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现在存在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无论是谁，都对目前的文化状况感到不满。似乎正是这种复杂的不满推动了“文化批评”的流行。在时下流行的文化批评中，“解构”似乎是一种最新的时髦。虽然在中国谈“解构”的人喜欢将他们的谱系直接挂在西方的解构思潮上，但他们的中国式“解构”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都与西方的解构思潮相去甚远，除了使用的一些西方解构哲学的术语。然而，这一现象本身却反映了目前文化思想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因此，我们不妨也对它来一番“解构”。
季：“解构主义”在我国学术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乃至近几年才出现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出现了类似西方的“解构”思潮。原初意义上的语义学的“解构”实际上已经被加以改造，从而直接等同于“破坏”、“摧毁”、“颠覆”，意味着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拒斥和否定。
郜：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和文化确实摆脱了僵化格局，渐渐呈现出松散性态势，这至少在理论上为多元学术取径，包括把西方某些思想家的“解构”策略运用于文化分析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可能。但是，实际往往比理论更复杂。比如，要“解构”，先得问解什么“构”，或者，什么“构”非得用“解构”之法去解？这可不是光靠列举几条后工业后现代现象就可以对付过去的。像十几年来的“新时期文学”，也许确有某种统一的格局，某些因素对新的文学可能性甚至还有先天的压抑机制。所有这一切在所谓的“后新时期”都发生了巨变，一统局面突然不见了，后出的一些文学现象许多人都没有料到。或者可以说，“新时期”的某种“构”在“后新时期”自行瓦解了。但是，谁解的？是时下走俏的解构论者，还是他们引为同道的“先锋文学”、“后现代文学”？好像都不是。实际上，“新时期文学”自始至终就不是某个“构”可以囊括的。人们之所以觉得有一个“构”，多半因为某些非文学因素的笼罩。“解构”应该确实有值得一解之构，而不能只是虚构某些实际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但也并不值得去解的“构”，大肆操练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兵器。否则，“解构”恐怕要陷入无构可解的“无物之阵”，陷入虚无和比虚无更可悲的掩盖虚无制造虚无甚至玩弄虚无的境地。这是吃紧处，不得不一问再问。
张：解构主义在西方兴起是有内在的思想史理由的。但中国的“解构”思潮却重复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多次发生过的一幕：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一个最新的西式武器来对付一切认为应该否定的东西。但这一次更缺乏内在的思想史和学理上的根据，带有更大的主观任意性。与西方解构思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里达辈要解的那个“构”不仅的确成其为“构”，而且根深蒂固(尽管他们对西方思想传统的解读或诊断在西方并未被广泛接受)，但在中国现在已无“构”可解，任何传统都已是明日黄花。这样，解构在这里无边的扩张却恰恰暴露了中国式解构本身的空洞。
陈：如果拓展视野，从近代中国文化的大背景来考察，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现在的中国实际并不存在类似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有待“解构”。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思想文化都处在持续的变动、即固有传统和西方冲击的双边互动之中。这一变动的基本情状就是传统的动摇、崩溃和西学的涌入。对传统的摈弃导致了固有文化根基的丧失，对西学浮光掠影则让国人的头脑成为他人的跑马场；苏格拉底说：“变动时没有知识可言”，而文化理想的破败必使前此荫庇其下的人群在精神上骚动不已，它是从反面对文化建设的呼唤。然而对此问题的回应深刻显示了近代中国的根本性困境。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是在中西碰撞摩荡的框架中启动和发展的，所谓现代化问题是人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代化即西方化是国人心照不宣的普遍观念，虽然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逐渐演化过程，但现代化或西方化主要侧重在器物这一最初引发冲动的层面，因而对三个层面往往缺乏清晰的区分意识。即使在“五四”时期，“民主”、“科学”也主要是用来作为解决中国具体现实问题的“器”而非“道”。发生在历史的现实冲动中的实用倾向打击了对文化建设的反省，从而忘记了庄子“无用”乃为“大用”的箴言。而从真正的西方经验来说，文化理想的建构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立足这样的角度来分析，虽然近现代一再提出各色建设方略，给出种种乌托邦承诺，却并没有一个持续的对文化理想、人文价值的关怀和建构。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关怀，而是说没有对这种关怀的持续重视。这个整体的态势也体现在相当部分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身上：在各种杂陈的思想观念中各据一隅，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和虔敬的全身心认同，知识分子个人所执有的理想也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我们会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惊人的思想转变和跳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严肃的虚无态度的体现，正应了庄子说的“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试想以如此的担当者如何从事长期艰巨的文化建设工作？在这样的趋就之间，真正留存的不是可资发扬的思想文化资源，而是突现出来的一种基于意气的姿态。或激进或保守，都仅仅是一种姿态，其内涵却被掏空了。姿态类似于舞台上的一次性表演行为，局限于具体的情境，不断变换的姿态使固有的传统和引入的西学都成为表演的工具，根本不能导向文化的积累和建构。一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之后，只剩下舞台的空旷。应该反省的是，在姿态之外，真正该做些什么？
