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到达海德堡的时候，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海德堡大学正在庆祝625周年校庆。海大新楼刚刚进行过一次大整修，一群诺贝尔奖得主开完林道大会，专程赶来，与这里的年轻学生交流。美军基地即将撤离的消息也是人们热衷的话题，据说学校正在考虑把它改建成学生宿舍。另外，一个盛大的校庆派对即将在内卡河畔的大草坪上举行，每个人都被欢迎来参加。
德国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大概只有在海德堡这种大学城，才能看到那么多让人赏心悦目的年轻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太爱学习了，露天食堂的长凳上，随便哪块草坪上，都能看到一两个年轻人卧在那里，前面摆开一堆书。但也是同样的地方，一旦派对开始，你会怀疑他们是否从来不学习，也太惬意了。
这里学生的那种自由姿态让我震惊。有一次经过内卡河畔，见一个学生一边抱着一本书，一边将脚泡在水里，旁若无人地读着。
来德国前，按照中国人的惯常思维，我一直将海德堡大学视为德国最好的大学，比如德国的哈佛，或者德国的清华之类。当我向海德堡的教授们问及这一点时，教授们要么一脸惶恐，要么哈哈大笑。“不不不，谢谢你这么说，但我们只是很好的大学，不是最好的。”
在德国，“精英”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从2006年起，德国政府为了提高大学的竞争力，陆续选了九所“精英大学”出来，海德堡大学名列其中。
“这只是政治家的选择。”海德堡校史专家彼得・默斯伯格教授告诉我，“德国人真正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每所大学固然都有独特之处，但总体的教学和科研水平都很相似，并无优劣之分。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这与美国大学体系不同，你没法拿哈佛、耶鲁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相比。在我们看来，不公平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
这种“去中心化”也与德国历史的高度不确定性有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近现代史上诸侯分立，教派斗争激烈，新旧秩序的更迭太快，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类似于伦敦、巴黎那样的中心，占据一个国家大部分的资源。相反，每个独立的小国都想有自己的大学、剧院和博物馆，于是很多小的文化中心发展起来。
除去625年的历史，美丽的山水建筑，以及种种关于海德堡的浪漫主义迷思之外，海德堡大学唯一优越于其他大学的地方可能在于，它所属的巴登－符腾堡州很有钱，对教育的投入更大，付给教授的薪水也更高，还可以建更好的实验室。100年以前，为了留住著名的化学家、光谱分析的发明者本森在海德堡任教，州政府曾斥巨资为他建造了当时整个欧洲最好的化学实验室。本森在海德堡大学当了六年教授。
除外，它只是一所“很好”的德国大学，而这是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德国没有大学入学考试，一般说，学生只要通过中学会考，就可以申请任何大学的任何专业。与英美系的名校相比，海德堡大学不会得到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最好最聪明的学生，它得到的是参差百态的学生，有很聪明的，也有平庸的，但参差才是真实的社会形态。
1855年，一位美国观察家曾经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的大学教育制度的发展付出了如此多的思考和艰辛――没有一个民族从大学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如此大的益处，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使它们在国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美国教育史家认为，19世纪美国留德学生从德国大学获得了三种智力财富：智力习惯（Intellectual Habit），智力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Intellecual and Ethical Conviction）。智力习惯代表学者个人及其学术的独立性，它是三种财富中最为宝贵的；智力方法代表在思想和研究上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似乎是日耳曼人的一种独特的财富，即掌握全部能够知道的有关的事实材料；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为美国的知识和学术增添财富。
德国大学最注重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德国人的概念里，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到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
海德堡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一本叫《什么是教育》的书中提到：“大学应该培养精神贵族，而不是精神附庸。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骨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后者则需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定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吴珏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