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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民族文学》阅读报告】 民族文学杂志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2-02 04:39:32 点击:

      如果给我们时代的文学状况做一个白描,大致可以说,这是一个文本生产过剩,大众阅读力相对不足的时代;文学事件广受关注,而文本本身遭受忽略的时代;视听图文等“泛文学”大行其道,大众厌倦深度思考的波普消费时代;文学已经远离了思潮与文化的核心地带,特定的个案和人物却能够成为一定时间里公共话题的时代。像一切过往的时代一样,对于文学而言,这既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它只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时代。2008年少数民族文学的阅读体验,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寻常年份,没有比此前几年更有惊人之喜,但是亦不乏可圈可点的踏实资质。
      对于刚刚过去的一年进行盘点,很容易成为一个公式化的程序,尘埃尚未落定,我们往往会在心急气喘的归纳中造成评价上的失衡和错谬,因而它并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文本检阅方式。不过这又是必须的,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形成一种大致趋势的扫描,提供一种带有符号意义的回放,为后来者进一步的探究提供一个按图索骥的导引。
      让我从阮殿文(回族)的小说《谁偷走了父亲的母子牛》开始这一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之旅。这个小说写的是远在家乡的父亲在妻子离世、儿女外出的情况下,与一对母子牛相依为命。某一天这对被视为珍宝的母子牛却被偷走了,万般无奈的父亲只能求助于在北京的儿子,希望他能资助再买一头。漂泊的儿子此时也是内外交困、无能为力,愤激之下写了一篇散文《谁偷走了父亲的母子牛》,谴责偷牛的贼,抒发自己的情绪。事情忽然出乎意料地发生了逆转,本来正准备等已经临盆的母牛生下小牛就将它们卖掉的偷牛贼,无意中读到了这篇文章,发现正是自己初中老师写的,同时也被感动、羞愧和罪恶感所折磨。最后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偷牛贼在深夜中将牛送了回去,父亲丢了两头牛,却收获了三头牛。这是一篇可以从多种角度讨论的小说,比如父亲与牛之间相濡以沫的和谐、小偷善性的觉醒,但是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却是对于文学力量的信心。事实上,从情节设置上来说,小说显得过于巧合与偶然,然而这种传奇色彩正显现了文学的书写在不经意中对于现实的修改:文学可能不会带来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实利,然而它的力量却足以温暖父亲、打动懒散懈怠的派出所长,甚至感化小偷,使他们回心向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小说成为一种关于文学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乐观主义的寓言。
      带着这个熨帖的寓言以壮行色,我将本年度的民族文学概括为五个重要的路向或者说热点所在。其实不唯2008年如此,它们也是近几年来文学关注的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但是置诸少数民族文学这一特定的框架之下,我们会发现有些问题可能更加强烈和明锐,从而凸显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性所在。
      (1) 公共性
      从社会、文化、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来说,2008年都是个多事之年。对于许多重大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飞船的太空行走,少数民族文学都通过诗歌、散文、速写等形式做了迅速而积极的回应,而在特定的时间,比如三月的女性文学特辑、五月的青年文学专号,这些作为一再地显示了文学与生活之间互动和交往的努力。在持有“纯文学”观念的批评家看来,这些行动可能是一种对于“文学”媚俗的背离,或者是某种应和意识形态的姿态。事实上,文学的观念有很多种,“纯文学”只是其中19世纪形成于西方影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从来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鹄的,固然这也可以做多种解释,不过关注公共性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可能比主流汉语文学要体现得更为充分。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公共性的诉求显示出它的追求与效应、责任与雄心、合法性及其应用阈限。同时,文学的公共性也是对于某种偏狭固执的文学观的反拨――如今我们不是听到越来越多关于文学需要“超越、神性、神秘、人性深处”的论调吗?但是,无论如何高蹈,文学总是根植于特定的地方、时间、个体和心灵。回避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最朴实的态度、最靠己的关怀、最实在的心理,其实是一种虚伪和孱弱。