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春夏之交，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 Sokal)在一家文化批评的先锋刊物《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越过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Transgressing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Hermeneutic of Quantum Gravity)的文章。文中索卡尔把大量取自后现代派头面人物德里达、拉康、哈拉维(Haraway)等人的时髦货堆在一起，并与物理研究前沿量子引力的各种发展彼此印证，宣称量子引力的最新成就与后现代派的社会理论是互为援手的；特别是，物理学研究的物理实在与社会实在一样，也可看作是文化语言社会实践的产物。
索卡尔是公理场论之父怀特曼(Arthur Wightman)的弟子，在模型场论上有过贡献。这样一位严肃的物理学家出面支持后现代主义，少有先例，对后现代派不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大喜讯。也许这正是该刊编者未经仔细审阅就拍板发稿的原委。可惜的是，在该文发表的同一天，索卡尔在另一家报导学界花絮的刊物Lingua Franca上发表谈话，说他投寄《社会文本》的不过是一篇模仿嘲弄后现代派的游戏文章，其中论断大部分既无逻辑前提，又无经验根据或概念论证，不过是一派胡言。投寄该文，意在试探后现代派的学风，不意居然发表，再次验证了他对后现代派的看法：对科学一窍不通，却又热衷于玄学，从关于浑沌或量子物理的科普读物中寻章摘句，想像发挥，说些不知所云的话，吓唬外行蛊惑青年。他同时又声明：开这场玩笑，意不在攻击左派(后现代派在西方自称激进左派)，而在唤醒左派，从后现代派否定科学真理、鼓吹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迷魂阵中摆脱出来。
一篇文章，一则谈话，在西方近年来硝烟滚滚的(关于有无客观真理的)科学战和关于现代(后现代的)文化战的背景下，一夜之间在学界、文化界和舆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索卡尔的玩笑赢得了主流派的喝采欢呼，却令后现代派十分难堪，愤恨不已。就连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的学界左派，尽管内心赞同索卡尔的立场，也啧有烦言，认为他丑化了左派，给右派提供了炮弹。就在索卡尔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后现代派代表人物菲什(Stanley Fish)率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自卫反击。随即，报刊纷纷评论报导各派文人学者的表态，各大学纷纷组织专场报告会、研讨会。辩论迅速向纵深发展。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界)的头面人物投入这场由索卡尔事件引发的关于科学、后现代与左派政治(战略及其哲学基础)的大论战。一九九六年八月，主流派物理学家温伯格(Steven Weinburg)在《纽约书评》上发文抨击后现代派不懂科学，并以文化／科学二元论化不能影响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认识，科学也不能对文化价值观念提供帮助与之对抗。以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家怀斯(Nortoy Wise)为代表的一群后现代派奋起反击，嘲笑温伯格天真无知，不懂科学与文化、社会的内在联系。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在世界科学哲学学会两年一度的大会上，有一场专题讨论，由索卡尔和后现代科学史家皮克林(Andy Pickering)就科学知识本性进行辩论，皮克林临阵托故避战，但前任学会会长、后现代派科学哲学家法因(ArthurFine)和现任会长弗里德曼(Michael Freedman)在一群同道的支持下，却在专场讨论期间及会后对索卡尔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围攻。索卡尔舌战群儒，斗志不衰。一再表示要对后现代派跟踪追击非打个明白不可。果然，不到一年，他与比利时卢汶大学的布里克曼(Jean Bricment)合作的《思想欺诈行为》(Intellectual Imposture)一书一九九七年十月在巴黎首发，对德勒兹、拉康等人揭发批判，在法国学界引起又一场风波，遭到著名后现代派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托娃(Julia Kristeva)等人在《新观察家》等刊物上的严厉抨击。当前，虽然索卡尔事件本身已不再是焦点新闻，但由此引发的关于科学、后现代与左派政治的辩论，却仍然是当前科学战文化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场论战中，现代后现代涉及的主要不是审美趣味或艺术风格，而是一种哲学伦理立场。现代性指的是以理性为核心的经验行为模式。现代理性源起伊拉斯谟和蒙塔古的怀疑论，中经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的以数学、逻辑、力学为基础的同果还原理性，到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理性(由普遍伦理规范调节的道德个人主义)，成为一个完整世界观的哲学基础：在理性提供的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和普适伦理规范的帮助下，人类史是一部走向自由解放的进步史。现代性在思想上的表现就是用理性、进步的大道理作为一切立论之本。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认识到理性的时代文化局限性，但仍然以客观真理和人类进步作为立论的根本。
