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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近代诗歌中民俗风情举隅] 台湾民俗风情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5-15 04:51:41 点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多样性研究却始终是人类不懈的文明追求。而“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或称“区域文化”,就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与文化地理学(Geocuhurelism)有颇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与人文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学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民族传统、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等。
      众所周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河洛文化”乃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由于历史和战乱等诸多原因,“河洛文化”随着中原移民开始传播到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其中“客家移民”可谓对“河洛文化”的传播贡献颇大,使华夏各地迥异的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地融合吸纳进了“河洛文化”的核心因子,形成了“和而不同”“区域文化”特色。其中闽台两地形成的当地文化风俗就相当有代表性,它们不仅保存于文学典籍中,而且还鲜活呈现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为了更好理解这一点,本文拟通过对台湾近代流传甚广的一种特有民谣——《竹枝词》进行分析,探寻富有闽台地域特色的风俗文化,因为《竹枝词》这一民谣体裁在近代台湾文学界备受亲睐,几乎所有寓居或宦游台湾的文人雅士都作有数量不等描绘台湾风情文化的“台湾竹枝词”。
      台湾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热气候,因此盛产槟榔,又叫青子,因其有促进人体血液循环的功效,民间嚼食槟榔蔚然成风。陈肇兴所作《赤嵌竹枝词》(之十五)就记载了这一习俗:“槟榔蒌叶逐时新,个个红潮上绛唇。寄语女儿贪齿黑,瓠犀曾及卫夫人。”每年初秋槟榔成熟采摘后剖开,裹以蒌叶,和上蛎灰,男女耽嚼,订婚享客,以此为礼。显然,槟榔在台湾民众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事关饮食男女、社交礼仪和百姓生计,已经成了台湾文化的一个有趣组成部分。