郜：今天我们也许能够看清楚，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一直隐伏着一个始终受到忽视的虚无主义过程。这当然不是指主观愿望的那种历史传统或其他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与怀疑主义，而是指由某种历史情境客观造成的虚无主义，学者深陷其中，如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不知虚无之为虚无，甚至那些一直高举虚无主义旗帜的人，也并不知道他自身所处的这个历史性和宿命性的虚无主义过程。这种虚无主义，就是价值之始终无由建立，意义之不断消失，传统之一坏再坏，学术信念、学术乐趣和学术应有的浪漫情感日渐稀薄。迤逦至今，便是时下所讨论的人文精神危机。危机其来有自，不是忽然发生的；一下子就找出克服危机的道路，当然也不切实际。如今要做的，首先只能是诚实地正视这种危机。现在且不说原本统一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二分已经如何被当代学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就姑且拿处于分离状态的思想和学术两端来说，向实践领域无限度开放的思想史固无思统可言，而始终被贬抑的学术史即使有统，也未能进入学者内在的精神生活，成为他一心向学的支撑。更不用说，百余年来学者思者在理论与实践之辨，在中与西、古与今之辨的滔滔洪流中始终没有他的锚地。总之，外在钳制和内在元气的自我损耗，不但不能使思想学术在这百余年里形成一个已经厚积而且板结僵化的“构”有待今日的解构论者去大解特解；学者和人文诸学科甚至连起码的学术规范、起码的价值认同和起码的思想可交流性都谈不上。纵观历史，我们其实一直处在自行解构和被他人强制解构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解构已使我们在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愈坠愈深，而我们通常用来对抗虚无主义的手段无非是更加激烈的虚无主义，或者是拿明显可疑的替代品来遮盖和粉饰这一虚无主义过程。
季：应当说，从八十年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文化热”，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倾向还是有着特定的文化建树意识的。但依据今天的视野来重新看待这一段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文化热”并没有真正为文化本身构筑起坚固的领地，以致今天烟消云散。当西方各种新思潮新理论被走马灯似地加以引进时，当各种新体系新观点被层出不穷地加以构造时，文化自身的意义却被淡忘，实质上被改写为功利主义的代码。此外，空前规模地引进西方新思潮新流派的局面，或许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潜意识在其中发挥着作用。谈论西方新思潮新流派的结果，是自己成为这种新思潮新流派的权威阐释者，从而使自己占据某种文化霸权的地位。引进西人一定程度上竟是为了推出新人。表面上似乎是形成了各种新思潮新流派引进吸收并且相互对话的繁荣局面，但实质上，各种思潮流派仍然是在自说自话，真正的对话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难以形成。根本而言，“文化热”之所以会在转瞬间成为过眼烟云，关键在于文化自身仍然没有能够作为同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真正分离的一个独立领域出现。
陈：这就很容易造成文化的意识形态化。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文化的内容充满意识形态的色彩，更意味着文化被意识形态化地加以使用了。文化不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手段，成为一连串的口号和姿态。口号和姿态只有感情的价值，而无理性的内涵。现代思想史上，胡适和蒋梦麟就曾直言不讳地提出，新思想是一种态度。杜亚泉当时就明确地指出，态度不是思想，思想不是态度，态度是感情，而思想是理智。这是一个合乎理性精神的正确结论。思想等同于态度，文化被意识形态化地加以使用，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思想和文化本身。
张：可见，无论是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来看，还是从我国的文化现状来看，真正有待“解”的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逐渐形成的虚无主义。在不惜代价地实现现代化的普遍意识支配下，除了那个类似“天命”而实际仍较模糊的“现代化”概念外，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否定的，而且也确实不惜一切地一再否定。结果就是现在的为人行事没有任何原则和规范，只服从自己的本能冲动，所谓“跟着感觉走”是也。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近代以来士风日下，恰恰是与这种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成正比的。士风之破败无过于今日，而虚无主义之猖獗，也无过于今日。
一再消极地否定和批判，也造成了自己思想和文化立足点的缺乏，以致连说话都要借用他人的语言。走马灯般引进外来思想文化却不进行深入地理解，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时髦或赶上国际潮流来炫耀，则恰好说明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基点，即没有海德格尔所谓的“理解的前结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接受和理解。这样，我们看到在耳食之学与稗贩之学大行其道的同时，社会总体的思想能力和知识水平却在不断下降。
