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说过：“我的相很难画”，这确是自知之明之论。他的身上，可以说浓缩了现代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政治特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大幕，但是，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送葬者和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先知，胡适在走着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时，难免要带上过渡时代的鲜明印记，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无论是他活着还是在其身后，真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但“真识君者有几人？”长期以来，在他那巨大的身影的压迫下，在某种外在的批判标准的笼罩下，我们竟不敢直视或故意斜视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曾被称颂为“圣人”、“当今孔子”，也曾被痛骂为“国贼”、“人民公敌”，而事实上，他既不是鬼，也不是神，而是像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有感情有理性、有欢乐有痛苦、有优点有缺点的活生生的人。但他这个普通人与一些普通人不同的，是他渴望真诚的理解，渴望与人开诚布公的交流，渴望与人肝胆相照，渴望人人都能选择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就是说，他历来是宽以待人，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为此他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也为后人留下一个个难解的谜，但这才是真正的胡适，若我们能把胡适还原到这样一位普通人的立场来看历史上的这些谜，就应该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容易使人接受的答案。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前后胡适表现出的矛盾态度，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一
泰戈尔是应中国讲学社的邀请来华访问的，他当然是抱着文化交流的良好目的来的，没想到到了中国之后，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陈独秀、瞿秋白、茅盾等为代表组成了“驱泰大军”，“激颜厉色要送他走”，而梁启超、徐志摩等人则组成了“保泰大军”千方百计为他辩护，一时间双方唇枪舌剑，一场鏖战。在这场论争中，胡适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是令人费解的。
泰戈尔是先到上海，然后经由南京、济南、天津到北京的，自泰戈尔到京后，胡适的名字就常常出现在关于泰戈尔的报道中。在京期间，胡适虽然没有象徐志摩那样与泰戈尔朝夕相处，但北京各界欢迎泰戈尔的重大活动他都参加了，如到火车站去接泰戈尔，陪伴泰戈尔游北海，参加北京学界为欢迎泰戈尔在海军联社举行的公宴，与徐志摩、林徽因一起陪诗人在草坪散步，开茶会，主持泰戈尔六十四岁的生日和命名典礼，称他是“代表印度的最大人物”，后来徐志摩为表示对反对泰戈尔者的抗议决定罢译（泰戈尔在华讲演基本上都是徐志摩翻译的）后，胡适还承担了翻译的任务，对泰戈尔可谓恭敬之极，执尽弟子之礼。泰戈尔原计划在北京讲演六次，但没想到第一次公开演讲时就有人散发传单要撵他走，使得宾主都很难堪。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挺身而出”，对批评泰戈尔的人进行反批评。
五月十日上午，泰戈尔在真光影戏院对北京青年学生进行第二次公开演讲。在正式演讲前，胡适慨然登台，对国内的这股反泰力量进行警告。他说：“外国对于泰戈尔，有取反对态度者，余于此不能无言。余以为对于泰戈尔之赞成或反对，均不成问题，惟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吾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景仰之，盖吾以为中国乃一君子之国，吾人应为有礼之人。今泰戈尔乃自动地来中国，并非经吾人之邀请而来，吾人自应迎之以礼，方不失为君子国之国民。同时泰戈尔为印度最伟大之人物，自十二岁起，即以阪格耳之方言为诗，求文学革命之成功，历五十年而不改其志。今阪格耳之方言，已经泰氏之努力，而成为世界的文学，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故吾人对于其他方面纵不满足于泰戈尔，而于文学革命一段，亦当取法于泰戈尔。”（1）但胡适的警告似乎并没奏效，因为在泰戈尔这次演讲过程中，还是有人散发驱逐泰戈尔的传单，名为“送泰戈尔”。泰戈尔因为国内这股反对的力量太强而决定提前结束自己的北京之行，把原定的六次演讲缩减为三次。五月十二日，他发表了在京的第三次演讲，实际上也等于他对北京的告别辞。在泰戈尔正式演讲前，徐志摩先登台作了对反对泰戈尔者进行谴责的演说，随后作为配合，胡适针对在讲演场上多次出现的反对泰戈尔的传单问题进行了辩护性的解释。他直截了当地说：“前天会场中发现‘送泰戈尔’的传单，我见了很感觉不快。
第一，传单中说，研究系因为去年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失败了，所以请这位老祖师来替他们争气。这话是没有事实的根据的。去年玄学科学的论战起于四月中旬，而泰戈尔的代表恩厚之君到北京也在四月中旬，那时北京大学因为种种的困难不能担任招待泰戈尔的事，所以恩厚之君才同讲学社接洽，我于四月二十一日南下，那时泰氏来华的事，已接洽略有头绪了。我也是去年参加玄学科学论战的一个人，我可以说，泰戈尔来华的决心定于这个论战未发生之前；他的代表来接洽，也在这个论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以参战人的资格，不能不替我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