      刘家谋的《台海竹枝词》中则生动描绘了台湾独特的婚嫁礼俗:“插簪才定添妆忙,阿巳睁夸对妈良。侬是紫姑长送嫁,教茶时节看人忙。”台湾传统风俗中的婚嫁礼仪与中原有所不同,切因地而异。原本婚娶乃人生大事,理应行“亲迎之礼”,但台中地区在婚嫁时,却不采“亲迎之礼”,而是由媒婆送嫁。此谓“婚嫁忌行”,认为夫家若亲迎者不幸妻死,则不得续娶,故忌而不为。其实这是因为家贫导致无法亲自迎娶造成的。由此当地婚嫁尤其重视“订婚”这一程序,该诗所描写的“插簪”就是一种订婚仪式,诗下有注云:“婚礼无力者只烦亲属女眷送银簪二,名日插簪子”。对于家贫的男方而言,与“插簪”相配套的是“俟堂”,即正式迎娶时,采用《礼记》中的“三耦于堂西”的古礼,新郎不出而亲迎,反而是“俟于堂”,以表示对不能亲迎女方的补偿和尊重。女家接受订婚后,要以“糍粑”分赠亲友,而亲友也要送礼为之“添妆”。女家受礼后当回礼香蕉、凤梨、芋头和橘子,象征“召来预吉”的美好祝愿,然后新娘就可在媒人护持下,上轿启程出嫁了。
      新媳妇婚后拜公婆是中国传统婚礼中的一个重要仪式。不过台湾的新媳妇拜见公婆,并非新婚后的第二天,而是三日后新妇才拜堂见“舅姑”或出厅见“舅姑”,台湾俗语中舅姑即指公婆。卢德嘉的《凤山竹枝词》云:“乡人有子嫁新娘,待到三朝始拜堂。若问何仪为执贽,荷包个个绣鸳鸯。”叙述的就是这种古礼。《礼仪·士昏记》载:“妇执枣栗自门入,升自西阶,进拜奠于席”,然后舅姑从西阶下堂,新妇从东阶下堂,其中以枣栗自为贽,乃是“早起战栗,自正也”的意思,新妇从东阶下堂则表示从此代替舅姑掌管家务。在台湾这个“三朝拜堂”仪式是非常讲究的,除了祭拜祖灵之外,拜公公谓拜“大官”,拜婆婆谓拜“大家”,与夫家全体成员见面则称“认大小”。若结婚时公婆已经去世,则要等婚后第三个月到家族祠堂行庙见之礼,新媳妇要在祝祷词中“称来妇也”,意思就是“我来你家做媳妇了”。
      台湾历史上曾是瘴疠与瘟疫流行的地区,许多单身的外来移民,多有遭遇不幸客死异乡的情况发生,为了解决这种殓葬问题。当地风俗为:人死“既葬二、三年后,辄启棺洗骨使净,则贮瓦瓶内”,再由堪舆家卜地、择吉安葬。黄逢昶的《台湾竹枝词》叙述了此一风俗:“家贫殓葬更寒心,无数骸骨皆入内,泉台风雨夜深沉。”而这种捡古洗葬习俗至今仍保留在闽台各地。
      台湾《竹枝词》中还有一些反映台湾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作品。刘家谋的《海音诗》云:“纷纷番割总殃民,谁拟吴郎泽及人。拼却头颅飞不返,社寮俎豆自千秋。”该诗下注:“沿山一带有学习番语、贸易番地者,名曰‘割番’。生番以女妻之,常诱番出为民害。吴凤,嘉义番仔潭人,为蒲林大通事。十八社番,每欲杀阿豹厝两乡人,凤为请缓期,密令两乡人逃避。久而番知凤所为,将杀凤。风告家人曰:‘吾宁一死,以安两乡之人’。既死,社番每于薄暮,见凤披发带剑骑马而呼,社中人多疫死者,因致祝焉,誓不敢于中路杀人,南则于傀儡社,北则于王字头,而中路无敢犯者。凤坟在羌林社,社人春秋祀之。”这是关于吴凤传说的最早文字记载,台湾少数民族祭祀吴凤,原意并非出于感恩或悔悟,而是畏惧其散瘟为厉,也未尽革割人取头之恶俗。然随着时代变迁,吴凤故事不断被改写演绎,吴风形象遂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成了一个牺牲自已生命来感化同胞废除“猎头”恶俗的英雄,并最终成了台湾少数民族祭祀的重要地方神道之一。
      古往今来,人们都把正月初一子时当作新年的开端,因此“开正”就成了台湾民间的一个重要节庆日。不过台湾的“开正”时刻与一般的“开岁”是不同的,需要按年不同,依各年干支而定。台湾诗人丘逢甲的《台湾竹枝词》中就记载了此一风俗:“番羡花开又一年,不寒不暖早春天。开正喜复开春宴,赢得诗狂更酒颠。”每到“开正”时刻,多有百姓赶赴寺庙烧“头炉香”,以示心诚,并祈神佛保佑。