如果我们对于文学评论中的马太效应抱有警惕,那么在2008年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可以看到,许多小说可能并不是一流的作品,有的甚至缺少修葺、质木无文,不过却反映了当下民族生活和民族写作的种种真实面相。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许多作品不同于前卫文学的地方在于,它们似乎有些“落后”或者“过时”,没有那么“现代”乃至“后现代”。比如彭兆清(怒族)《最后的神井》乍看之下,似乎是个非常落伍的题材:缺水的龙达当村人在退伍回来的村长丁松带领下,破除对于神鸡山的禁忌,引水下山来饮用,而村里唯一那个神井被废弃了。这是个“现代化”叙事,可能在当下时髦的文学书写中已经遭到摒弃,但是其所写的故事却可能正是发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需要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书写一定要带有内部的眼光、同情之理解,方可以不带有偏见。向本贵(苗族)《蓝溪故事》是个近距离描写乡村一级干部的现实作品,因为写作者丝毫没有典型提升的欲望,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真实主义”。村支部书记张士杰就是日下不计其数的农村基层干部之一。他可能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会出于便利和亲和,而与周围的乡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带有个人的某些缺陷,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依旧是个称职而品性正直的干部。张士杰因为村里修桥的选址与村民李树同发生龃龉,因为李的误解和羞辱,他在心灰意冷与不被理解的恼怒中愤然辞职,但是在山洪暴发的深夜却出于责任和伦理,在抢救李的孙子时被大水冲走。这可能只是无数动人的乡土故事中随手撷取的片段,但是足以凸现主旋律文学在创作中的价值取向,那是对于人类恒久价值的崇仰,超越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局限。
      高深(回族)《橘生淮南》写的是好不容易考到京城的青阳最终选择用自己所学的水利知识回乡报效故土的故事,其中充溢的浓厚的温情令人感慨,尤其是青阳的女友金凤的理解与宽容,可以看作是对于日益功利化社会风气中传统美德的一种呼唤。孙春平(满族)《换个地方去睡觉》悬念的设置引人入胜,雁洲沥青厂的老厂长老贺退休之后到女儿家生活,但是总碍于亲家母也在照顾外孙,彼此起居不太方便,所以和认识的朋友老曹互相换地方住。但是老曹一周之后忽然回来,对曾经投缘的老贺冷嘲热讽,原来老贺在雁洲的口碑非常之差,连累老曹也被谩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直到小说最后才揭晓谜底,老贺是被工厂里的下岗工人们误解,认为他伙同自己的徒弟也就是后任的厂长出卖了工人们的利益。实际上老贺却是个两袖清风,一心以自己个人的力量试图弥补工人们损失的好人。冉启培(土家族)《哨长和他的新搭档》写的是西藏边疆乃则拉峰哨所上一群边防军人的故事,以哨长孙大勇和新来的上尉为主角,没有太多情节的渲染,而以质朴、简单、粗粝发展出一种简洁的美学。惊心动魄、艰难苦辛与牺牲壮志,都在轻描淡写中都被淡化成一腔纯洁的奉献精神。在当下的写作语境中,这是一种落伍的然而干净利索的特色与风格。如果从形式上看,这些小说显然不是那么先进,不过无法忽略的却是,你不能否认他们写作的诚恳。
      普飞(彝族)《山妞早到》可以说是个当代的童话:一个贵州布依族的小姑娘文芬在云南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与流浪的父母拾荒,在这样一般人看来充满苦楚的境遇中,却没有丧失美好的心性,和村里的乡亲相处都很愉快,还教会了顽固了一辈子的王固老爷爷识字。这是一个美好到虚幻的故事,就如同郎确(哈尼族)的《阿布摩托》,都可以称之为叙述改革开放帕累托效应的应制小说。许长文(满族)《秋夜》我猜想原先的名字应该叫“人鬼”,人鬼是小说中对于烧冥纸、看尸体的守夜人的称呼。资深的人鬼王三在村里的首富李老吉吃东西噎断气后被请去看尸,因而得以窥见这个“先富起来”的家族所牵涉的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李老吉在外面包养情妇生了李小吉;和发妻生的儿子李又吉觊觎父亲的遗产,同时与父亲的情妇有染,正策划将不义之财转移到香港,却引起了检察院的调查。谁都希望这个时候李老吉死了,以避免审查,所以当假死的李老吉在停尸的时候醒过来,反而所有人都合力把他弄死。王三参与了整个事情的过程,并且借机敲诈了一笔不义之财,在喝酒时却醉死。我们看到在这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情节中,实际上贯穿着“人”与“鬼”之间的移形换位,而促使人鬼不分的核心就在于“金钱”,小说有意无意中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遗产。
