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民俗说法,我的母亲跨越了三个朝代,生于清宣统三年(1911)二月,八个月后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虽然那时她什么也不知道,但用不着她知道就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三十八岁时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她都经历了;人间冷暖一百年,刻骨铭心。
今年春节后二十五天是她一百岁生日。母亲现在还坚持自己做饭洗衣扫地。没有谁会要求她做;但她说,什么都不做,会憋死;吃了睡,睡了吃是猪。厨房是她最后的领土,是她剩下的生活舞台。能做事,她觉得还在扮演角色,没有白吃白喝,心安理得。怎样过日子?选择什么方式生活是她做人的权利。谁能剥夺!
我的母亲最大的哀怨是老了没有人听她说话,一家人都忙谋生,连睡觉的时间都不足,谁有空闲听她唠叨?因此每逢有客人来,她就一个劲抢时间,讲她那些陈谷老米的事,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她说她小时候在北方老家,拾一秋天胡萝卜,吃一冬天胡萝卜。大户人家地多,收获不赢,就用牛耕。她家没有地,就去拾残留在泥里的胡萝卜,一拾一篮子,堆满屋角,一直吃到能挖野菜拾麦穗的时候,冬天积雪一尺多深,到处白茫茫,不吃胡萝卜吃什么?可她哥哥那年吃了就肚子疼,不能吃,活活饿死了,不死,现在也一百多岁了。
她们村那样穷,还来土匪。大户人家有炮楼,有枪,有守护的庄丁,土匪不敢去,尽抢穷人。麦子收割后土匪就来了,骑着马,背着上刺刀的洋炮,拿着火扇,一煽一团火,吓死人。有一回土匪到了村口,狗咬起来,她睡得糊里糊涂,把两只脚穿进一条裤脚筒里,穿也穿不进,脱也脱不下,她说俺爹急了,唰地一下把裤脚撕开,这才跑进高粱地。不料俺娘是小脚,陷进淤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吓得更糊涂的是五婶,她给孩子喂奶,才知道抱出来的是枕头,孩子还留在炕上。急得就打自己嘴巴,脸都打肿了。
土匪过了又是干旱,几十天不下雨,地里直冒烟。全村的人都逃荒。听说苏州开了洋炮局,招工人,有力气的都要。管吃管住,不晒太阳不淋雨不怕旱涝。那时我母亲才六岁,小舅舅还没有出世。外婆拄着枣树拐棍。外祖父挑着两个箩筐:一头是锅碗半袋高粱米,一头是两岁的大舅舅。逃到江南地界,看见当地人把活鲜鲜的蚕儿,大箩大箩地埋了,堆成小坟,又磕头又哭泣。他们说,人都没饭吃,哪有钱买桑叶?蚕儿不埋也饿死。就算结了茧缫成丝,兵荒马乱卖给谁?一会儿袁世凯当洪宪皇帝,一会儿辫帅张勋复辟,一会儿皖系打过来。一会儿直系打过去。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蚕儿也跟着倒霉。蚕是神虫,有什么罪?能不心痛?不哭不磕头,问不过良心 。
全家一路乞讨到苏州,才知道洋炮局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李鸿章早死了。乡下的新闻全是历史。哪里像现在,老太婆一边卖小菜,一边打手机;一边说两斤七两,一二得二,二七一十四,三块五角钱;一边朝电话里说:“大女子带她男朋友从上海回来,卖完菜我去车站接她;老头你把鸡杀了,把腊肉煮起,不要放海椒,外省人怕辣。买两包熊猫好烟,喊两个村里的大学生来陪他喝酒摆龙门阵,不要让人家笑我们没文化。”
我的母亲八岁进纱厂当童工,1927年北伐军打到湖北,她虽然只有十六岁,却是八年工龄的老师傅,徒弟好几十,自然成了童工团的队长。收复汉口英租界,冲在最前面。不料继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在五月十七日也发生夏斗寅叛变。我母亲被关进牢房。她装傻,死活不说话。随后抓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牢房装不下;于是杀的杀,放的放,腾牢房。对我母亲宣布: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年幼无知,具保释放。结案。被杀的群众好几千。我母亲捡到一条命。工棚里还在抓人。外祖父把秘密的字据、袖标用油纸包了放进药罐里封了口,沉下水井。1953年我和母亲去找那口井,方圆几十里建成了飞机场,一望无际的野草;往事只好留给未来考古学界发掘。全家逃到武昌郊外一个野湖边,搭了个窝棚躲起来,捞野菱角当饭吃。挨到冬天湖水结冰,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不得已进了东洋人开的“泰安纱厂”。警察怕洋人,不敢来。
日本纺纱机老掉牙,又是烂棉花,尽断头。母亲看两台车,48模管。这里也断,那里也断,一夜到亮脚不停手不住来回接断纱,连端碗拿筷子的时间都没有。外婆就等在纺机端口,母亲接断纱过来,就喂她一口饭,边嚼边操作过去。再次操作过来,碗里蒙上一层飞落的棉线,像白霉,拨掉,又吃一口。一碗饭,要喂一个钟头。不吃要饿倒。完不成定额,罚蛤蟆站:双腿半蹲骑马式不准直起来,头上顶碗水不准洒。东洋婆子拿着皮鞭监工,哪里把中国人当人!当然,你有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你可以不干,拿工钱走人。但满街便衣警察成天转,还在抓共产党;试试看,你敢走出厂区?