      刘家谋的《台海竹枝词》则记载了闽台民间元夜“偷菜得婿”的风俗:“台牛澎女总劳躬,八罩何须羡妈宫。至竟好公谁嫁得,年年元夜学偷菜。”闽台民谚曰:“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因此每到元宵节的晚上,用罢元夜饭后,台湾城乡女性都会出门偷人家的葱菜,以求婚姻美满。乡村中房前屋后都种有葱菜,城市里则家家门口摆放葱菜,方便左邻右舍去偷。这个风俗随着时代变迁,从最初的女子乞求婚姻美满,最后发展成了全民性的文化活动,因为“偷菜”和“头彩”谐音,元夜偷到菜,年来就可中“头彩”啊。   在台湾,漳州移民在清明节的祭祀习俗是定为三月初三,与其他地方的清明节或寒食日有所不同,谓之“三,日节”。许南英的《台湾竹枝词》(之二)对此有生动描绘:“大南门外路三叉,二月游春笑语哗。桂子山头无数冢,纸钱飞上棠梨花。”这一天,各家祀祖先,祭扫坟墓,纸钱和春花,哀思和笑语,庄严的祭扫和欢快的踏青并举,古往今来的清明景色就这样蕴蓄其问了。
      台湾岁时风俗,每年的六月朔日或望日,即六月初一或十五日为“半年节”,这天要举行祭祀祖先和神明,以及吃“半年丸”——汤圆的活动。朱仕玢作有《瀛涯渔唱》一诗:“匆匆寒暑类惊湍,又见青青辣芥盘。节气则逢六月朔,牛曲红博就半年丸。”生动反映了“半年丸”的制作过程——以米浆去水手搓成团,内包糖馅,表皮还要以红籼染色。
      在闽台节庆文化中,七夕乃一颇为特别的日子。农历七月七日是祭祀织女、七娘妈和注生婆婆的共同节庆日。女性当日要在月下设香案,备针线、生花、白粉、瓜果等物品以祭牛郎织女,乞求心灵手巧,姻缘美满。施琼芳的《乞巧》诗中就有相当生动的写照:“瓜果中庭默祝时,剧怜儿女太情痴。休论仙巧人难乞,巧似天孙亦别离。”与此同时,这一天还要隆重祭拜七娘妈和注生娘娘这两位儿童保护神,要特别摆设线面、粽子和彩色纸张制作的七娘妈亭进行祭拜,祭拜后,还要焚烧金箔纸和印画着衣裳和日用品的“经衣”及七娘妈亭作为供献,最后将生花、白粉、胭脂等掷投屋顶以求神明保佑子女平安成年。显然,台湾七夕日的庆祝内容要比其他地区更丰富。
      彭廷选的《盂兰竹枝词》则鲜活描述了七月十五中元节,台湾民间燃放水灯驱逐灾疫的风俗:“处处笙歌彻夜喧,香车宝马灿盈门。河灯万点飞星斗,应改中元作上元。”由此可见,中元节时岸上的热闹,而水中灯盏的灿烂,亦委实可观。
      至于郑大枢的《台湾风物吟》(之八)则记述了闽台两地中秋节流行的庆祝活动:“多采抡元喝四红,月明如水海天空。野桥歌吹声寥寂,子夜挑灯一枕风。”中秋佳节,合家团圆,亲戚朋友欢聚一堂,取月饼一盒,骰子六枚,大碗一个。依先后秩序将骰子掷入碗中,以点数的多寡来博取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会元、探花、榜眼、状元的月饼。此一“抡元夺红”风俗也寓意了来年秋闱夺元之兆。
      冬至在台湾岁时节庆中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民间素有“冬至大过年”与“冬至不归去没祖”的谚语。郑大枢之《台湾风物吟》生动记载了这一节庆活动:“一阳初动岁初添,地暖长春不裹棉。糯米为丸粘饷耗,日中视晷卜丰年。”每到冬至日,“以糯米为丸,神祀祭祖”,合家围坐,搓圆、煮圆与食圆,谓之添岁;“门扉器物,各粘一粒,谓之饷耗”,此“饷耗”乃为鬼神的疗饥尔。由此可见,冬至这天,人鬼神都其乐融融。
      至于许南英的《台湾竹枝词》(之六)和郑大枢的《台湾风物吟》均描绘台湾三月三的重要佛事——盂兰盆会,但反映台湾风俗的角度则不同。许南英诗云:“盂兰大会最闻名,鸡鸭豚鱼饭菜羹。一棒锣声初入耳,有人奋勇上孤棚。”盂兰盆会本是一项以孝慈忆养报恩为主题的佛事活动,但台湾盂兰盆会则与他处有异,其供奉的不是佛,也非祖灵,而是四方鬼神;供品也不是僧、佛可接受的素品,而是“鸡鸭豚鱼饭菜羹”俱全的荤食,在盂兰盆会上还要搭建插上招魂旗的一座孤棚,摆