      苏柯静想(裕固族)《白房子黑帐篷》中的“白房子”与“黑帐篷”两种意象各自代表了汉文化和裕固文化,不过小说没有往文化寻根或者隐喻的方向发展,而是写了赫藏牧场上的一个爱情悲剧。赛特尔与英男相互倾心,然而场长希望自己的儿子巴特娶上英男,神汉“土地爷”在给英男母亲兰花“治病”时的胡言乱语导致了同心而分别的悲剧。老实的巴特在和英男婚后也因为“土地爷”的胡治乱疗造成瘫痪,他自杀以成全参加自卫反击战受伤的赛特尔和身心俱疲的英男。尧熬尔(裕固人)的宽容、豁达、坦荡在三个年轻人中间自然流露,而对于神汉的批判则让人窥见传统神权在现代社会中的遗害及其溃败的趋势。哈丽黛・伊斯拉伊勒(维吾尔族)《心中的故事》以一个即将做父亲的人的回忆自传体,讲述了拜合提亚尔前半生的经历:少年时代因为家里贫困和朋友的引诱堕为罪犯,在监狱中悔过自新,出狱时已经人到中年,但是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通过开出租、办餐厅自立自强,终于使得生活有了起色。在辛勤奋斗的过程中,拜合提亚尔又遇到了同样走过人生弯路的古丽巴哈尔,经过一番好事多磨的苦难,两人终成眷属。这是个线性发展的人生经历,似乎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文学技巧,但是贯穿其中的戏剧性细节和精细的心理活动却无比鲜活而真实,使得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更主要的是小说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在颓废、沉沦、个体、私密、解构为时尚的整体文学背景中,这种坚持美好心灵的教化追求与乐观开朗的审美风格尤为难能可贵,让人看到一种源自于《福乐智慧》以来的文学传统。
      潘灵(布依族)《别处》更像是个寓言故事:滇西白云观的邱若水道长意外收到山西三台山道观的邀请函,聘请他去做道长。不久,他的尸体却在三台山被片儿警吴小未发现。吴小未在同刑警鲁刚到云南办案的过程中侦查到真相,原来邱若水曾经怂恿养鱼起家的张家桥到别处寻求幸福,张家桥懵懂中到了三台,却成为黑煤窑的矿工,最后虽被解救却沦落街头蹬摩托。他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邱若水,因而造成惨祸。有意思的是,调查过程中鲁刚因为羡慕缉毒警察的威风,误杀了公安卧底。作者通过吴小未的反思,表明这三个人的悲剧都是因为不满意于本来的生活,寻求别处的虚妄的幸福造成的,似乎要表明一种各安其位的秩序观念。
      如果细加体察,不难看出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在于题材上对于传统与现代博弈中的“现代性”倾向,这里的现代性可能更多集中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而并没有自反的审美现代性,更多是延续着启蒙话语的途径,而缺乏启蒙自我循环与自我瓦解的更新潮的说法。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可能它们很难让批评者满意,因为没有让他们兴奋的亮点――诸如观念的裂变、先锋的思想、形式的突破之类,然而他们却反映了少数民族生活与书写的实际情形。这种真实性源自于身临其境的同情与体察,而不是疏远于民众处境的文学理想,因为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动人心魄。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于“人民性”的讨论颇多,关于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被重申,那么人民性体现于何处?在我看来,对于当代少数民族生活的公共性参与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平凡的作品有着值得关注的价值。
      (2) 文化的物哀
      在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狼奔豕突的追逐中,少数民族文化固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共存的语境中得到主流话语的重视,然而许多敏感的作家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和信息传媒的高速运转中,许多传统避免不了地陷入残阳夕照的局面,有可能被取代、流逝、替换和消亡,因而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怜惜,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在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趋势中,他们用一己之笔留下文化的印记和心路的历程,或者带有砥柱狂澜的悲壮,或者饱含黄昏依恋的怜悯,为自己的民族留下一抹可能渐行模糊的身影。
      周辉枝(土家族)《古道遗梦》通过“我”在松茂茶马古道的一次浪漫之旅,同“只耳朵”和“黑大汉”的交往,讲述了古道的文化与历史。作者有着清晰明确的文化意识,在叙事中通过黑大汉的讲述穿插了大量的风土传说和习俗故事,虽然有时候显得有些生硬,但不失为一种少数民族作家对于本土文化的自觉和自豪。赵德文(哈尼族)《烟农贾叔》故事的主线非常简单:菁头寨社长贾叔响应村长的动员带领村民种经济作物致富。这个小说能够从乏味单调的情节中立起来,可以说完全依靠作者对于地方性知识和风物的细致描写,这种描写是如此真切与细腻,以至于读者甚至可以抛开小说的情节而沉溺于作者所塑造的山寨风景人情物事之中,像是欣赏一幅民俗的画卷,在这种无意识流露出的笔致中似乎透露出一种潜在物哀气质,作者过于倾心“物”的描摹,所以人物的内心描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许这种对于周遭景物风情的重视,可能正是作者内心隐约意识到它们即将消亡,所以要将它们留存于纸上。
