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一位笔名为X的美国苏联问题专家在美国权威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苏联行为探源”一文。他写到，在苏联“一旦共产党分裂并陷于瘫痪状态，俄国社会的动乱和弱点就会以难以描述的形式暴露出来”，因此，“如果发生什么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成最弱而最可怜的国家社会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苏联的安全和强大“都是在人们的生活以及希望和精力方面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才得以完成的……它造成苏联经济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忽略和弊端，尤其是在农业、消费品生产、住房和运输等方面”。但是这一夜会在何种条件下以及何时出现呢？他建议道，只要美国保持对苏联的压力并显示它所代表的西方社会的健康与活力，只要美国遏制住苏联的扩张势头，它就可以“促进那种最终必将导致苏联政权瓦解或逐步软化的发展趋势”。为此，他寄希望于苏联的“年轻的一代上”，因为他们会从自己动荡不定的童年生活以及与西方繁荣的对比中认识到，苏联需要改变自己。
四十年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与这位X先生的分析惊人地一致。看看戈尔巴乔夫或者是叶利钦甚至是切尔诺梅尔金的自传或自述吧，他们正是生于三十年代动荡时期的“年轻一代”。切尔诺梅尔金曾对记者回忆说，他“十年级毕业时，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妈妈给我煎的一个鸡蛋”，不是家里没有养鸡，而是把肉和蛋全交给了国家！这位X先生就是美国头号苏联事务专家、时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的乔治・凯南(GeorgeF.Kennan)。
凯南一九○四年出生于美国中部一个典型的WASP家庭(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一九二六年毕业于东部名校普林斯顿，主修外交史。次年成为美国第一批经过公开考试选拔的职业外交官。作为外交官，凯南在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两度供职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对苏联有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在军人政治家乔治・马歇尔任国务卿期间(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深受后者的器重，具体设计了马歇尔计划，但一九五○年以后，除了一九五二年和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年曾先后短期出任过美国驻苏大使和驻南斯拉夫大使外，他基本上是以学者和外交批评家的身份出现。他的大量著作，从系统的学术著作到一般的时事讲演，从大部头的回忆录到零散的外交评论，都对美国人理解变化中的世界和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年逾九旬的凯南仍对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西方，许多人把凯南视为二十世纪“美国最有思想的外交家”，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流派最出色的代表。他们认为凯南拥有一种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预见力。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未尽之际，他就系统地提出了对苏遏制的思想；而当遏制在一九五○年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六十八号文件成为美国基本国策之后，他又开始批评遏制政策，并提出了对苏缓和的思想，这要比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缓和政策早上二十年。早在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出版前十多年，凯南就论证说，美国像以前的其他帝国一样，正在步入黄昏时节。早在绿色和平成为一项社会运动之前，凯南就提醒人们注意核武器竞赛、环境污染和人口增长对地球的灾难性后果。
不过，仅就单篇文章而言，“X”文章则是凯南众多论著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篇，同时也可能是本世纪内对美国外交思想产生过最大影响的论文。它一发表，便在美国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当时美国正在通过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对苏联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冷战，凯南的文章正好迎合了这一形势，成为冷战政策的最好的理论说明。虽然凯南提出了遏制的思想，但并没有阐明如何进行遏制，而是笼统地声称，美国必须“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利益的地方，使用不可更改的反击力量”。当时的时事评论大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立即抓住这一点，一气写了十二篇评论文章，指出这种不分地点与手段的遏制根本不切实际，为美国力量所不及。他还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以《冷战》为题出版。于是乎，凯南的“遏制”与李普曼的“冷战”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中最流行的术语。