启蒙理性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它既导致自由民主社会，也为纳粹法西斯制度开了路，就是马克思的批判理性，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现，主要也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后现代派在理性的实现中看到的是其不可避免的工具性。根据历史经验，他们断言理性能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自由解放和进步，而是恐怖(极权政治以及核武器等)和窒息(在自由民主消费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和丰裕社会里，社会生活的普遍商品化和僵化的官僚结构令人窒息)。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丰裕社会的窒息气氛的反叛是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如果把眼界局限于启蒙理性(实质上是工具理性)，那么除了时时处处逼人就范的今日西方社会外，别无选择。为了从这种精神压迫中解放出来，他们急于寻找一种与理性不同的新的眼界、新的文化模型、新的世界观，据此可以构造出一种与现状不同的社会。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需求，为后现代主义从七十年代起的登台创造了前提。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后现代派的主要代表和社会基础，正是一群六十年代的激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学生。
后现代派的哲学基础是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政治纲领是以拉克劳(Laclau)、莫菲(Mouffe)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作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后结构主义认为实在不管是自然还是社会，都是由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特别是着眼于统治反统治的舆论斗争)构成的，否认任何独立于文化实践的客观实在。这种舆论构成论的实在观(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reality)取消了知识的外部对象和外部标准，导致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和唯象论(反还原论)。作为异质文化实践投影的实在，也因此具有碎裂性(多元起源)与偶然性，不是一个统一的有结构的整体，也不受普遍因果律的约束。既然一切普遍原则(理性、平等自由、解放、进步等)失去了本体论的基础，那么重要的就只能是局部的差异性与个性特殊性了(民族、种族、性别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在政治上这种立场就表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否定经济问题在社会生活和工人阶级不争取社会进步中的主导地位，以着眼于单个社会问题的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保护生态运动)取代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的反对(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传统左派政治。
后现代派内部对科学的态度不尽一致，总的说来，他们对科学持严厉批判态度：道义上，科学作为工具理性的主要成分，不过是统治阶级维护、强化统治的工具；在认识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产物，并不享有与其它文化实践不同的认识客观真理的特权地位；并且量子物理和元数学的发展表明，科学也不再能自诩逻辑上的严密完整和自洽。因此，后现代派认为，科学不但不能作为其它文化实践的样板或为它们提供理论基础，且其自身作为理性化身的合法地位也岌岌可危。但另一方面，以塞尔(Michel Serre)为首的一部分后现代派，被惠勒(JohnWheeler)和普里高津(Tlya Prigogine)等著名物理学家关于原始随机涨落和浑沌出秩序的浪漫思辨所吸引，发现这些有关物理实在终极结构特征的思辨与后现代派的思路不乏平行吻合之处。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在一些科学哲学的主要研究中心，除了对科学的(传统的)后现代批判之外，更新的时髦是对“后现代”科学(主要是浑沌，也包括生态学与高能物理中的有效场论)的后现代特征的探讨，意在为后现代世界观提供自然科学根据。这种探讨受到主流派科学家的蔑视、嘲笑和抵制，甚至猛烈的抨击。一个典型例子是温伯格一九九四年在波士顿大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他认为后现代科学纯属无稽之谈。