      这种物哀气质是多方向的,既有对于特定文化理念的礼赞,也有对于某种陋俗的贬斥,更有身经历练于某种文化的透达理解。达隆东智(裕固族)《苍鬓母狼》中的达尔基为了领取打狼队区区的奖金,不顾春天狩猎的禁忌剿杀了一窝狼崽,自然要受到母狼的报复,提示了人定胜天信念下对于自然的破坏,也免不了殃及于己、自食苦果的命运。萨娜(达斡尔族)《天光》写到的开列热图是个历史模糊、仿佛起始就是终结的屯子。哑巴女人的到来搅扰了这个丧失了时间感地方的生活,她产下的瘤孩被视为不祥之兆,使得善良而蒙昧的乡民惶恐不安,最后乡民决定烧死这个口出神秘之言的“怪物”。通篇弥漫着一种蛮荒诡异的气息,主旨与叙事都消弭在萨满式的迷狂之中,可以说萨满文化的基质形成了这篇小说的整体风格。才朗东主(藏族)《低沉如叹息》中作者对于郭密草原上依然带有原生色彩的精神与现实生活状态,充满了爱恨交织、纠缠错结的情感。虔诚而淳朴的牧人旺杰救回流浪的央措,两情相悦,然而最终发现央措是还俗的尼姑。在传统的意识形态阴影中,旺杰无法接受这个历史,终究使得原本充满美好可能的故事变成一个精神沉垢下“无事的悲剧”。苏雅(达斡尔族)《波斯菊》塑造了一个和善勤劳、豁达乐观的瓦仁舅母形象,尽管历经多次不幸,却从没有放弃对于幸福的追求,就像一簇波斯菊花,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只要给她一点点能够生存的突然,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来。瓦仁舅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隐喻了达斡尔这个民族的坚韧根性。于怀岸(回族)《祖上的战利品》老猎户帕望对日本间谍安倍一郎的态度,展现了乡野大众的朴素爱国热情。小说通过长长的铺垫蓄势待发,终于在结尾达到出人意料的高潮。
      王华(仡佬族)《紫色泥偶》讲述的是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的故事,“铜鼓”心疼月亮湾的那一坝好田被抛荒,执意要买头牛去犁田。他的行为遭到了来自家庭(妻子水娘)、社会(村里的乡亲和月亮湾的乡民)乃至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乡长以及乡长背后的整套现代商业运行法则)的层层反对,所有人都不理解他,除了一个老迈无力的顺儿爷。铜鼓周围的人群几乎每个人都对“进城”充满了一种近乎迷恋的向往或者至少接受了它所带来的便利――可以挣到钱,这也许是普通民众最贴己的关怀――因而铜鼓孤注一掷的行为就带有了不可理喻的色彩,他像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英雄,以一种偏执狂的精神不顾任何世俗利益的得失,一心要完成自己的心愿,而支撑他的仅仅是对于土地的珍惜。这个田地上的蜘蛛被自己内心编织的网困住了自己。作者利用叙述的特权,以类似主人公那样的坚忍将铜鼓逼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绝路,以至于紧靠简单的内心愿望去支撑铜鼓整个行动的情节设置上的僵硬都被读者忽略了,人们到最后难免不被这个疯狂的农民所打动。可以解释的就是,源自铜鼓以及无数农民心中的泥土根性虽遭压抑磨损依然生生不息,作者在通过铜鼓悲壮的仪式性活动中,对农耕文化在现代性操作中的沦丧做了一次精神上的凭吊。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在《■》中以其底气十足的雄浑之力,呈现了东北密林中硕果仅存的鄂温克猎人格里什克和他的小■的故事。使鹿鄂温克人是最后的猎人,他们的故事我在乌热尔图的随笔、萨那的小说、顾桃的纪录片以及新闻报道中已经听过很多。他们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也是现代性不可分割的伴侣,同时是秩序构建和经济进步必然的副作用。因为每一种社会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和他们生活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而经济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依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比如鄂温克人与大山和森林唇齿相依的狩猎劳动。进步的允诺在其光环背后,是大多数人价值观和文化对于少数人的忽略,这是一种无奈,也是历史的必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创造了一个民族的寓言,无法适应山下营房生活的格里什克与不可被驯服的■是森林精神的象征,是自由、力量与万物有灵的和谐。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虽然写的是一种文化的衰亡,但却没有迟暮之气,而却以根植于骨子里的自信赋予这个消亡的故事以一种达观和洒脱。
      一只能把狼狗打败的羊是那么出人意料,因为它有悖于大多数人的常识,从而具有了趣味和特异之处。一切皆有可能,意外的只是因为没有遭遇,当买买提明・巴海(维吾尔族)在《怕狗不是好山羊》中以絮家常的口吻一本正经地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读者自然可以会心一笑。还值得一提的是■岚(达斡尔族)《太阳雪》,老太太奎勒总是在城里的儿子家和村里的女儿家候鸟一样来回奔波,因为她想念儿孙,却又舍不得生息多年的家乡草原、林子与河边垂柳。小说通过年迈的奎勒最后悟出来:在城市/汉族文化与乡土/达斡尔族文化之间,它们的关系就好像天与地、太阳与雪的距离,也许原本就不是分得那么清的。这是一种民族文化交融的必然的现象,本来各个民族文化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彼此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总是互动并存的。这个小说放大一点说,在关于全球化与地方性、民族性与族裔观、一体与多元等观念上,其实不经意间同许多极其前沿的人类学、文化学命题暗合。
      (3) 翻译文学
