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通俗作家哈葛德的小说以探险、神怪和爱情为主要题材，表征了19世纪的西方世界观念秩序，以文学隐喻的方式构筑了西方的现代思想意识和经验。在晚清西洋小说翻译大潮中，哈氏小说主要通过林纾及其口译合作者的译介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触发了晚清文人在社会转型期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中，对自我身份认同、现代意识探讨和对现代思想的追求。然而，晚清风行一时的哈氏小说在五四时期却备受贬斥，哈氏及其作品逐渐淡出中国学者的视野。林纾对哈氏小说的翻译，作为晚清西学翻译“宏大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以一种体悟和想象，言说西方、建构自我，以小说话语的方式启引了思想文化的现代性。
关键词：哈葛德；林译小说；话语意义；观念秩序；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2）-03-0098-12
在晚清以启蒙民众、救国保种为目的的西学翻译浪潮中，域外通俗小说备受翻译家推崇，1896至1916年期间，译介最多的域外作家是通俗小说作家，依次排名为：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和押川春浪。其中，对英国哈葛德小说的译介主要由林纾和他的口译者们共同完成。在180多种林译小说中，英国小说有107种，其中哈葛德的小说就有25种（含未刊2种），知名的有：《埃司兰情侠传》、《埃及金塔剖尸记》、《迦茵小传》、《英孝子火山报仇录》、《鬼山狼侠传》、《斐洲烟水愁城录》、《洪罕女郎传》、《红礁画桨录》、《雾中人》、《钟乳骷髅》、《三千年艳尸记》等。哈氏在晚清风靡一时，但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一代学人对哈氏大加贬斥，认为他只是个写作技巧平庸的二、三流作家，哈氏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林译小说成为学界的研究焦点，但对林译哈氏小说却探讨甚少，已有成果较多地关注译本表层，鲜有对哈氏原著语境、话语意义和译本关系的探究，因而对哈氏小说的贬抑之辞多于客观肯定。然而，晚清到五四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文学话语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哈氏从风行一时到沉寂无声，其中隐含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信息。本文从哈氏小说叙事话语的思想内涵切人，追溯林译哈氏小说从晚清到五四先誉后毁的历史吊诡，揭示哈氏小说作为晚清西洋小说译介宏大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本土现代性建构所起的积极作用。
一、哈氏小说影响：西方现代世界观念秩序的表征
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是19世纪末英国通俗小说畅销作家。他出生于英格兰东部的诺福克郡，毕业于当地的文法学校，1875至1882年服务于南非英国殖民政府，1882年回国后开始小说写作生涯，一生著有57部小说、10部杂著，作品多以非洲为背景，以冒险、爱情、鬼怪为主要题材，小说情节离奇曲折、充满异国情调，富有理想主义色彩。
哈氏深受西方读者喜爱，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格林（Roger LancelynGreen，1918～1987）称哈葛德是一个“文学写作技艺高超、想象力丰富的作家”，其小说对西方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哈氏代表作《所罗门国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林译《钟乳骷髅》）是西方“失落的世界”探险小说体裁（Lost World genre）的源头之一，其影响在同代英国探险科幻小说家约瑟夫-吉卜林的《霸王铁金刚》（The Man WhoWould Be King，1912）、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时间遗忘之域》（TheLand that Time Forgot，1918）、梅里特的《月池》（The Moon Pool，1918）、洛夫克拉夫特的《在疯狂山上》（At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1931）等作品中显而易见。哈氏所著小说有多部被拍成电影，代表作《所罗门国王的宝藏》分别于1937年、1950年和1985年3次被翻拍成电影，甚至在1986年，英国还根据该小说原著改编拍摄了同名卡通片，依然深受观众热捧。哈氏小说至今仍不断再版，为西方读者所广泛阅读。搜寻世界上第一个数字图书馆“古登堡计划”，可以查到哈氏全部作品的电子版本。检索世界范围图书馆和其他资料的OCLC联合编目库Worldcat可以发现：哈氏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其他语言，如1887年出版的小说She（林译《三千年艳尸记》），至1965年就已发售了8300万册，被译为44种不同的语言；《迦茵小传》出版后不久就被译为德语、荷兰语和波兰语，这3种语言版本的《迦茵小传》至今仍可在Worldcat编目库中查找到。
