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阿丽一周内就要去上大学了。她房间里堆满装有毛巾、女人穿的宽松上衣和牛仔裤的购物袋。 她不愿谈要走的事。 我说:“我会很想你的。”但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另一次，我用一种非常讨好的口气―那口气连我都很吃惊―说:“你想把你个人的相片都带到学校去吗? 或许你可以在学校里再照一些新的?”
她极其不耐烦地答道:“我怎么知道?!”
我女儿大部分时间都出去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昨天，是她与朋友凯瑟琳的最后一天。凯瑟琳是她从幼儿园就认识的人。紧接着又是她与沙拉禾、克雷尔、黑舍尔―的最后一天，随后就是与我的最后一天。
我朋友凯伦对我说:“我离开家去上大学前的那个月，我同妈妈发了整整一个月的脾气。你得做好准备!”
我站在厨房里，看着阿丽正做一杯冰茶。
她的脸曾是那么开朗、自信，是那么亲近我。我绞尽脑汁想着要对她说些有意思的、温柔的话。我想告诉她，我非常喜欢她挑选的这所学校，告诉她，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以及我为她骄傲等。但是，她脸上的表情像是十分生气似的，以致我认为如果我开口的话，她一定会拿话噎我。
一天夜里―我们之间已很长一段时间没讲话之后―我问她，我可是做了什么惹她不高兴的事或讲了什么惹她不高兴的话?她瞥了我一眼后说:“妈妈，没有，什么也没有，挺好。”是挺好，只是疏远了。
以往，我们俩总是寻找各种机会联系。当阿丽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每天下班后，我都要去幼儿园看她。一看到我，她就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把湿湿的吻印到我面颊上，然后，耳语道:“妈妈，再见!”
在她十几岁时，其他父母都在为正在发生生理变化而躁动不安的女儿发愁时，我却很容易地解决了:我会突然出现在她们学校里，示意她逃学，带她去什么地方吃午饭，看电影，或在海滨散步聊天。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合适，但在其他母亲和女儿们都很焦躁时，我们却十分亲密。我们谈论户外见到的每一件事情，那是我们对家人和朋友们都保守的秘密。
她上中学时，我早晨总是同她一块起床。我给她准备一份午餐三明治，然后，我们坐在一块儿喝咖啡，等着6点40分学校大巴来接她。
在她中学最后一年中有两次，晚上她关掉电灯，没睡着之前，我来到她屋里。我坐在她床边，她会主动告诉我许多事情:一个老师被调下一个年级，因为她很害羞不大敢讲话;班上一个男孩老盯着她看;她的一个朋友开始抽烟;她的嗓音变细了……几天后，她在电话里跟我重复我对她说的一些事情，告诉我她已经在照做了。但是，现在我们却仿佛成了不相干的两个人。
我想要罗曼蒂克的会见。在我们出去吃午饭的地方，我们隔着桌子手拉着手说，我们将会彼此思念;我想要泪眼莹莹地回忆过去那甜甜的、令人难忘的时刻，以及偶然提出几个最后的建议。但阿丽在准备东西时，仿佛成了个无知觉的人。我上去拉她的胳膊，她推开了。她推掉我每次的邀请。她躺在她床上看《埃米利・迪克逊》时，我说，我也很爱看《埃米利・迪克逊》，结果，她合上书，也合上了眼睛。
有人说，与你们的孩子越是亲密，他们越是要甩开你们，在社会上去寻找他们自己的位置。
有的说得更令我伤心。曾经与她女儿度过一个困难时期，而现在她们十分亲密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的女儿会说:“我不知道。”有时我特别生气时，我真想走过去摇摇阿丽。我想说:“告诉我，否则你这是在折磨自己!”
我甚至想说出所有母亲最感到恐怖的一句话:“想想我为你所做的一切。”后来的一天夜里，当我准备睡觉时，她来到浴室门口看我刷牙。我想我一定是在用她不赞成的方式刷牙。但过了一会儿她却说:“我想让你看样东西。”那是她学校里发的一本小册子。“它是给父母看的。”
我看着她的脸，她大声读起来:“‘不要问你的孩子是否想家，’上面说，‘她可能感觉前几周挺糟，但你不要担忧。这是一个自然过渡期。给她写信，给她挂电话，并且给她寄些包裹。’”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她走过来，把她的头深深埋在我的肩上。我轻轻地抚摩着她的头发，静静地什么也没说，生怕我一说话，她就会逃走似的。就这样，我们在那儿彼此依靠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重又粘到了一起。
我知道还会有困难。很可能还会因什么事吵架。但是，我惊喜地在半夜站在这儿，我们俩都伤心地哭了，牙膏还粘在我嘴唇上，紧紧拥着，我没有时间擦，该走的时候，女儿会说再见的。
(蒋惕吾、梁衍军摘自2002年6月12日《青年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