      族际间文学翻译与传播,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在公众阅读的印象中,翻译文学似乎只与他国文学挂钩,少数民族翻译文学则提示了国内不同民族语言文学上的差异与互补、共生与共荣。这其中许多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者,比如苏德新、苏永成(回族)、乌雅泰(蒙古族)、照日格图(蒙古族)、许东植(朝鲜族)、金莲兰(朝鲜族)、努尔兰・波拉提(哈萨克族)、伊明・阿布拉(维吾尔族)、克然木・依沙克(维吾尔族)、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维吾尔族)、龙仁青(藏族)等默默地做了许多贡献。语言是构筑知识与思想的前定因素,而文学又是语言的艺术,在这些用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文学之中,也许最能直观地显示出言为心声、语作心镜的特色,它们是少数民族文学中最具有民族风情与文学个性的部分。少数民族翻译文学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文学”以更开阔的界定空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以及不同的文学观念,其实构成了文学多样性的生动画面。
      比如端智嘉(藏族)的《被摧残的花朵》,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它的叙事形式,通过参与整个故事演进的人物自己――才让、拉姆、仁佑、兰吉、卓玛、彭措――的多声部组合共同来完成,将一个曲折忧伤的爱情与误解故事娓娓道来。这是个迟到的爱情,春天从夏天开始,最终才让走上了寻回兰吉的道路。整个小说虽然从藏语翻译为汉语,依然可以感受到其浓郁的民族特色,特定的比喻,带有文化积淀的象征,以及富于亲和力的叙事口吻,体现出藏族母语文学的艺术魅力。拉先加(藏族)《冬虫夏草》写在生计的逼迫下,群增和伙伴才合加、周先离开故乡来到牧区挖冬虫夏草,但是辛辛苦苦挖的虫草还只够抵消付给草场老板的钱。几经劳累奔波,一无所获的异乡人只能打道回府,只留下希望还不曾破灭的群增一个人孤身留在前途茫茫未知的小镇。小说以其不加修饰的质感将当代青藏高原上的底层藏民窘迫的生活呈示出来,在毫无润饰的真实现场体现出藏民特有的性格与特色。正是在这样母语创作的小说中,我们可能更真切地看到一个民族赤裸裸的心灵。
      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灼热情感,往往贯穿于母语文学作品之中。满都麦(蒙古族)《尾随族群的流星》谱写了一曲守望民族文化的长调。罗来将祖先传下来的鬃尾旌作为图腾。他的大儿子去了美国娶了个美国老婆,二儿子去了日本娶了个日本老婆,三儿子到了北京娶了个汉族姑娘,四儿子在海南岛部队娶了个没有自己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姑娘,五儿子原本收到了加拿大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却被罗来烧掉,强行留在了草原上做牧民,以传承他的鬃尾旌。但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儿子也要搬迁到城里。最后,在迁徙的过程中,罗来将蒙古包焚烧,以身殉了自己民族文化。这个小说明显设置了带有寓言色彩的情节,通过罗来几个儿子的故事可以看到一个蒙古族作家的空间想象,而鬃尾旌的世代相传则是时间想象。当这种时空与人文交织的想象遭遇现实的冲击时,一个钟情于文化想象的老人只能通过死来维护自己心中的文化纯粹性。
      贾地・夏侃(哈萨克族)《额尔齐斯河的女儿》“额尔齐斯河的女儿”、“没有船桨的船”,短小精悍,也带有象征意味。曼别特吐尔逊・玛铁克(柯尔克孜族)《埃里尼厄斯之爱》是个充满民族风情的爱情故事。莫尼・塔比力迪(塔吉克族)《山谷里的坟茔》则将爱情、历史、传奇、地域特色熔为一炉。巴哈尔・别尔德别科娃(哈萨克族)《流金》写到阿加尔大妈一生艰难困苦,然而从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小说通过米尔扎西的回忆,将大妈一生中追求的“流金”升华为乐观积极的对于生活的信念。其铺张扬厉的修辞语词运用值得注意,这似乎是哈萨克阿肯弹唱中注重形容与比喻的文学思维的内化。而胡安德克・奴斯普汉(哈萨克族)《故土》通过爷爷哈里毛拉在随着儿孙们迁徙中依然要带上一捧家乡的泥土的细节,小说展示了“安土重迁”是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感,带有普适性的文化品性。
      母语作品也有密切关注现实的一面。贾瓦盘加(彝族)的《火魂》就是一个讲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主旋律的作品。梁永哲(朝鲜族)《小男孩与青龙大刀》通过落魄的“我”无意中遭遇的一个流浪儿童以及他所讲述的经历,揭示出冷漠和创伤只能产生仇恨和暴力。小说的主题很有开掘的余地,只可惜匆匆收场。许连顺(朝鲜族)《荆棘鸟》涉及边境跨国民族出国打工的现实。“她”为了能留在韩国,同一个人假结婚,丈夫和孩子在国内等了数年不见音讯。殊不知她已经同那个假丈夫成了一家人。丈夫在绝望中自杀,她其实过得也是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小说有着更可以深掘的主题,比如出国的原因、跨境民族的认同等等,不过在作者女性的细腻笔调下,整个小说思想情感的路线走去,最终变成了韩剧中常见的悲情故事。穆罕默德依明・阿布都瓦里(维吾尔族)《特殊行当》显示了维吾尔文学讽刺的悠久传统,通过“我”的自白,道出从事“诽谤”这一“特殊行当”的人物的心理动机与行为结果,对于一种丑陋的社会现状做了不动声色的反讽。