面对当今的文化荒原和思想荒原，知识分子究竟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是仅仅满足于表达的快感，向自己虚构的敌人挑战，还是向自己挑战，毅然决然地承担起自己的文化责任和道德责任？近代以来否定与批判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建设的责任意识与肯定的道德勇气，结果，弥漫的虚无主义思潮造成了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轻率，无论对中国传统还是对西方传统，都缺乏真诚理解的兴趣，除非出于功利目的。如果这种虚无主义的态度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加以拆解的话，那么这种解构的目的恰恰是要肯定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文化建设不能单纯理解为回书斋做学问，而也是要在一个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重新肯定文明的意义和价值。
郜：为此，有必要对当代学术中的“听”和“说”作出某种调整。以往，我们是只听不说，有耳无嘴，事实上是片面地听，被人揪住耳朵灌输，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听到。这十多年来，我们开口说话的机会渐渐多起来了，不知不觉又忽视了听。也许真正的听觉已经在以前只听不说的惨痛经历中给严重败坏了。果真如此，那才是最可怕的。八十年代起来的一辈人，首先面对的就是长期压抑的话语火山大爆发后留下的一片狼藉。他们一下子就被抛进声音的海洋，还没有弄清楚怎么一回事，就稀里糊涂跟着说起来，一说开去便不可收拾。听而不说固然可悲，说而不听甚至从来就没有好好听过，则更属虚妄。没有听就无法说，也不能说，说了徒增混乱，徒增蒙蔽。现在是说多了说累了需要静下来倾听的时候了。倾听什么？倾听被我们急切的说麻木的说为了说而说的说压抑太久遗忘太久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声音。听和说只有在人文主义自身的传统中才是可能的，才有意义，才是生产性的，才有趣有味。要进入这样的传统，更多的是要靠听以及听而然后说。既听且说，我们才有可能站在人文主义本位的立场谈论人文主义自身的问题，才能真正有效地反抗各种虚无主义的侵蚀，为思想文化培植稳靠的根基。
陈：对传统的把握和接受，从来都是通过诠释进行的。从学术中最为具体实在的部分来说，章太炎《汉学论》曾谈及黄侃关于读解“十三经”的意见：“余弟子黄侃尝校注疏四五周，亦言清儒说经虽精博，其根柢全在注疏，故无清人经说无害也，无注疏则群经皆不可读。”如果说这类学问是经由传统的阐释才能了解其对象，得以成立，那么思想本身就已构成一不断阐释的传统。思想的存在形式就是不断地为人所思。思想只有在思想传统中才是有生命力的，一个观念如若没有在思想传统中激起反响，它便趋于死亡。儒、道是一传统的存在，柏拉图、康德也不断为人诠释。身处思想传统之中，思想才是可能的。即使是激进的批判者，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在传统之中展开工作的，尼采《悲剧的诞生》对古希腊文化精神的阐释，福柯对现代知识谱系的分析，德里达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读解等，莫不如是。确立传统意识，是现代学术思想的基本规范之一。空所依傍往往是狂妄的表现而不是天才的证明，真正的大师无不是渊综百流的。近现代中国有很好的机会面对人类全部的宝贵思想传统，可以说，近代以下最好的学术传统就是中西古今的融合。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就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必以如是之胸襟方能延续传统，拓展新知，守先待后，承上启下。
季：回顾当代西方学术思想被引进到我国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建设的任务显得尤其紧迫。历史发展到今天，对西方学术思想所持的那种由来已久的排斥和戒备心理已经被证明为虚妄，从而使我们自身视野的拓展获得了全新的可能。但这也仅仅只是一种可能。要真正实现西方学术思想的所谓“创造性转化”，需要我们作出两方面的调整――这实质上也就是向我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提出了双重的要求。把握和接受西方学术思想，要求我们以“对话”的态度对之作出“同情的理解”，真正的“对话”态度不会臣服于强制性的教训和灌输，或者只是机械性地模仿和搬运；真正的“对话”是在共同的论题引导下所作出的“意趣相投”的理解，这种“对话”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站在自身的坚定立场上进行领受和理解活动；那种认定西方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好的的消极心态，只会遮蔽我们自身原有的视野，从而难以实现真正的“视野溶合”。
张：当然，文化建设在相当意义上首先是自由思想的培养和建设。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的传统，没有健全的头脑和思想都无法将它们从外我之物变为在我之物。这就特别要提倡理性的精神。从胡适、蒋梦麟这样的人都不知道区别思想和态度来看，即使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理性思维的习惯也还是很薄弱的。冯友兰在三十年代就看到这一点，认为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张东荪也一再告诫人们，民主是讲理(性)的人的制度，民主是启发人类理性的制度。他认为文明能否跳出呆板的窠臼与固滞的状态而入自己进步之境，全视理性能否抬头而定。回顾近代思想文化史，激情的呐喊与独断的宣传屡见不鲜，却少有清明理性的声音。这对于中国现代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暂且不论，独立思想能力的日趋萎缩却是一个人所共见的事实。因此，在提倡为学术而学术或为知识而知识，提倡学术纪律和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应该提倡理性的精神。没有理性精神，不可能为真理而真理，也不可能遵守学术纪律和学术规范。更重要的是，正如康德早已指出的那样，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才是自由思想的可靠保证。若无自由思想，真正的学术只是一句空话。
其实，在现代条件下，文化建设决不只是单纯地追求知识或讲求学问，而是既要道问学，也是尊德性。因为人类的自由精神和道德理想以及人类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就体现在文化的自由创造之中。面对政治经济双重压力的现代知识分子，自由的文化创造和独立的文化领域的营建不仅构成他们批评和抗议的坚实基础，也是他们在这个为金钱与权力统治的世界中体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