第二，传单中说：‘激颜厉色要送他走’。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野蛮的国家对付言论思想的态度。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假使我因为不赞成你的主张，也就‘激言厉色要送你走’，你是不是要说我野蛮？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若因为主张不同而就生出不容忍的态度或竟取不容忍的手段，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取消鼓吹自由的资格。自由的真基础是对于对方的主张的容忍与敬意。况且泰戈尔先生的人格是应该受我们的敬意的。他的文学革命的精神，他的农村教育的牺牲，他的农村合作的运动，都应该使我们表示敬意。即不论这些，即单就他个人的人格而论，他的慈祥的容貌，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就应该命令我们的十分的敬意了。”（2）胡适的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泰戈尔来华引起的争论的焦点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与注重精神的东方文明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早在泰戈尔来华前，中国国内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了激烈的论战。胡适始终是这场论战的积极参加者，并且态度始终是明确的。
一九二三年二月，张君劢在清华园作了一次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他用西方的生命哲学来界定人生观问题，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包含着当时国内流行的对崇尚科学的风气的不满。对张君劢的这番言论最早提出反驳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他认为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学问，都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主张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场论争的实质，实际上是用科学还是用形而上学来指导人生和社会，要求社会走什么样的道路，而这个问题自五・四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界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所以张君劢与丁文江的这场论争恰如一根导火索，又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许多思想文化界的名人都卷入了这场论战，如胡适、吴稚晖支持丁文江，张东荪、杜宰平支持张君劢，而陈独秀、瞿秋白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论战双方都进行了批判。在这场论争中，胡适始终是旗帜鲜明地鼓吹科学的人生观的。实际上，早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就在北京的政法专门学校做过“科学的人生观”的讲演，明确表明了自己主张科学的态度，这比张君劢几乎早了一年。后来在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的序中，他又借批判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的“科学破产论”，明确表示自己要“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因为中国目前“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3）泰戈尔最初答应讲学社于一九二三年十月来华，而这个时候科学派、玄学派以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争论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一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胡适与陈独秀还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泰戈尔答应这个时候来华，有人把他与这场论战联系起来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作为研究系和“玄学鬼们”的精神领袖，欧游回国后的梁启超以及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一直在和胡适、陈独秀这样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进行着论战，很自然地，这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很快就又发展成为东、西文化的论战。当泰戈尔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这新一轮的论战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而胡适早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就已针对梁漱溟鼓吹东方文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毫不客气地批判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调“只是闭眼的笼统话，全无‘真知灼见’”。泰戈尔一到中国就在各种形式的谈话和演讲中宣扬“东方文明，最为健全，”指责亚洲一部分青年否定亚洲自古就有的优秀文明，大肆鼓吹以东方的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的物质文明。这些话从泰戈尔这样一位世界著名诗人口中说出，而且与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的反思颇多暗合之处，这当然会令梁启超及其追随者高兴，但这一高兴却使泰戈尔这个无辜者成了受攻击的靶子，并成了引发新一轮论战的导火线。不少人据此认为梁启超正是因为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失败了，所以才拉来这位与他观点一致的世界重量级文化大师为他撑腰鼓劲，而出面邀请泰戈尔的恰恰又是梁启超所主持的讲学社，而对泰戈尔来华最热心宣传的《晨报》又是梁启超主持的研究系的机关报，这些都难免使人把泰戈尔来华与梁启超紧密地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倒没错，错的是把泰戈尔来华只看成为帮助梁启超“打仗”，错的是把他与“玄学鬼”、“研究系”挂上了钩，如陈独秀在《太戈尔与金钱主义》中就有这样的批评：“太戈尔一到北京，竟染上了军警和研究系的毛病，造谣诬陷而已。”（4）如果不了解其中的背景，这些话听起来就很容易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二