      麦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族)的《白大寺》在众多翻译作品中是一篇包含多重意蕴的精彩小说,全篇以边境地区的一座叫做“白大寺”的清真寺为线索,将对白大寺历史起源的不同叙述同现实的情节串联起来。两个闯荡世界的小伙子艾克莱木和塔依尔希望在白大寺寻找到财富,而白大寺的珍宝只不过是个似是而非的传说,塔依尔失望地奔走他国,艾克莱木则留在白大寺边,同艾达尔老人的孙女古丽淑木罕结婚。六十年后,成为富翁的塔依尔回到旧地,物非人也非,年少的伙伴已经死去,唯留下他白发苍苍的妻子。塔依尔叶落归根感慨万千,希望能重建被破坏了的白大寺,然而他的想法只是遭到了人们的猜疑。人们陷入到对白大寺珍宝新一轮的狂想之中,塔依尔重建的愿望只不过成为关于白大寺的无数传说中的一种。这个小说深沉的内涵有赖进一步的挖掘。而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维吾尔族)《七月流沙》以横云断峰的笔触写一辆在沙漠风暴肆虐中抛锚的长途汽车,一群身份不同的乘客,在随时可能被流沙埋没的生死攸关时刻,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面对困境。作者着重的是团结和尊重的主题,这大约也是一个维吾尔作家对于各文化交融共生的心声。多样性指向于同一性,尽管语言不同、文化有异,但是同样作为中国文学,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学也都表述了共同的中国故事。
      (4) 底层叙事
      底层叙事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较为热门的题材,它往往同打工文学、苦难故事、新乡土变迁勾画、城市普通市民描摹等联系在一起。因为直接来源于当下的生活而具有冰与火交织、天与人交战、善与恶争锋、人与鬼搏斗的张力。
      杨英国(回族)的《默化》中,下岗工人张博和妻子努力地生活着,但是为了妻子的再就业,正直善良的张博最终不得不投身于觊觎自己的前工会主席大姐的怀抱。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平实然而沉重地浮现出来,小说中几乎没有可以称之为负面形象的人物,但是世道的残酷往往就在如此的真实中显示出其无可奈何之处。艾贝保・热合曼(维吾尔族)《出远门的少年》里,少年穆合塔尔在和父亲上县城的途中遭遇了人生中不可预测的灾祸,被盗窃团伙拐走了。倔强的穆合塔尔一次次努力逃走,总归于失败,然而始终没有放弃希望。这个小说切中了一直以来少有人关注的社会边缘群体“维族小偷”背后的故事,具有冷峻的写实色彩。海勒根那(蒙古族)的《手套》写科尔沁草原上的恶劣环境让马富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然而在监狱中却误识损友桑布,妻子也让他骗走。洗心革面的马富出狱后只想把在狱中做的手套送给妻子,以报答她的辛苦。最后却发现妻子的手在桑布的折磨下已经没有了,绝望之下杀了桑布。底层民众的生活如同一面折光的镜子反映出现实中种种的罅漏和不足,残忍的生活本身就这样扼杀了心底最后的希望。肖龙(蒙古族)《寻常事件》讲述的是由一个几乎不能称之为事件的小插曲所引发的悲剧:老实巴交的牛倌满都海无意中瞥见邻居女人蝴蝶的屁股,两人发生口角。这个无心之失本身不过如同日常生活无数碎屑一样寻常而普通,却被满都海自己在想象中放大了,以至于要卖掉家中妻子塔娜视若珍宝的母猪给蝴蝶赔礼道歉。塔娜在丈夫的责骂中无望自杀,而她的死也不过是乡村中无数这样的“寻常事件”之一。触目惊心的结局与平淡无奇的看场构成了小说的内在张力,作者着力指向的却是权力无所不至的可怕,以及权力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人的主动屈服。与这样尖锐的主题相比,小说所采用的由不同人物多声部叙述这个故事的手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作家们在这些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伦理勇气和仁爱之心具有动人的力量。
      更加具有在场感的是方一舟(回族)《伊斯玛的生活片段》,它以日记体自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乡村青年在都市中的求职、工作、失业、恋爱等经历,因为有着真实的体验,所以本篇小说可以说是时下所谓“打工文学”的一个鲜明个案。从技巧与手法来说,小说的文本有些谫陋,但是它却以其充满质感的白描给人痛切的阅读感受。这同某些悲天悯人的作品不同,那些作品中作家书写苦难,并且为之扼腕叹息,但是仅仅是一种姿态,展现的却是冰冷的矫情与疏离。杨树权(壮族)《消失的月亮》写画家“我”在北京学摄影的时候认识了农村来学舞蹈的女孩阿珍,穷困潦倒的阿珍希望“我”带她去南方打工,然而最终成了“我”包养的情人。与此同时,“我”还有个贤惠善良的农村发妻阿蓉在家照顾瘫痪的父亲和三个子女。“我”因为阿珍怀孕了,就和阿蓉离婚,阿珍却流产了。这个故事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都比较勉强,缺乏人之常情的叙事逻辑,因而尽管不乏大段的煽情与议论,始终难以具有让人感动的地方。我们大约可以这样说,如果苦难叙事仅仅停留在个体化的经历,没有做出具有升华与提升,基本上可以算作失败之作。
      石竹(土家族)《山路弯弯》讲述的也是一个苦难故事,进城打工的拴皮多年来毫无收获,最后靠卖肾才挣得自以为可以让全家扬眉吐气的钱。然而就在回到家中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家人都已经背叛了他:妻子柳枝已经和柱头好上了,并且身怀有孕,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似乎也更认同于柱头。小说显然没有进行任何道德上的评判,事实上这些都是苦命的人,既有道德在生活的窘迫之前似乎完全失效。因此,当柳枝在拴皮和柱头心照不宣的默契中生下肚中的孩子给柱头做后代,故事似乎走向了一种暂时性解决的时候,作者却没有轻易放过他们悲惨的命运:柳枝患上了尿毒症,需要换肾,结果可想而知,等待这些农民的只有命运无情的宣判。苦难叙述实际上成为近年来乡土叙事的一种重要母题,这提示了一种注意,即对于苦难的态度,实际上就显示了作者的精神限度。也就是说,苦难在叙事中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因素,是仅仅成为一种展示的材料和场景,或是作为某种批判和引申的导火线,还是作为一种以备超越的黑暗背景。如果苦难显得无穷无尽,不可抗拒,毫无来由,事实上这是颓靡的、让人绝望的、失败的叙事,因为让人看不到一线希望,只感到没有尽头的沮丧,而至少在我看来,文学无论如何应该提供一线安慰和光亮。