李普曼的批评促使凯南进一步思考遏制问题，并形成了强调政治遏制、明确遏制重点地区的政策建议。这些内部的政策报告和X文章一起奠定凯南“遏制之父”的地位。可是，在马歇尔一九四九年去职以后，凯南的话便无人喝彩，成为一位被冷落的智者。更令他痛心的是，他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他精心设计的遏制思想在杜鲁门主义那里成为全世界范围内不分轻重缓急的反共十字军，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六十八号文件那里则变成不分重点不顾手段的全球军事遏制。在他看来，遏制的全球化和军事化与他的思想差之毫厘，却谬之千里。对国务院及外交决策者的这种失望，促使他在一九五○年暂时离开了国务院，开始逐步脱离了美国社会和决策中的冷战共识，放弃他自己一度提倡过的遏制政策，开始倡导用谈判来解决美苏冲突。他辩解说：“如果说我是一九四七年遏制原则(Containmentdoctrine，有时也译遏制主义)的始作俑者的话，那么，它是一个会随着斯大林的死亡，中苏冲突的发展而大为失效的原则。”不仅如此，他还以民间外交评论家的身份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是一个“巨大和历史的失败”，并把冷战视为一种“天大的误解”，他甚至为自己没能在战后初期提倡缓和而感痛惜。凯南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但他却被作为遏制之父，而非呼吁缓和的政治家，被人们长久地记住。对凯南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悲剧；对历史来说，这是一个讽刺。
虽然凯南作为外交家也有相当的成就(他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凭自己笔头的力量而官居高位影响政策的外交官)，但是，他最大的影响则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和知识分子而作出的。他之所以在一九五○年辞去外交职务，并最终在一九六三年永远脱离外交界，是因为国务院和外交使馆的厅堂对于一个思想深刻不断思考的灵魂来说，实在是太狭小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甚至认为，在国务院中只有马歇尔才理解并支持他的政策建议，特别是欧洲复兴计划。但是，即使是马歇尔也“从未充分理解”他设计欧洲复兴方案的“理论基础”。多么自负的知识分子！
正是这种与现实，特别是与官方保持一定距离而获得的独立思考精神以及他漫长而丰富的生活阅历，把凯南造就为我们时代的一位智者。五十年代凯南便已脱离了冷战共识，到了七十年代，他又跳出了从美苏关系角度来观察世界事务的框框，开始用更开阔的视野来认识这个世界，形成了被研究者称为合作的国际主义的世界观。于是，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世界人口的爆炸，全球环境的变迁，西方的衰落和美国社会的衰败等问题成为他思考的主题。他强调美国人从建国之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天命观”并不正确。美国只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不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它并不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尚的情怀，也无法独自应付众多的世界难题。如果说美国能够有什么独特力量的话，那就是养成一种恭谦慈悲的美德，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美国不应去充当别人的教师，最多只是一个好坏兼具的榜样。为了更好地解决国内众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美国需要的是“最少而非最多地卷入外部事务”。在纪念X文章发表四十周年时，凯南意味深长地指出：“在一些方面，我们美国人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遏制我们自己。”由提倡遏制苏联到提出遏制自己，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变化！
作为一个思想者，凯南对世界与历史的思考从没有停止过。能够在过去的四分之三的世纪中不间断地参与和观察世界事务的人，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而凯南就是其中一位。这一年龄上的优势是基辛格、亨廷顿等辈所无法比拟的。对此凯南自己也很得意。他在最新的一本著作《世纪末的反思：一九九二―一九九五》中指出，如果把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看作是本世纪的开始，把一九八九年东欧的巨变看作是世纪的结束的话，他可以说是“世纪之人”。因为一九一四年时他十岁，小得足以懂事；而一九八九年时他八十五岁，老到尚未糊涂。他把二十世纪看作是西方文明史上悲剧性的一章，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一战不仅摧毁了欧洲，而且还种下了极权主义的种子，进而引发了二战。二战的后果虽不像一战那样可悲，却也造成一个主导国际生活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尽管美苏两家都不想打另一场世界大战了，但都怀疑对方想这么做，于是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并把对方的人民当作人质。在冷战后的今天，人类仍不知道该如何安全地处置这些核武器，而只能不负责任地把难题留给我们的后人。
凯南对美国外交的思考跨越了一个时代，在他事业起步的三十年代，美国开始从孤立主义走向全球干涉主义，并在二战后充当起世界警察。而在他事业即将结束之时，美国进入了一个相对衰落时期。于是，由一个冷战开始时遏制的始作俑者来倡导美国从世界事务中“广泛撤退”也就不足为奇了。冷战结束后，凯南认为美国应更加注意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更多利用多边行动而非单边行动来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对北约等军事同盟则保留看法，认为尽管从短期看这类同盟应该维持，但从长期来讲，则需要加以修正并最终结束。于是，凯南的主张再次与美国决策者的政策相左，不合时宜。就在克林顿政府致力于北约东扩之际，九十三岁高龄的凯南奋笔投书《纽约时报》，指出利用俄国暂时困难窘迫之际扩大美国的联盟必将埋下冲突的种子，激发起俄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会招致俄国的报复。因此这将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看来，只有时间才能对他的这一判断作出回答，而那将是未来对他影响力的最后一次考验。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于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是日正值北约与俄罗斯签订北约东扩协议。
(《美国外交》，乔治・凯南著、葵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GeorgeKennan，Memorise，1925－1950，Boston：Little，Brown＆C，1967；AtaCentury’sEnding：Reflections，1992-1995，NewYork：W.W.Norton＆Company，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