尽管原则上反科学的后现代派想借科学为自己贴金被讥笑为浅薄虚荣，自相矛盾，笔者却认为这种作法并无不可。首先，毋庸讳言，(后现代)科学中的概念[诸如原始涨落、分岔(bifurcation)、突现(emergence)]只有在比喻的意义上才能用于对世界的文化理解，其间没有也不可能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是任何一种对世界的文化理解或世界观，诸如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机械论世界观，或以达尔文生物学为基础的进化论世界观，总是用一组比喻结构起来的。在牛顿力学的因果机制概念或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概念与社会文化历史现象之间，除了比喻关系之外，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进而言之，即便是科学概念的形成或科学解释本身，按照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赫西(MaryHesse)的观点，本质上也是比喻性的：只有通过比喻，通过一种结构性的相似性，才能在抽象的科学概念与日常生活或熟悉的现象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使科学概念获得一种可以理解的意义。因此后现代派企图通过比喻利用“后现代”科学为自己的新世界观提供科学根据，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不可以。
其次，世界观作为一个时代的自我理解(对世界基本结构问题的回答，为一切行为制度人生目的意义提供最终根据)，其概念基础由形而上学或神学或科学来提供，其实质内容则取决于时代的特定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派追求一种新的世界观，有其内在深刻的时代文化根源。
最后，科学之所以可能为世界观提供概念基础，是由其目标的双重结构所决定的：科学的直接目标是为了理解一定的经验现象；但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的又往往是一种探究世界终极结构的好奇心。因此，在对经验发现进行概念诠释时，借助于比喻，科学又常常会建议或暗示一种世界图像。如果这种图像合于特定的时代需求，就会被加工改造成完整的世界观。就后现代主义而言，以“突现”概念为中心的“后现代”科学，确实打开了一个以局部、多元、随机为主轴的文化空间，为反对以因果律和统一整体为特征的现代科学理性的浪漫世界观提供了自然图像、基本比喻和概念基础。
在左派中间，后现代派对启蒙理性的工具性的批判，对经济决定论和以阶级斗争取代反对其它形式压迫统治的斗争等还原论观点的批判，对文化舆论斗争的强调重视，是得到认可的，他们之所以反对后现代派利用“后现代”科学，并不是因为这种利用本身不合法，而主要是因为后现代世界观本身对文化历史社会现象作出的解释对左派政治不利。在新近出版的以《为历史辩护》(In Defense of History：Marxism and thePostmodern，Aganda1997)为标题的一本文集中，以南达(Terry EagtetonMeera Nanda)和伍德(Ellen Wood)为代表的传统新左派对后现代派展开了一轮新的批判。他们认为，对现代性的批判，虽然源自对工具理性(及其恶果：极权统治、核恐怖和生态破坏)的批判，但当代后现代派在骨子里却是一种非批判的失败主义：拜倒在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面前，认为科技发展和高消费已经取消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使得任何别的社会选择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可想像，唯一可做并有意义的只是局部斗争以取得眼前实惠。为了替这种失败主义寻找理论根据，也出于对年轻时代(六十年代)反叛冲动的怀旧，后现代派在言辞上仍然十分激进，但实际上却把对商品化、官僚化社会的不满和对还原理性的合理批评误导到反科学、反理性的歧途。在当前西方社会生活乃至自然环境全盘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否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整体上社会制度的存在、否定资本主义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否定启蒙理性(及其产物――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科学心态对争取人类解放的重要性，实际上解除了左派的思想政治武装，使得任何反资本主义的全盘性的政治战略纲领成为不可能；而局部的分散的斗争，其本身虽然无可非议，但脱离开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和全面斗争，实质上是对消费社会的认同。他们的结论是：后现代主义虽然流行于一部分激进左派，但却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诊断，而只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疾病的一种症状。左派如果不能摆脱后现代派哲学上的主观主义及相对主义，政治上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这多半也是索卡尔对后现代派开玩笑的初衷。但在理论上，伍德等人当然比他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