母亲的堂妹,就是土匪来了时五婶抱走枕头留在炕上的女孩,叫巧云,跟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去了。后来上了井冈山,再后来音信杳无。也许死在长征路上,也许死在抗日战场;也许活着早已改名换姓。母亲和舅舅都说审判“四人帮”时,在电视里看见一个女人极像巧云,也姓叶,虽然老了,但模样不可能完全改变,她们从小一起长大,烧成灰也认得。要是一辈子做工,也就不会被审判背骂名。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嫁错人。
从我能听懂话开始,我母亲总是向我抱怨父亲,说他这不好那不好。我父亲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攻打法租界时,和安南兵拼刺刀,肠子挑出来还在冲,天不怕地不怕,怎么会怕老婆?母亲敢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都以为自己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谁也听不得反对意见。安静不了几个月就吵架。但我也惹祸,加深了他们的怨恨。
“四・一二”我父亲也被抓进巡捕房,得青帮朋友帮助越狱逃跑,他一辈子江湖义气。武汉一位“大爷”做寿送来请帖,恰逢父亲不在家。母亲讨厌父亲那些三教九流酒肉朋友,不耐烦地把请帖随手放在枕头边,以为父亲回来自然能看见。我当时三岁,和邻居的小朋友在楼栏前玩,把纸撕碎扔出去,碎片被风吹飘,在阳光里翻飞,像蝴蝶,快活极了。撕完了纸还未尽兴,我自作聪明回房去找,看见印着金字花纹的大红请帖,如获至宝,大方地撕成几块分给大家放飞。
父亲不知道来了请帖,没有去送礼拜寿,那位大爷大发雷霆,兴师问罪。把我父亲叫进“香堂”说:“你被关进上海巡捕房,你的红帽子朋友怎么不救你?没有青帮弟兄们,你能逃出来?早作了枪下之鬼。你瞧不起本大爷就是瞧不起青帮,瞧不起祖师爷关圣人!”关云长是义气的化身,得罪圣人这个恶名谁担待得起?父亲莫名其妙,满肚子冤枉回来问,母亲冷言冷语说:“请帖就放在枕头边,我以为你早看见了。不就是没有送礼,找岔子!得罪了一个流氓有什么了不起?”父亲说母亲不懂事,害人。母亲反驳说:“你懂事!没见你打垮反对派?”于是两个人打了起来。家里人听见了,把父亲拉到楼下天井里。母亲吃了亏当然不服气。先是算盘从窗口飞下来,没有砸到别人,算盘珠子满地滚。接着景德镇的瓷器花瓶 、糖罐飞出来,落地的声音特清脆。又一个铜脸盆落到地上弹起,滴溜溜转。最吓人的是金龙牌热水瓶,嘭地一声像炸弹开花。碎片四溅。除了衣柜钢丝床搬不动,拿得起的都从窗口飞出,包括椅子、板凳、洗脸架。他们横蛮愚昧的家庭战争,叫我终身难忘。哪个孩子能够选择父母家庭?这真是人类的无奈。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当新四军政委,陈毅代军长。当时重庆大轰炸,父亲开设的店铺被炸光,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父亲在工人纠察队里有些名气,见过周恩来。就有朋友来动员我父亲回上海西药房,为新四军购买药品。我父亲摇头说,我为朋友两肋插刀面不改色,伤口还没有好就被军警从病床上拖进巡捕房,你们那时怎么不找我?要人拉进怀里,不要推到崖底。江湖一张纸,捅破不值钱。看淡了,他怨气难消。
我舅父说,你糊涂,想吃太平饭吗?日本鬼子能放过你?你的汤圆馆,理发店,牙刷厂,协丰百货公司是谁炸的?你不明白?这不是打内战,争权夺利;这是抗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说当时,你知道要发生“四・一二政变”吗?谁也不知道,怎么通知你?巧云来不及通风报信自己跑了,我姐姐不是也因为没有人通知被抓进牢房?这能怪谁?你说革命同志是“叫花子打平伙,狗咬起来各跑各!”什么话?
我父亲说:“上海被日本鬼子占了,谁愿意去当亡国奴?你说得好听,你怎么不去?”
