，负责生产，是受哲学家所控制的。由此可见，柏拉图的文艺观是等级分明的，也是客观唯心的。他为模仿的艺术找了三条罪状：“一是模仿的艺术与真理隔着三层、诗人没有真知识，不能把握真理。二是模仿的艺术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为青年做坏事提供辩解的理由。三是诗人为了讨好观众，模仿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人的理性，使城邦护卫者失去勇敢和镇静的精神品质”。[1] 由于模仿的艺术的“三条罪状”，柏拉图把此类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允许摩拟现实的诗人出现，当然，他会留下对理想国有用的诗人。从以上对于柏拉图所生活的外在原因和他理论的内在分析两方面可以看出，柏拉图的文艺标准是由政治标准决定的，对诗或音乐的部分保留也是为了理想国的统治。
作为受西方思潮影响较重的理论家，王国维是在充分研究柏拉图等文艺思想之后才提出自己的观点的。从对他的研究来看，他虽然系统研究过柏拉图的理论，但倾向于批判性地继承柏拉图的学说，特别是否定其文艺功利说，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美学理论，系统论证美的无关利害与超意识形态性。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里，王国维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2] 因此，王国维认为美是具有纯粹精神性、独立性的，与社会现实可以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文学的审美也应该是独立的，不能依附于实际社会。在细致的分析研究后，王国维更倾向于把审美作为一种认识方式：认识是无目的的，注意力也不再为欲念服务，即对审美对象的观察不带有动机，不带有任何利益的冲突，只是纯粹地欣赏。文学作为审美对象之一，自然也要求欣赏者与之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不带有任何目的的去欣赏它，而不是把它当做政治的附属品。这是王国维文艺超功利的理论渊源。
王国维关于文艺“超功利”的界定，是对中国两千多年来关于文艺作用的一个反叛，否定了文艺与社会现实的直接联系，更否定了政治决定文艺的观念，把文艺作为与政治相对独立的一个方面，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在中国的历史上，文艺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特别是政治工具的流弊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十分重视文艺的现实作用。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更倡导“文以载道”的观点，认为文艺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传承道义。晚清时期，西方的思想已经传入中国，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文艺作为救亡图存的武器，即利用文艺的力量，来唤起广大中国人的爱国意识，改良社会，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说救亡中的文艺功利性无可非议，当代文学十七年却把文学艺术完全地蜕变为政治的傀儡，其“审美独立性”被弃之如弊。因此，重观王国维的理论，他的“强调文艺具有表现真理的普遍性，可以为整个人类的感情世界做出某种规范” [3] 非常具有历史批判意义与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国维提出的文艺的“超功利”的属性是对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一个挑战，站在美学和哲学高度上对文艺进行界定，对于中国艺术观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柏拉图的文艺功用观与王国维的文艺超功利说的提出在当时都是有各自意义的。柏拉图生活于奴隶社会时期，物质不发达，维护国家的安定以促进社会发展是首要任务，因此，他提出文艺服务于社会在统一和谐、社会发展、国富民安的意义上是利于社会进步的。柏拉图同意“理想国”中保留文艺作品中对青少年有用的部分，且本身作为一个诗人，为了政治理想，把诗人的社会历史使命推到极端，虽有其弊处，也有其难能可贵之处。柏拉图的文艺功用观与中国传统的文艺观有其出于社会发展观的高度一致。中国古代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秦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说明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而且是必须是主流政治。这种把文艺功利作用推上极端的文艺观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在物质极度发展，文艺形式丰富的当代社会，王国维对文艺独立性的强调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当然，王国维并非认为文艺完全“无功用”，而是提出文艺是“无用之用”，“无用”也不是真的没有用，是指“精神上的满足和情感上的升华，这里指的是无形的永久的用”[4]，“无用”是指文艺是超功利的，不直接与社会现实等发生关系，“用”即指文艺是对人生的书写，可以指引人们的方向，描写普遍的真理。王国维所生活的时代，封建传统依然严重，虽然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已经传入，但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环境仍然阻碍着人们对于文学艺术的认识理解。王国维此时提出的文艺的超功利具有很强的反封建传统的现实意义，他把文艺提升到独立于政治的层面上，肯定了人的主体性，更加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他把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与自己的思想进行融合，根据中国的现实提出的“超功利”的文艺观念，是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把文艺从政治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对于当时的反封建斗争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柏拉图认为“文艺的标准应在于对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而不只是提供自由快感。文艺的内容只能是善，艺术所表现的只能是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 [5] 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他的理论体系是密切相关的；而王国维的超功利的文艺观也是与他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理论体系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他们合理的成分，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文艺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1.
[2]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4.
[3]童庆炳.略论王国维的文艺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中国文化研究[J]1995, 9.17.
[4]原丽敏.功用与审美――论梁启超与王国维之二文艺观.安徽文学[J]2009, 4.43.
[5]赵红梅.柏拉图文艺伦理观的双重背景.求是学刊[J]1996,2.46.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宋玉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