现在的问题是，历来在批判传统文化时非常激进、与梁启超等在东、西文化问题上又有过针锋相对的交锋的胡适为什么在欢迎泰戈尔时却又时时与梁启超互相配合，而且不但不借机落井下石，反而亲自出面为自己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而由他出面澄清这个问题，无疑比梁启超声明一千遍还更有说服力。难道泰戈尔的来华使胡适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难道他对泰戈尔这个东方文明的鼓吹者真的完全认同了？我们显然很难找到足以让人信服的根据，在泰戈尔来华前后他的思想也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泰戈尔在世界上赢得的大名与他在欧美演讲时大肆宣传东方文明因而大受欢迎很有关系，胡适对这些当然是知道的，但却颇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西方人欢迎东方文明是出于一种“博物馆心理”，他们所乐闻的是太极、风水、八卦、命相这类带有神秘意味的东方精神文明，是为了满足他们在西方已很难满足的怀旧感，客观上是希望东方越落后越好。一九二六年七月，因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在英国开会，胡适取道西伯利亚，有欧美之行，有很多欧美团体准备邀请他去演讲，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对东西文化的看法不会象泰戈尔那样受到欧美人的欢迎，这在他于这一年的九月五日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里说得清清楚楚：“要是我去美国，我不想作公开演讲。我惟一的目的是去看老朋友，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告诉美国人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我要在英国演讲的合适题目。……要是我发现自己假装有什么真知灼见要带给西方世界，我觉得那是可耻的。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一个东方演说者面对美国听众时，听众所期望于他的，是泰戈尔式的信息，那就是批评讥讽物质的西方，而歌颂东方的精神文明……相反的，我写了一篇文章（离开中国前刚发表），在这篇文章里，我指责东方文明是完全唯物而又没有价值的，我赞扬现代西方文明能充分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要。诚然，我所给予东方文明的指责，比任何来自西方的指责更严苛，而我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评价，也比西方人自己所说的更好。这样出乎常理的意见，一定会让那些对泰戈尔这种人趋之若鹜，而又期望听到所谓‘东方’信息的人感到失望和震惊。”（5）胡适信里提到的文章是指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六日完稿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国内外保守的思想界的病态心理与错误议论“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他以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胸怀鼓励国人走出这些“老少人妖”散布的东方文明妙不可言的迷雾，对西方文明采取正确的态度。他针对东方文化的吹捧者批评西方文化的理论根据：西洋文明为唯物的，东方文明为精神的，具体而有说服力地指出这是一种偏见，其目的只是用来捍卫东方文化的吹捧者“变态的”精神上的优势，而实际上西方文明决不轻视人的精神和心灵上的种种要求，它能满足人精神和心灵上要求的程度，决非东方旧文明所能比。（6）胡适的这种观点和当时国内正激烈地批判泰戈尔的人，如陈独秀，是一致的，而后者刚开始也是把胡适看作自己的同路人，如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陈独秀曾给胡适写信，要他为共产党办的刊物《中国青年》的“反对泰戈尔”专号写文章，可见陈独秀此时是把胡适看作自己文化宣传工作上的战友的。
胡适这篇文章写成的时间距他发表为泰戈尔辩护的言辞还不到一个月，所以若说他当时对泰戈尔的欢迎是毫无保留的恐怕不实，至少他说这些话时内心是有矛盾的，但是否就能据此说他对泰戈尔的欢迎是违心的；或者就象郭沫若所批评的那样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7）或者说是附庸风雅，甚至可以说他虚伪，两面派，这些说法显然都不符合胡适的学问之道和做人之道，倒是他其中的一句话暗含了他欢迎泰戈尔的一个真实动机：中国是礼仪之邦，而泰戈尔又是世界上伟大人物，并且是自动到中国来的，出于一番好意，所以不论欢迎还是反对，在礼仪上应该符合“礼仪之邦”的身份。这才是生性宽容，又受过美国自由主义文化和政治训练的胡适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这就象他既激烈批判中国旧的婚姻制度但又遵母命成婚并且一生不渝一样，就象他既说过赞同“全盘西化”的话，但最爱钻的还是中国的国学旧纸堆一样，都是一个懂得人生的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在正常的心态下所采取的正常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是一种求真、求自由的做人原则，虽然因此被人冠以“胆小君子”的桂冠，但本性难移。不论任何争论，“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却不应伤和气，不应拒绝别人说话的权利，“容忍比自由还重要”，而现在反对泰戈尔者连别人说话的自由都要剥夺，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容忍，这决非君子所应为也。他这种做法就象中国人待客，虽然心里可能不完全乐意，但出于礼貌照样还是把客人照顾得满意而回，这当然不能说是虚伪，而是为中国人所广泛认同的最基本的做人之道，是一种“礼”。
但胡适毕竟是有自己的原则和思想的，他对泰戈尔的欢迎当然绝对不只是出于这样一种纯朴的待客之道，他有自己的欢迎“动机”和角度，这个角度当然不是泰戈尔所宣扬的东方文明，而是因为泰戈尔是一个实际的语言革新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而胡适留美归国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在文学革命方面，特别是在语言革命方面。胡适说自己当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之一人”，这也是实话，但泰戈尔来华以后他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个认同点而一变成为泰戈尔的欢迎者。实际上，胡适欢迎泰戈尔的这个角度在当时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这些人往往受过西方的教育，认为泰戈尔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是科学思想和物质进步的反对者，是顽固守旧的过时人物。所以当他们听说泰戈尔要来自己的国家游历时，第一个反应是敌意的，可当泰戈尔在中国与这样的知识分子见过面后，这些知识分子突然发现泰戈尔原来在某些方面是与自己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态度于是为之一变，由反对者变为积极的欢迎者，这一点连随同泰戈尔来华的英国人恩厚之都注意到了，他后来记载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当我们与北京的学者相会时，中国进步分子突然感到他们与泰戈尔思想有着巨大的一致性。同那时代的但丁与乔叟一样，泰戈尔与胡适两人都决心采用人民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的普通工具，以替代掌握在有限学者阶层手里的经典语言。一位激进的中国学者从饭桌的另一端跃起，拥抱泰戈尔，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现在，他不仅同泰戈尔一道分担共同经历的痛苦，而且也分担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亲手制造的苦难。”（8）
