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辞别人世已经20多年了，人们至今还时常提起他。他以自身的生活道路，为社会树立了一个改恶从善的典型。他的遗著《我的前半生》在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一条朴素而伟大的真理：是共产党把一个末代皇帝、延续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名君主，成功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民。
溥仪的前半生是用罪恶、忏悔写成的；他的后半生则充满新生的欢乐。他用满腔的热诚、用一切从头学起的精神，来填满后半生的每一天。然而，他离开他所热爱的新生活太早了，他从1959年12月4日获特赦，到1967年10月17日逝世，总共不过8年。实在太短暂了。其间，他的妻子李淑贤女士与他朝夕相伴了近6年。
在楼房林立的北京团结湖住宅区，记者来到李淑贤女士门前，轻扣两下，门打开了，眼前这位年近花甲的李淑贤，还是电影《末代皇帝》中的那个样子：一头乌黑的短发，秀媚的双眼。她身穿枣红色罩衣，看上去并不显得老。
溥仪和李淑贤结婚以后，在全国政协机关院子里住了一年多，后来搬到西直门附近。那里的房子据说原来是给外国驻华使馆人员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院子里有桃树、梨树，还有许多松柏，环境十分幽静。《我的前半生》书里有一张他俩离家上班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溥仪逝世以后，李淑贤搬了几次家，80年代初又搬到团结湖居民住宅区。
她住的是楼房，一大一小两卧室，还有厨房、卫生间，自成一单元，没有客厅，一间大些的卧室兼做客厅。她没有孩子。室内陈设很简单。卧室中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套沙发，两把椅子，一张饭桌子，一个酒柜。酒柜上放着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如此而已。房间收拾得很整齐，地板擦得一尘不染，这表明主人日常生活的静寂和洁癖。
读者或许会这样猜想，作为末代皇帝的遗孀，多少会保存一点宫禁旧物作为纪念吧。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溥仪幼年虽贵为天子，可以集四海财富为一人之用，但从逊位以后他长时间从事复辟活动，后来接受改造，到特赦时，连身上的衣服都是政府发的。李淑贤女士形容他是“从最有钱的人变成最穷的人”。
大家知道，溥仪从伪满宫中逃走时，在无数珍宝中精选了数百件装在皮箱里，随身带着。在苏联期间，这些珍宝“捐”出去不少，因为害怕又扔掉一些，回国时还有一部分。经过改造以后，溥仪认识到，这些珍宝属于人民，应该归还给人民。他全部献给了国家。李淑贤说：当时装珍宝的皮箱后来带回北京，皮箱是黑皮做的，很结实，里面一层又一层，可以藏很多东西。“文革”前夕，抚顺战犯管理所派人来要去搞展览，后来“文革”爆发，展览没办成，箱子也不知下落了。我觉得她说话有些吃力，便问起她的健康状况。她说：“我身体一向不大好，现在有5种病。和溥仪结婚后，坚持上了两三年班，后来溥仪也病倒，我便停职在家休息，一面照顾溥仪。”她还说，溥仪死后，她生活有困难，周总理得知即指示每月补助60元，前几年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还有20元退休金。其生活水平与北京市民相比，还属上等。
李淑贤原籍杭州，家在西子湖畔，少女时代在上海度过，这位容貌娟丽的女护士，也是受尽了命运的折磨。她8岁失母，14岁时作为银行职员的父亲也去世了。15岁那年，一向待她刻薄的继母，想在她身上发一笔财，要把她卖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她闻知即逃到北京投靠表姐。她表姐也是受苦人，孀居在家，靠给人洗衣服度日，日子实在撑不下去，带着孩子回南方去了。为生活所迫，李淑贤和一位邻居结了婚。婚后受到虐待，因经济上无法独立，只好忍着，解放后有了工作，才与男方离婚。
“我这一辈子是够不幸的，后来才遇上溥仪。他对我很好，要是他不死得早，我也是很幸福的。”李淑贤女士说。是的，这个得不到家庭温暖、亲人保护的女子，自从和溥仪认识后，才得到过去不敢奢望的慰藉。她低着头，轻声地叙述着幸福的一切。
溥仪曾经是君临天下的皇帝，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战犯。但李淑贤认识他时，他已成了新中国的公民。20年前的往事，李淑贤回忆起来，仿佛如昨。1962年春节前夕，李淑贤听说给她介绍的对象是末代皇帝，吓了一跳。她说：“戏台上的皇帝都挺厉害的，真的皇帝我倒还没有见过。”由于介绍人一再动员，加上好奇心驱使，她才答应见面。地点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她对溥仪印象很好，觉得他很和气，又很朴素。而溥仪呢？在此之前，人家给他介绍几个打扮很入时的女郎，他都没相中，独对苦出身的李淑贤一见钟情。李淑贤至今还记得，那天溥仪买了咖啡、汽水，一人一杯，聊得很晚。没见几次面，溥仪就要求结婚。真挚的爱情有时并不需要多少时间考验，只需短暂的接触，彼此都已认识到对方就是梦中寻觅千百度的意中人。