英美关于哈氏的出版物从未间断过，主要有哈氏生平研究：1926年在英国首次出版了哈氏自传《我生命中的日子：我的自传》，2008年由朗文出版社再版，2009年又由美国国际商务出版社再版。20世纪50年代，英国出版了由哈葛德女儿撰写的哈氏传记《我留下的披风》；60年代出版了由科恩撰写的《哈葛德：生平和作品》；70年代又出版了《作为农村改革家的哈葛德》和《哈葛德：来自无垠的声音》；80年代出版了《哈葛德私人日记1914～1925》以及《哈葛德：伟大的故事家》、《哈葛德传记》；90年代出版了《哈葛德和失去的帝国》等。对哈氏作品研究的出版物主要有：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对哈葛德小说She的女性心理分析：《命中注定的女性特征》，《哈葛德和大英帝国小说》，《大英帝国的子孙：维多利亚时期的哈葛德小说》，《想象非洲：哈葛德非洲传奇中的景观》，《银幕、舞台和广播电视上的吉卜林和哈葛德》，《三幅一联：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哈葛德的《（三千年艳尸记）和鲍沃尔一李敦的（竞赛将临）》，《小说（三千年艳尸记）对历史的性别化》等。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以跨学科文学研究而著名的英国文学和科学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Literature and Science）组织的学术年会上，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教授Leslie Graft的一篇题为《棕色肉体的白色死亡：哈葛德（所罗门国王的宝藏）中的时间度量和种族蜕变》（TheWhite Death far Brown Bodies：Time Measurement and Racial Transforma—tion in H，Rider Haggard"s King Solonion’s Mines）的文章，从后殖民主义和种族观念变革的视角，对哈氏小说《所罗门国王的宝藏》进行了新的探讨，引发了人们对哈氏小说的再度关注。 可见，哈氏小说在西方以其独特的魅力经久不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追溯哈氏小说的创作语境，回顾19世纪末的西方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哈氏书写的就不只是一个个纯粹的故事，而是一个时代、一种思潮的缩影。哈氏进行小说创作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英国社会伦理、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发生剧变的时代：其时的英国正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和新生的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其时的英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海外殖民开拓，建立起了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在此大背景下，哈氏以小说话语的形式，展现了一个处在现代性进程中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一种以西方为中心建构世界观念秩序的意识形态。
哈氏小说多以他生活、工作过的非洲为主要背景，探险、神怪和爱情三种题材在小说中相互渗透、相互映现，涉及的叙事要素主要包括：探寻传说中的宝藏、遭遇险情、邂逅爱情、孤独生存、自我救赎、自我塑造、回归或重建文明秩序等。哈氏笔下的探险英雄是西方社会现代性主体的象征：工业革命、达尔文主义、商业精神成为一种解放力量，全新的政治经济观念、思想意识和社会秩序，使人们走出了压抑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人的现世欲望、自我认知、自由追求成为社会意识的主导。探险和获得财富的欲望让英雄走出既有的秩序世界，在自我放逐和发现的欣喜中遭遇权力挑战和生存危机，最后带着财富重返西方既有的文明秩序，或在蛮荒中设计和组建一个新的秩序世界——以西方的国家组织、经济社会、法律制度观念在异域建构新的王国。小说中英雄异域历险的过程是个体走出既有空间、进入异域地理体验、探索未知的过程，也是个体发现自我、塑造自我和实现自我的过程。因此，哈氏小说涵盖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几个母题：英雄主义、发现异域、征服未知、追求财富、爱情至上、个体主义等，小说所展示的英雄观、历史观j种族观、文明观、爱情观和自由观，明晰地表征了西方关于文明等级、权力秩序、种族竞争和未来历史走向等方面的观念，体现了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现代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