      相形之下,杨仕芳(侗族)《我们的世界》以孩童的视角叙述这个困窘童年、父母离异、家庭暴力的悲伤故事,叙述者通过简单、纯真乃至执拗的言说建构了一个区别于成人世界的“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自我封闭,虚幻自足,然而又唯一可以逃避的空间,显示了一种绝不溃灭的希望和信念,在成人化的灰暗与颓靡中浮现出天然童心的力量,给读者以必不可少的温情。邓毅(土家族)《仪式的完成》同样有着出色而细致的心理描写,误入风尘的桂花从城里回到乡村,但是用身体资本获得的金钱并不能获得乡土伦理提供的认同归属感,桂花于是只能在镇上这个城乡之间的中介之处暂时存身。父亲死去,桂花回村办丧事,找到本贵用传统的跳鼓闹夜为父亲抬丧出殡。传统仪式的复归为被城市玷污的桂花提供了一个救赎的机会,最终得到了本贵的爱情。小说意在彰显残存的民俗传承在现代社会中的洗礼功能,而夹杂在文本中的现代性对于乡土的冲击比比可见,赋予小说以真实的力度,也赋予了小说以温馨的念想。
      另外一些颇具特色的作品也有着值得称道的表现。比如敖文华(达斡尔族)《乡村纪事》情节上着眼于对神权的批判,瘫子舅母吉雅就是因为“大仙”的胡言乱语、针灸虐待而导致残废。但是小说在无数横生的情节与关系中,侧重的则是永不言弃的生活态度。小说从叙事上来说显得有些散漫,正是这种散文式的随意,赋予了乡村日常生活以真实感,也使得普通乡民吉雅一家在苦难中的坚持具有了超越性的感召力。何鸟(彝族)《夏家村的情结》中,外乡人尚金山父子在夏家村似乎带有原罪,为了立足,尚金山的父亲忍辱负重,希望儿子能够复仇。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将这个坚韧的复仇故事转化成了爱的故事,“我”最终和夏家的小女儿夏圆芳相爱。然而在似乎用爱化解恩仇的时候,夏圆芳却失足摔死。这是个从民间故事中化出来的小说,带有民间叙事中对于命运不可测的敬畏和生命的悲悯。
      哈斯布拉格(蒙古族)《夜半枪声》里,嘎玛拉和嘎尔迪从小到大就是对手,长大了又为了乌尼尔姑娘争风吃醋。嘎尔迪稍胜一筹,赢得了乌尼尔的心,但是情节急转而下,他先是抛弃了乌尼尔,然后又抢了她的钱,并伪作强奸她。小说最后才说明原因,原来嘎尔迪身患肺癌,为了乌尼尔和嘎玛拉的幸福,才出此下策。这个欲扬先抑的故事本无特殊之处,有意思的大约就是在于细节上的刻画,带有蒙古人特有的豪放和直率。修正扬(苗族)《恐怖事件》的故事本来很容易沦为一个蹩脚的三角恋故事,但是作者却用他巧妙的叙述与语言编织出一篇成功的小说:阳光底下无新鲜事,但是叙述的手法却各有不同,从而决定了一个作品的品质。马军与最好的兄弟连生的女友金蓉相爱,从而使三个人都陷入了一种情义上的困境,但是他们都将之误认其为本来并不相关的道德伦理困境,这中间的张力与现实社会环境的压抑一起支撑了小说向前发展的平衡,最后通过连生醉酒后胡言乱语而被警察当作恐怖分子抓走来解决这个纠结。事实上,连生早已知道事情的真相,他的问题解决了,内疚与痛苦留给了剩下的两个人。小说以一种诗歌的内在节奏,细腻而又深入地探查到友谊与爱情的深处。潘吉健(壮族)《残忍的青春》带有寓言的倾向,吉利因为有双与众不同的蓝眼睛,从小就被人歧视误解,获得了“杂种”和“哑巴”的外号,而他也终究为此在意外中送了命。小说会让人思考,人们对于所谓“异类”、“他者”、“不一样的人”这些边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的思考,是否我们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向“他们”施加了不自知的压迫和伤害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篇简单的小说就具有了更深厚的象征意味。
      (5) 女性话语
      女性写作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少数民族文学中也是如此。在这些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写作中,有的与本民族的风情、心理、历史、现实发生关系,从而具有甚至超乎男性的角度和力度;有的文字缓和清朗,沁透人心,而又包含廓大,带有母性的仁厚无边;有的生发于来自身体的感受和体验,丰足柔韧,抵达人性的深处;更有的凭借想象的轻逸,体恤艰难时世的苍凉,又用女性的柔性去宽慰悲伤。
      包丽英(蒙古族)《我遥远的蒙古高原》是个带有史诗气象的作品,写的是1221年成吉思汗攻占花剌子模国的玉龙杰赤之后到1225年进逼西夏受伤生病为止。这段时间是长子术赤病故,又遇到了早年的安达札木合的后代,暮年的铁木真悲欣交集,也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通过长篇小说节选的这一吉光片羽的部分,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大气磅礴、举重若轻的叙述力度和广度。
      白玛娜珍(藏族)《白桃花》写“文革”中间,藏族小女孩黛拉从拉萨到成都生活的一段经历。“白桃花”指的是风华蕴藉的精神病女人季玲,她的身世与经历似乎与整个时代形成了一种呼应:疯狂而又安宁,混乱而又正常。成都大院的生活更多展现出大时代中难得的静谧,通过黛拉的质朴未琢天真之眼更能观察到世间的残酷与人性中柔软的部分。苏莉(达斡尔族)《温顺表舅如今以及旧有的生活》是一篇不动声色就能触动到心灵深处的小说,诉说的是在艰辛尘世中的坚韧与温情。小说的笔调平淡至极,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或者高潮,但是沁润在字里行间悠长而深沉的感喟给人一种沉郁中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人们走过无数的苦难与辛酸。