l962年4月30日李淑贤与溥仪结婚。那年她37岁，溥仪56岁。婚前，溥仪告诉李淑贤，年龄相差19岁，希望她慎重考虑。李淑贤觉得，溥仪生理年龄是大了些，但他的心理年龄并不老，她已拿定主意。溥仪当皇帝的年代里，事事有人侍候，这曾使他成为一个毫无生活能力的人。成为公民以后，他对世界上的一切感到既陌生又新奇，在这方面的笑话是很多的。在理发店，他看见理发员手中的吹风机很惊奇，不知是何物；在植物园时，他不会数饭票，每次买饭菜，都是抓出一把饭菜票放在柜台上，说：“该给多少，你拿吧！”组成家庭后，许多很简单的家务事，对他来说又是新的课题。李淑贤对他的评价是：“他不偷懒，就是什么也不会做。”星期天，李淑贤洗衣服。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学过洗衣服，想露一手，就说：“我来帮你洗。”但他总是洗不干净。李淑贤做饭，他也想帮忙。有一回，他从厨房端出一碗热汤，走几步就摔在地上，他不懂得碗下面要垫个东西才不会烫手。溥仪有时也主动提出做顿饭，让他做吧，饭总是夹生的。每一回失误，他总是把自己骂一通，骂自己是“废物”，并对李淑贤说：“别着急，别着急。我慢慢学，一定学得会。”
李淑贤说：“我从认识他到他去世，只有6年时间，他从未说过我一次。婚后，他身体有病，觉得对不起我，便百般顺我。我想，世界上再没有能像他那样对我好的人了。我受感动了，我们的感情始终很好。”
溥仪虽有过几个女人，但都不是他的妻子，更说不上是他的爱人，他与她们之间，是君臣、主奴关系。历史上的皇帝都是摧残女性的，溥仪过去也是如此。他与李淑贤结婚后，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的前半生有几次大婚，娶过皇后、妃子……但那都没有真正过过什么幸福生活；过去的婚姻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可怕之极。”在溥仪的生命史上，和李淑贤结婚后，才算是第一次真正做丈夫，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和一个女性倾心相爱。在他看来，李淑贤是一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性；李淑贤也觉得，溥仪是最痴情的丈夫。他们的爱情如海水，深不见底。
这对恩爱夫妻愉快的日子没过多久，便遭到一次又一次灾难性的打击。开始是李淑贤的病，在确诊为良性子宫瘤之前，溥仪哭过好多回，整天为她的病担心。在做摘除手术时，他又流下了许多泪。直到李淑贤能下床，他才露出笑容。没有多久，溥仪也病倒了，他是l964年9月发现尿血的，患了肾癌，并已转为膀胱癌，切去一肾，后来发现另一肾也癌变了，医生已束手无策。
读过《我的前半生》的人，都知道溥仪是个出奇怕死的人。在宫里，怕太监害他；在天津寓所，怕老百姓害他；在伪满，怕日本人害他；从苏联回国前，他把自己比做露水，太阳一出，自己就没命了；在战犯管理所，他时时想到被处死刑，连开门声、脚步声都会使他心惊肉跳。一种意念中的死亡阴影在折磨着他。这回，懂得一点医学知识的溥仪，完全懂得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但他却没有“死之将至”的那种恐惧和悲哀。他反而安慰李淑贤：“要相信祖国的医学，我相信一定会治好的。”面对一脸愁容的妻子，溥仪还一再逗她笑。谈到这里，李淑贤拿出一张照片，那是溥仪手术后在院子里摘水果时拍下的。她说：“那时溥仪心情保持乐观、舒畅。你看，他的身体看上去还是很好的。”
在溥仪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多里，“文革”浩劫已降临神州大地。溥仪当然弄不明白病房外的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但他已感到种种不祥之兆。全国政协的一些领导平常总在关心溥仪，教他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但这些人一个个靠了边，挂着黑牌子在打扫院子。这是是非易位、善恶颠倒嘛！溥仪知道这些事后，流下了眼泪。
溥仪处境又怎样呢？李淑贤说：当时北京并没有人对他怎样，只有伪满宫廷中有一个故人闯到医院去缠他，说他过去如何虐待她等等；还有一个原在长春伪宫当差的，来了几封信批判《我的前半生》。这就够溥仪受的了。你别看他五六十岁了，其实像个孩子，平时爱说爱笑。从那以后，好长时间不吃不喝，也不说笑了，站在电话机旁几个小时不动。晚上在被窝里“哇啦哇啦”哭起来，怎么劝他也不顶用。
要不是有这些刺激，也许溥仪不会死得那么早。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肾功能已完全丧失，腹部胀得很大，李淑贤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临死前两三天，他拉着妻子的手说：“贤，我好不了，快走了。我没给党做什么工作，对不起党，你很年轻，又有病，我没有了，你又该怎么办？”说完又哭了起来。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告别人世，给李淑贤留下难言的哀痛和不尽的思念。她说：“溥仪死后，我没挨过斗，但听到的闲话不少，气也没少受。一些人都觉得我好欺负。我和他结婚时，他什么财产也没有，我不图钱财，不图享受，就是图他待我好。我父亲死时，我还没有体会不到离开他我活不成。溥仪一死，我真觉得再活没有意思。那段时间，我常一个礼拜上两三次八宝山，抱住骨灰盒痛哭一场才回来。”
读过《我的前半生》的人，一定很想知道溥仪后半生的情况，李淑贤告诉我，已有人写成了《溥仪的后半生》一书，李淑贤提供了许多资料。她的回忆录也整理成《溥仪与我》一书。还有《溥仪手稿选编》也已选定，不久皆可向世。
（此文原载香港《文汇报》1983年4月2日）
《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再解密》王庆祥编东方出版社2001.8定价：20.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