三
胡适对泰戈尔的这种有保留的欢迎实际上表明了他对泰戈尔的思想有误解，至少可以说他对泰戈尔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也和当时国内的许多反对泰戈尔的人一样把泰戈尔宣扬东方精神文明与他排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等同起来，这在他给韦莲司的信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实际上，泰戈尔恰恰是因为坚持拒绝抑制科学文明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早在泰戈尔访华的三年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对后者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9）实际上，他一直在主张东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压迫的地位，他说过：“我们现在要和西方竞争，……要抵制他们的侵略，我们除非也把他们的科学学会了才成”，“若要求得真理的厚赠，我们一定先要学会那必要的科学”。（10）实际上泰戈尔也不是象胡适和国内的那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相反，他并不主张盲目拒绝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他认为西方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关键是不要模仿它。他也一再谆谆教诲青年人说：“我再次指出，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11）在中国他也一再强调他反对的只是把人降为机器的奴隶，反对滥用科学，反对把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畸形的物质文明。同样，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但不是反对物质或精神本身。看来，胡适和中国那些在这方面批评泰戈尔的人是没能全面了解泰戈尔。这也正应了他在批评泰戈尔的反对者时所说的话：“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看来这段话只有在“反对”前加上“赞成”二字，才算准确。
很多反对者对泰戈尔的批评确是不了解的批评，但象胡适这样对泰戈尔并未完全了解而出于各自的目的对泰戈尔表示热烈的欢迎也是事实，遗憾的是，泰戈尔在中国受到激烈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们这样的欢迎者“捧杀”的。实际上，自泰戈尔一踏上中国土地就被徐志摩、梁启超、胡适等人竭尽苦心用层层华丽的帷幕包围起来了，这不但使其他人看不清泰氏此次来华的真正目的，看不清泰氏作为诗人、哲学家的真正价值，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忽视了泰氏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价值，在当时热热闹闹欢迎或反对的热烈气氛中，似乎没有多少人费心去了解、研究泰戈尔，没有人愿意以理智的平常心把泰戈尔来华看作一种普普通通的文化交流，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的悲哀，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悲哀。
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可以说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当他们基于这种先入之见对这些外国思想家表示欢迎或反对时，就都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什么“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个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和学术。对泰戈尔也是这样，很多反对者或欢迎者在并没有对他的思想和学术进行详慎研究的情况下就出于主观动机断言其中必含有毒素或救世的良药，不许别人赞成或反对。胡适批评反对泰戈尔的人对泰戈尔“不容忍”，剥夺了别人说话的自由，这实际上也表明他对这些反对者也是“不容忍”的，也是“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些都完全是一种感情用事的不理智行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醉翁”。
注：
（1）《晨报》1924年5月11日。
（2）《晨报》1924年5月13日。
（3）《科学与人生观》“序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
（4）《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
（5）《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周质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6）《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7）《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14日。
（8）（11）《泰戈尔传》，（印）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著，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第383、384、385页。
（9）《与印度泰谷尔谈话》，《新潮》第3卷1号，1921年10月1日。
（10）《东西文化的结合》，泰戈尔著，甘子贻译，《东方杂志》第19卷第1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