对秩序的追求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英国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我们可以说，只要存在分为秩序和混乱，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包含了秩序和混乱之抉择，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是通过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而成并因此而持续，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是由资源充裕的（即占有知识、技能和技术）、主权和机构所监管，它便具有了现代性。”而秩序是通过人为的规划和制定而实现的，通过人的主观意志，有时通过对他者的漠视，甚至通过暴力来得以实现。西方政治经济的现代性建构正是通过白人对美洲、非洲大陆的掠夺、对有色人种的暴力统治而获得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白人通过一次次的历险塑造了自我，确立权力，确认自我身份，成为西方现代性叙事的主体，建构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新的世界秩序观念。
西方对现代新秩序的建构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主要思想基础按照达尔文的观点，强大的民族是适者，是世界秩序的建构者、世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而衰弱的民族只能遭受被奴役、被消灭的命运。
19世纪末期，哈氏笔下那丰富多彩的历险、鬼怪和爱情小说，演绎的正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下生存竞争的残酷现实，反映了对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和大英帝国合法性、正当性的维护，表征了西方现代社会潜意识中的期望和欲望，以文学隐喻的方式构筑了西方的现代思想意识和经验，表现了西方对世界秩序的理想和权力逻辑，契合了这一时期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直至今日，尽管弱者已经觉醒独立，新的世界秩序得以建构，但哈氏小说所呈示的那种强者心态和征服逻辑仍然得到欧洲读者的推崇，这就是哈氏小说在西方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哈氏小说在中国：晚清到五四先誉后毁的历史吊诡
哈氏小说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901年，上海虹口中西书院的学生杨紫麟在旧书店发现了一册残旧的英国小说，便和包天笑合作，以《迦因小传》为书名译出，在早期翻译刊物《励学译编》上连载，译者署名“蟠溪子”，后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这半部《迦因小传》刊出后，客居杭州的林纾深受感染，认为译本“译笔丽赡，雅有辞况”，为未译足本而感遗憾。1903年，林纾和魏易合作译出哈氏小说《埃司兰情侠传》，他在哈氏丛书中发现了《迦因小传》原著全本，试图将足本邮寄译者以期译全，只可惜“蟠溪子”为笔名，足本无处可寄：“悲健作楚声，此《汉书·扬雄传》所谓‘抗词幽说，闲意眇旨’者也。书佚前半篇，至以为憾。甲辰岁译哈葛德所著《埃司兰情侠传》及《金塔剖尸记》二书，则《迦茵全传》赫然在《哈氏丛书》中也，即欲邮致蟠溪子，请足成之，顾莫审所在。”于是，林纾和魏易合作，于1905年译出该小说足本，在杨紫麟、包天笑的译名《迦因小传》女主人公的名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以示译本区别。同年林译《迦茵小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1906年发行3版，并于1913年、1914年几次再版，译本还先后编入《说部丛书》和《林译小说丛书》。此后的十几年中，林纾先后译介出版哈氏小说23本，热销热读，使哈氏在晚清风行一时。