舅父说:“我六岁进工厂当童工,至今没有离开,外面世界两眼一抹黑,我去有什么用?你十二岁讨饭到上海,学手艺,闯江湖,青帮洪门多的是朋友,日本人也不会怀疑你有政治背景。我能代替你吗?再说,每天有成千上万逃亡来重庆大后方的工人,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工会不管还叫工会?忙得我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我走得了吗?”
父亲沉默了一阵说:“我走了,孩子和你姐怎么办?”
舅舅说:“周公馆有安排,不用你担心,再说还有我。”
我母亲说:“我又不是包袱,要哪个背?你们不怕死,我就怕死?上海又不是没去过。”
1941年8月我们全家离开重庆。同行一百多人都声称是难民,本来也就是难民,用不着化装,其中有医生、护士、教师、工程技术人员,机械工人。船到宜昌遇到日军进攻,避开火线,改走旱路。七岁的我和大家一样,用两条腿在武陵雪峰里翻山越岭,穿过原始森林。那一路风景,七十年后记忆犹新。12月过洞庭湖,正逢长沙第三次会战日军进攻。我们被冲散,失去联系,没有人接头,去不了上海,滞留长沙。幸好有早先逃亡到此地的武汉上海朋友关照,父亲重操旧业做手艺。暗中打听同志消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解放军南下,然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前夜,他积劳成疾贫病交加,吐血身亡,只活了四十八岁,临终前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腹腔下陷挨着背脊,体重不到五十市斤。他对我说:“讨饭,睡街檐,没钱进学校,也要读书;中国百姓倒霉,就因为是睁眼瞎,被欺侮,受愚弄。”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舅父当了全国劳动模范,在厂里领导搞技术革新,晚上就在车间裹着棉被打盹,有事一叫就起。哪里还能顾家?偏偏外婆生了病,只好让母亲从长沙再到重庆舅父家中照料。我也考进西南文艺团体参加了工作。我当时想过,母亲应该重新结婚,她才四十刚出头,没有必要守寡。但我说不出口。一个男子汉怎么可以劝自己的亲娘嫁人?那样做,别人会怀疑,以为舅舅待我们不好,这会有损他劳动模范领导干部的形象;也会说我不想尽孝道,我终于沉默。
大跃进时厂里动员家属工作。母亲被分配到厂幼儿园,值夜班,照看八十多个两三岁的孩子睡觉。这实在是再平凡不过的事情;却像是长满刺的玫瑰,谁摸扎谁的手,在我母亲前任有过几位保育员,没有一个不是搞得焦头烂额诉苦,说吃力不讨好。因为不是这个尿湿了床,就是那个在发烧。袜子掉进痰盂里,帽子踩到脚底下。一夜到亮哭叫啼嚎,三头六臂也忙不赢,医生批评说一屋臭熏熏;家长埋怨说他家是男孩,却错穿了女孩的衣服。
我母亲是文盲,她用不同的线,给每个孩子的衣帽鞋袜绣上不同的记号,如○、⊙、△、◇、☆、♀、*等,巧妙不亚于仓颉发明文字。周末家长来接孩子,个个穿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更神奇的是她给孩子施尿,也按顺序编上号,调整床位。从12点钟开始到凌晨3点一个接一个施,完了到天亮起床,没有一个尿床。床是干的,也就不受凉,没有了感冒发烧,也就没有孩子生病。幼儿园的医生闲着没有事,就主动来帮忙给碗筷茶杯消毒,换窗帘,撒来苏水、阿摩尼亚。母亲反而轻松了许多。一年下来,园里竟节约了一千多元医药费。那时猪肉才3角6分钱1斤,一千多元不是小数目。我母亲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保育员标兵。幼儿园是她的家。那么多小儿女要她操心,压根就没有想自己还要重新结婚。
莫名其妙来了个特大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当夜班有二两馒头补贴。每夜三点钟她领到热馒头,就抽空跑回家,把半身瘫痪的外婆抱坐在床头说:“阿娘,趁热吃。”又匆匆忙忙赶回幼儿园上班,一直饿到天亮。好不容易熬过了自然灾害,上头来文件清退家属工,母亲又成了无职无业。但也没有闲着,许多工人干部把婴儿送来托她喂养,后来又照料我的孩子,我表弟妹的孩子,一直到七十多岁,她在家带过的孩子编起来有一个连。其中一些现在是法官、局长、工程师、教授。她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小时候的模样。
母亲很快要满一百岁了。除了唠叨还发牢骚。埋怨自己不是忘了关灯,就是忘了关自来水;上开水时水壶嘴对不准茶瓶。打破一个碗也失悔半天。说自己没有用了。我说:“你又不是佘太君,还想百岁挂帅?”
她笑了说:“那也说不定,要是当年我和巧云一样上井冈山,现在不也是大首长?”
我说:“你不是说巧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嫁错人!”
母亲叹气说:“说的也是,还是当百姓好,不背千年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