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历史”出现之后，关于历史的言说就时常让人心存疑惧，“心忽忽而未稳”。因为“历史”是不再到场的现实。历史的不在场性给历史叙事留下了充裕的空间。这意味着，忘记它是无可指责的，而借助于支离破碎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再行拼装、打扮出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般的历史，请她盛装“出场”，眩人耳目，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关于这后一种做法的理由，一个很方便的借口是：“拒绝遗忘。”
是的，“拒绝遗忘”，或者用曾经流行一时的另一种说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常常是指导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原则。歌德曾说，“撰写历史是摆脱过去的一种方式”，但事实却似乎总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不必说，在“拒绝遗忘”的原则指导之下，许多的“历史真相”浮出了水面。但也不必讳言，在这杆大旗之下，更多的是出于学术偏见和无知，以及臣服于商业逻辑而对历史进行的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欺诈性操作。“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而在商业逻辑宰割之下的历史叙事除了尊重金钱，它还会对谁（读者、观众、历史本身）抱有敬畏之心呢？因此这样看来，“拒绝遗忘”并非一个不证自明、可以拿来就用的凑手的硬币。
以上感想来自于我对张业松《手迹与心迹》的粗疏阅读。这本装帧素朴、编校谨严的学术随笔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领域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有些篇什还曾在学界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如关于路翎的“叙述”和舒芜先生的“是非”之辨析等。
“基本前提”、“基础性事实”，这些有关批评品格乃至于批评本身能否成立的重要元素，已被今天许多批评家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忘记”。诚然，这会使批评变得容易，但同时也会留下重大隐患，甚至从根本上颠覆批评活动本身。张业松显然鄙弃这样的做法。在他看来，基本的“前提”和“事实”比“拒绝”本身还要重要。比如在《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一文里，张业松批评了“有些人”不读材料“或者稍微翻翻就敢于信口雌黄”的粗暴作风，紧接着在大量翔实的材料、也就是“基础性事实”的基础之上，就舒芜先生在胡风问题上的“是非”作出了证据充分、论证严密的精彩解说，推翻了一些“貌似深奥而错误百出”的“古怪”观点，显示了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问题最为严整、全面、深入的把握。
在一个把历史尽可能文学化的时代里，“真实”既令人不快，同时也更加弥足珍贵。张业松的工作显示了他在“疑惑和辨说”中还原历史的企图。在“酷评”盛行的年代里，这样的做法也许老式而不讨好，但这并不表示它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做法使“拒绝遗忘”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由此而产生的另一层意义是，它维护了长期以来遭人诟病的文学文化批评的道德形象。
《手迹与心迹》 张业松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4 定价：24.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