当时译介哈氏小说的译者，除了林纾和“蟠溪子”外，还另有他人，译介的哈葛德小说达10部之多，足见哈氏小说在晚清的地位。晚清最有影响力的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有3本在创刊号刊登西方文豪的肖像，《新小说》选的是托尔斯泰，《小说林》选的是雨果，而《月月小说》的创刊号上登的是哈氏头像。哈氏在晚清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西方经典名著：“……哈葛德的小说，以史太公笔法就能‘说其妙’，以普通读者就能‘识其趣’。这就难怪在‘新小说’家及其读者看了，写‘人心’的托尔斯泰似乎还不如讲‘故事’的哈葛德带劲。”
林译哈氏小说的出版正逢晚清出版业的转型期，林纾最早的翻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以及第一部哈氏小说《埃司兰情侠传》是由私人赞助刊行的，这是晚清一种普遍的出版形式，其发行数量和影响力都十分有限。随着晚清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林译小说的出版开始以现代商业模式运作，其合作对象是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其业务从1902年始由印刷转到出版，1903年始与日本商家合资，各持50%股份，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个中外合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以现代化的营运方式，在稿酬、版权、销售网络拓展等方面采用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出版模式，推动出版业逐步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为晚清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有效、广阔的公共空间，使他们以话语的力量影响晚清的社会思潮，成为晚清社会变革的一股强大动力。 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考证，林纾和商务印书馆建立出版关系后出版的第一部译本是《伊索寓言》（由严璩和严君潜口述），初版于1903年。1905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林译哈氏小说《迦茵小传》，由此商务印书馆和林纾的出版关系日趋稳定，先后出版林纾著译达140多种，其中包括两辑《林译小说丛书》，含林译小说100种。在林纾翻译出版的23种哈氏小说中，除1904年的第一本《埃司兰情侠传》以木刻本印行、1912年的《古鬼遗金记》（由陈家麟口述）由上海广益书局出版外，其余的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和商务印书馆有着相互成就的关系：名声鹊起的林纾译著在商务印书馆的集中出版扩大了出版社的声誉，而依靠商务印书馆的雄厚实力和现代化运作，林译小说实现了最大规模的传播和普及，成为一种大众消费产品。而从社会政治的层面来看，有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支持，林纾的小说翻译不再是译者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社会行为，构成了晚清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文化事件。
风靡一时的哈氏小说，影响了当时的一代年轻人，郭沫若、周作人、钱钟书、冰心、沈从文等都因受哈氏小说的深刻影响而走上文学道路。哈氏小说还被改编为话剧出演，1908年，《迦茵小传》被我国话剧先驱王钟声改编为剧本，以通鉴学校的名义，在上海春仙茶园演出了五幕话剧《迦茵小传》，王钟声和由日本归来的任天知分别饰演男女主角，轰动一时，并被称为中国本土上始见的“真正的话剧”。小说《红礁画浆录》经欧阳予倩改编搬上舞台，赢得无数观众心酸的眼泪。晚清的林译哈氏小说，作为传播知识、教化民众、文化输人的重要载体，以其新观念、新情感和新知识，启引了后来五四一代的文学思想现代性。然而，吊诡的是，进入五四时代，哈氏身价备跌，遭到了一代学人的贬抑。这些早年曾热衷于林译小说、深受哈氏小说启蒙的学人，不再认可哈氏，认为他只是一个写作技巧平庸的二、三流作家，对林纾的哈氏译介嗤之以鼻。鲁迅曾对林纾大量译介哈葛德和柯南道尔的作品深表不满，胡适、郑振铎、陈源、沈雁冰和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等都对哈氏做过负面的评论，认为林纾因为不懂外语而缺乏文学鉴赏力，选择了哈氏这样不入流的作家来翻译；哈氏小说给人的只是消遣，于时政无补；哈氏小说缺乏文学价值，迎合了以小市民为主的读者群。