      上供品召唤孤魂野鬼来享用,突然一声锣响,众人齐拥而上争夺棚上的旗帜和供品,其意则在乘众鬼进食无防备之际快速将其驱逐出境,以求合境平安。这个“抢孤”细节实际上也表达了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心理。而郑大枢诗云:“香烟缥缈绕盂兰,果号菩提佛顶盘。普度无遮观自在,纸灯灯静散波澜。”描绘的则是:台湾地区普度之时的盛况,寺庙无论大小均大堂供神位,张灯结彩,罗陈古董、字画、香花、金石,以夸珍异,此乃闽台傩文化中的一个有趣的民俗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闽台宗教祭祀活动中祈神与禳鬼的区分并不明显。本来祈神应当谦恭有礼地迎接,禳鬼应毫不客气地驱逐,但在台湾普度盛会中,祈神是讲究礼仪的,禳鬼似乎也十分客气,均用了罗陈古董这样的儒雅方式,意在以人类的文明来镇服鬼的野蛮。此外,“冈山礼佛”也是台湾一项重要的佛事活动。王镜秋的《风山竹枝词》(之八)对此有所记录:“礼佛冈山翠黛多,迥庑环寺足行窝。明朝百八蒲牢响,唤醒人间春梦婆。”冈山位于台湾凤山县北50里处,山腰建超峰寺祭祀佛祖观音。相传每有大事发生时,此山必先鸣,故有诗中所述“明朝百八蒲牢响,唤醒人间春梦婆”的警告,此处“蒲牢”乃钟的别称,“蒲牢响”则寓有居安思危之意。每年春季,到冈山礼佛进香的善男信女非常多,甚至出现一日数千人的盛况。
      在民间信仰方面,台湾《竹枝词》也有不少生动详细的记述。施琼芳的《北港进香词》(之六):“旗上铃声互答应,神名题满碧纱灯。山民未识纶封号,圣善惟传母氏称。”相传妈祖原名林默娘,福建莆田湄州人。妈祖庙在台湾乃是香火最鼎盛的庙宇之一,其中尤以“北港妈祖”灵祠冠于全台。自宋代以来,妈祖屡受官方册封与民间信仰供奉,从最初的“崇福夫人”,到后来的“天妃”、“天后”,其封号愈来愈多,但民间百姓则多以妈祖、天后之类供奉崇拜。“北港妈祖”每三年一次向台南大天后宫进香,台南“大天后宫妈祖”便陪同出巡,在台南地区绕境游行,民众倾城随行,从三月廿日到三月廿三日之间,端得热闹非凡,此为台湾民间最为盛大隆重的民间文化节日之一。而陈肇兴的《赤嵌竹枝词》(之十二)则反映了台湾民间的另一地方神道——“王爷公”崇拜的盛况:“荷兰城外一声雷,锣鼓喧天几处催。侬向南鲲赛神去,郎从北港进香来。”台湾除了妈祖的信众甚多之外,香火鼎盛的地方神明还有“鲲鯓王爷”。民间相传“鲲鯓王爷”即延平郡王郑成功,其庙宇在台湾,号曰“代天府”、“大人庙”及“三老爷庙”等。“鲲鯓王爷”一年一度南巡,自四月间从台南城外的“南鲲鯓庙”起驾,在锣鼓喧天中驻驾台南城内一个月,回驾前,还要在城内外巡行一周,然后再次由海路回驾。在此迎神与送神期间,正是四里八乡的士女出游的好时节,为青年男女发生浪漫情事创造了不少机会
      简言之,由上面所举隅的台湾近代《竹枝词》中所保留的闽台风俗文化内容来看,岁月的流逝虽然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但这种融合吸纳了“河洛文化”的地域文化观念却已经转化成了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积淀在当地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显然,我们不应该忽视或轻视这个文化范畴的存在;而吸纳了“河洛文化”精髓的“闽台文化”也将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
      (责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