      冉冉(土家族)《妙菩提》中,印刷厂主于成海面临工厂停产、母亲失踪、妻子王乙疯癫、情人替他炒的股票也折本过半的内忧外患,只能在心理医生和宗教的氛围中求得心灵上的平和。在诸事不顺的时候,忽然否极泰来,彩票中奖,股票也在上涨。然而,就在回乡迎接回家的“母亲”的时候,却遭受了乡亲们的围攻,妻子王乙只能将不是母亲的“母亲”接回家,可谓祸福相倚。最后,“母亲”被她亲生子女接走了,于成海他们决定一起开个敬老院。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生活和命运,可能是任何理性、科学或者种种规划好的蓝图都无法框定的,小说用了个令人费解的名字“妙菩提”大约也就是这个意思。阿满(满族)《老陈和他的青花瓷瓶》写老陈退休之前是市档案局的副局长,作风严谨,只对收藏古董感兴趣,多年来收藏品已经组成了一个秘不示人的家庭博物馆。然后,忽然有一天他最初的收藏青花瓷打碎了,老陈从此认识到人生易变,而性情大转,与以前判若两人,开始出卖藏品,寻找情人。老伴郭阿姨有苦难言,吃药自杀。老陈发现生活陡然空缺,给女儿在分完财产之后,悄然失踪了。这是个别致的人生小品,带有耐人考究的哲理意味。
      情爱纠缠是女性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古丽巴哈尔・纳斯尔(维吾尔族)《石城女人》写祖丽阿亚特和她的爱人阿尔斯兰是大学时候的恋人,两人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直到某一个平常的星期六,一个妓女的电话打破了安稳生活的天平。这是常见的都市中年男女的家庭与情感危机,祖丽阿亚特最终还是与丈夫达成了和解。作者通过第一人称细腻绵延的心理描写和场景铺呈,亲切可感,再现了一种无奈的现实。韩静慧(蒙古族)《将谎言进行到底》通过左钊与格子两个人互相爱恋又相互折磨的马拉松式的生活,展示了男女两性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依存而争斗的恒久母题。快感与痛感之间的交织中透露出虐恋这一亚文化的鲜活个案。
      永基卓玛(藏族)《九眼天珠》尚显得稚嫩,就如同小说通过小女孩达娃的眼睛和嘴巴诉说出来的爷爷和奶奶的故事。乐观开朗的奶奶虽然已近年迈,但却因为对于生命轮回的了然而潇洒豁达,通过对于小孙女的言传身教,使藏民族天然真淳的文化观念灌输入她那幼小的心中。当然,小说中有的地方说教和情节设计显得比较生硬,显示出一个青年作者的吃力之处,但是未经雕琢的天然淳朴自有别具一格的风味。有些更为年轻的少数民族“80后”作家,有着令人欣喜的表现,让我们看到少数民族不光有传统的、民族的、地方性的元素,也有与发达地区、主流文学交叉的板块。米米七月(土家族)的《隔夜仇》读来很有些张爱玲小说乃至《红楼梦》中人物对话的白描技巧,可以说是笔致灵透,触角敏锐,有时候让人想起傅雷对于张爱玲的评价,“华彩胜过主干”。不过,细碎的城镇市民日常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坦然的面目,作者对于细节、动作、语言、心理、人情世故的敏感实在给人少年老成之感,尽管可能是故作老成,但是那种精雕细刻的耐心也已经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天赋。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上述对于2008年少数民族文学以蠡测海的扫描其实只是以《民族文学》为中心的切片式分析,并且还是以小说为中心。这样做的理由有二:一、《民族文学》作为全国性国家级的唯一少数民族文学刊物,因其超越了地域和族别的包容量而具有代表性,在少数民族文学刊物中,因其主导性地位和全国性的发行而在公众那里产生了比其他同类刊物大的影响。尽管在具体的编辑操作中可能会过滤掉一些异质性话语,但是依然较大范围地呈现了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形。二、小说因为其自身优势,是现当代文学体裁中的强势文体,可以代表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创作实绩。这样来说,本篇阅读报告大体显示了2008年度少数民族文学的运行轨迹和话语图景。
      从这些一贯窥豹的检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种种足以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少数民族文学迹象:同在经济领域相似的是,外省少数民族文学人士向文化中心城市的单向流动,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人流,也是文化场域的哺乳;伴随着文化遗产和文化符号的传播,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声音进入到大众传媒,暗示了新鲜文学力量的崛起,虽然前途未卜,也已令人兴奋不已;少数民族文学依然在其民族所在地的民众生活中发生巨大的影响,作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可能会引发关于诗性的智慧、人文日常亲密无间的种种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拥有源自其悠久传统的美学品格,也有应激当下的现实观察,同样也有关乎主流话语的思考,提示了一种多民族文学动态和谐的景象……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费孝通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可能就是我们对于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态势认定和美好愿景吧。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