在新的意识形态下，五四一代学人推翻旧传统，倡导新思想，在新的文学革命的思想下重新建构文学经典，发展出了一种自我调节的文学批评话语：启蒙一救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在对旧小说进行批判的同时，建立了新的小说分类标准：新一旧一雅一俗，以意识形态的因素和新的美学标准圈定了文学的主流范畴。于是，主流文学批评话语的确立、对文学衡量标准的不同，界定了通俗小说的不人流地位；深受林译小说影响的五四一代学人站在经典的文学审美立场，排斥以消遣为目的的通俗小说译介，而在晚清风行一时的哈氏小说当然就成了众矢之的。这样，以新经典为评价标准的五四学人对以救国保种为译介目的的林纾和林译小说，产生了认识上的背离：“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来临，小说界逐渐全盘接受西方文学建制里的经典规范，因此晚清翻译小说受到排斥和歧视就在所难免了。以五四运动所奉行的文学规范来看，大多数晚清小说不论是题材、语言和翻译目标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使我们认识到该时期的译作很多都不是西方文学建制承认的经典，我们也应该同时明白这并不代表晚清民初的译者缺乏文学判断力，更不表示他们的翻译能力不足或翻译态度不佳。我们应该记住：西方文学建制并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后世论者忽视这一点，硬把这个时期的翻译和原作者在原作品文化的地位挂钩，实在有点本末倒置。”以哈氏文学史地位为唯一评价标准，忽略了其作品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林译哈氏小说影响了一代学人对文学、对世界和人性的想象和探讨——哈氏小说话语所表征的西方现代世界观念秩序触发了晚清文人在社会转型期、在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中，对自我身份认同、现代意识探讨和对思想意识改变的迫切追求。
三、林译哈氏小说的话语意义：言说西方、建构自我
面对哈氏在五四时期遭受的毁誉，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作家毕树棠就提出了质疑：“一个外国人的作品有二十几部的中文译本，在过去的译书界里也算稀见，似乎不应该忽略。”对林译哈氏小说的探讨，仅仅从文学经典审美的视角来考察是远远不够的，从文化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的层面上，对译本所处的时代、译本的传播过程、接受语境层面来解读，可以洞察译本背后所隐匿的各种社会力量、文学与权力的深层互动关系。
林纾对哈氏的译介在数量上远超过了他对其他任何一位外国作家的译介，这并非为了消遣，而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林纾选译哈氏小说，是因为它们不仅言情，还好言亡国之事：“哈氏所遭蹇涩，往往为伤心哀感之词以写其悲。又好言亡国事，令观者无欢！”哈氏小说的感伤与面临亡国命运的林纾的伤感情绪不谋而合，让他从中看到了可资国人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书言孝子复仇，百死无惮，其志可哀，其事可传，其行尤可用为子弟之鉴……盖愿世士图雪国耻，一如孝子汤麦司之图报亲仇者，则吾中国人为有志矣！”
生活在晚清的林纾，虽然对西洋小说的解读有着种种局限，但他通过哈氏小说话语进入了西方世界的深处。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势人侵和丧国亡种的灾难，林纾在哈氏穿越时空的异域历险小说中，从哈氏小说话语所建构的文明秩序、民族权力和英雄气概中，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强烈的“奋勇开拓”、“冒险进取”、“取向未来”的精神，在西方民族的强悍中看到了民族进步和文明延续的力量。在他翻译的第·部哈氏小说《埃司兰情侠传》（1904年出版）序中，林纾就对未开化的埃司兰之民的武概大加推崇：“然其中之言论气概，无一甘屈于人，虽喋血伏尸，匪所甚恤。嗟夫！此足救吾种之疲矣！”他希望通过该小说所蕴含的“武概”来激发生存危机中“哀惫”的国民：“是书情节奇诡，疑彼小说家之侈言，顾余之取而译之，亦特重其武概，冀以救吾种人之哀惫，而自励于勇敢而已。其命日情侠传者，以其中有男女之事，姑存其真实，则吾意固但取其侠者也。” 在翻译哈氏《迦茵小传》时，林纾甚至在传译原著对男主人公亨利“坚刚不贰之思想”的赞誉时，以译者身份闯入译本，增添了“英之将士，惟有此思想，故能防卫国家”这样的评论，爱国之心可见一斑。哈氏小说中的英雄所体现的人格意识、民族性格，让林纾看到了西方社会维系民族生存、社会发展的基本品格，也看到了晚清社会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症结所在：“大凡野蛮之国，不具奴性，即具贼性。奴性者，大酋一斥以死，则顿首俯伏，哀鸣如牛狗，既不得生，始匍匐就刑，至于凌践蹴踏，惨无人理，亦甘受之，此奴性然也。至于贼性，则无论势力不敌，亦必起角，百死无绥，千败无怯，必复其自由而后已。虽贼性至厉，然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故西人说部，余言情外，探险及尚武两门，有曾偏右奴性之人否？明知不驯于法，足以兆乱，然横刀盘马，气概凛然，读之未有不动色。……如今日畏外人而欺压良善者是矣。脱令枭侠之士，学识交臻，知顺逆，明强弱，人人以国耻争，不以私愤争，宁谓具贼性者之无用耶？若夫安于奴，习于奴，恹恹若无气者，吾其何取于是？则谓是书之仍有益于今日之社会可也。”林纾希望通过译介西洋小说，以西洋英雄的尚武来激发国人：“西人之崇耻而尚武：宁尽出于其性，亦积习耳。习成，则与习偶悖者，众咸斥之……中国不尔。以忍辱为让，以全身为智，故数千年受异族凌践而不愧。此亦谓之性乎？”
同时，林纾也在哈氏小说里看到了帝国主义“劫弱”的野蛮本性，而这正是西洋强大的原因，也是晚清中国遭受厄运的原因：“林纾发现所有西方历险小说都潜在着‘劫’的野心，这种动机可从个别抢劫事件扩大至大规模的掠夺行动：征服其它国家与土地。”因此，林纾对西洋文明始终怀有戒备，对西洋小说中所含的“征服”、“侵凌”的一面十分警觉，他在《雾中人·叙》中陈述了可资国人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其于白人蚕食非洲，累累见之译笔，非好语野蛮也。须知白人可以并吞斐洲，即可以并吞中亚。……敬告读吾书者之青年挚爱学生，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羡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林纾在译序中反复陈述对“他者”文明野蛮之性的戒备：“吾华开化早，人人咸以文胜，流极所至，往往出于荏弱。泰西自希腊、罗马后，英、法二国均蛮野，尚杀戮。……究之脑门人，躬被文化而又尚武，遂轶出撒克逊不列颠之上，今日区区三岛凌驾全球者，非此杂种人耶？故究武而暴，则当范之以文；好文而衰，则又振之以武。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为少慰乎！”
面对一个列强竞争的世界，面对西方文明征服了东方的现实，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出路何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这是晚清有识之士共同的焦虑。林纾从哈氏小说中看到了“他者”的坚毅强悍、智勇双全、情感独立、善于抗争、富于冒险和探索精神，看到了一种现代的自我认识和文化价值模式；同时也看到了西方掠夺贪婪、冒险残酷、冷漠强权、拜金主义的文化特点。林纾以文人特有的社会责任感译介西洋小说，借助西方认清自身的问题，以小说叙事的方式言说西方、建构西方，也建构自我，从他者文化中吸取拯救民族的力量，唤醒民众、达到“求新学”和“救国保种”的政治目的。林译哈氏小说话语蕴含了对西方的崇尚和警戒这双重内涵——在推崇西方的现代性思想特征、向西方文明中摄取精华的同时，也隐含了反西方的思想意识，蕴含了林纾试图在乱世中寻求民族生存之道、建立自我文化身份的不懈努力。
四、结语
王德威先生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对20世纪初的文学谱系进行了清理，在历史的流变中发掘出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在晚清翻译文学与对传统文学的再度阐释中，看到了晚清文人求新求变、打破历史传承的“现代”视野，以不同的思辨视角审视文学思想现代性的脉络走向和文学演变的历史承继关系。林译小说为探究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一个方面勾勒出了中国近代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从封建走向现代、小说形态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条清晰可循的轨迹，展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风云变化、现代意识萌发、民族文化身份重构过程中，以林纾为代表的晚清一代文人所作的文化抗争。
“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同时也构建着本土的主体”。哈氏小说话语蕴含了西方历史转型期的意识形态，这是哈氏在西方经久不衰的原因。而林译哈氏小说，作为晚清西学翻译“宏大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以一种体悟和想象言说西方、建构自我，以小说话语的方式启引了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影响了一代人的世界观念，成为中国历史转型期现代性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对于林译小说也就不能停留在狭义的译学研究层面，而应该成为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学关系层面上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