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变 越来越多的方式让天津与北京联系起来。在地理上，北京还有天津，它们身处河北省的包围之中；但在经济上，这两个城市正日益携起手来，对中国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滨海新区，毫无疑问，它会成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闪光点。但不可能是只有天津独占其荣光――还有北京，京津是一个板块。
大概在六七年前，天津人终于在皮皮虾宴中醒悟过来，终于在曲艺化的生活中醒悟过来。外地的迅速发展，像一个个的传奇挫伤着天津人的心灵。
天津，这个中国物质现代化的先驱之城，这个“重要性虽次于上海，而仍是除上海外持有独立性的唯一中心点”的城市，此刻，它知道了自己的尴尬处境。
天津口音，在继东北口音、唐山口音之后，开始大量出现在滑稽搞笑的文艺作品里。天津口音，作为憨厚中夹杂着蒙昧的代码，在这个单向度的时代，在舞台上，给无数外地人带来了心智上的优越感。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天津是旧体制下的模范城市：治安良好、社会稳定；它为中国提供了自己生产却以“北京”来命名的电视；在国际交往中，“飞鸽”自行车最受亚非拉朋友的喜欢；天津曾经是那个被称为“新时期”年代的中国的歌喉。李光曦、蒋大为、远征、关牧村、郑绪岚的歌声里，一个“乐而不淫”的中国“新时期”得到恰当的表达。天津的演员于淑珍唱道“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足以标志一个时代的歌声，在健朗质朴之外，配器中的电子琴声在当年多少能激起我们的“肉麻感”，最是那一点点的“靡靡之音"，它唤醒了爱和日常生活的合法性。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中国竟有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变化如此之快。就像一个人一样，在旧时代是楷模，那么新的时代则很难再是他的了――天津，要从它原来的角色中转换出来，又谈何容易。
但没有办法。现代化，一种巨大的看不见的合力认定这是一条光明大道，这是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意识形态需要新的仪式感来确证自身：这是一场创造产值的比赛，通过层层PK而胜出的城市，便是新的楷模。
这是一场天津必须要参加的比赛。一个超级大工地出现了：需要拆，需要改，需要修，需要造，需要通，需要与旧时光告别，需要与新生活接轨。需要，无数的需要，促成了这么一句一时间挂在南京路上的惊人的房产标语：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
六七年过去了，天津的建设当然没有停止，但大工地似的嘈杂渐渐褪去。每天早晨，我乘车上班，沿着中环线，我看见了这个城市曾经梦想拥有的摩天建筑物，一幢幢，一排排，玻璃幕墙发出着刺眼的反光。一些商业机构的员工，在这样的上午，正被组织起来，整齐地喊着口号，他们伸伸手弯弯腰，他们天天锻炼身体好。我相信，他们的企业文化是：身体倍棒，人倍听话，就倍能加班。
这重新来过的城市，还是我来帮你回忆吧，你不要忘了这一切，一个好的城市，不光要有整洁的外表，它要有自己深情的一面：中国第一封电报从这里发出；第一条中国国际标准铁轨在这里铺就；中国第一辆公用有轨电车在这里起步；中国第一枚邮票在这里粘贴；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在这里发生；中国第一家洋灰厂在这里；中国第一家化工厂、第一家碱厂在这里；中国自己的第一块手表在这里；中国的第一块西点式的月饼在这里；中国最早的警察建制在这里；中国最早的电影院在这里；中国最早的铜管乐队在这里；中国最早的篮球、足球运动在这里；中国第一所大学在这里，第一张现代报纸在这里，《天演论》在这里；中国的第一块被学者认定的甲骨文，在这里。于是，这块甲骨的药用价值退居次席，它被放到了那个它理应获得的位置――作为新的象征之物，它象征着中华文明。
梁启超在这里，李叔同在这里。
李叔同的故居现在在哪儿？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吧。
也没大变
城市正变得没有风格。
不光是天津，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
气派、过剩的幸福感、酷以及中产阶层之梦正使城市在发展中越来越失去自我，那种有着区别意义的风格气息，越来越淡了。不是繁华路段“狗不理”连锁店的提示，你很难判断这就是天津。
你必须深入天津的内部，而且请你务必保留对天津的“成见”，这样，在这个都市的细枝末节处，你也许会幸运地印证想象中的天津。
都市是财富的聚集地，因而都市也是欲望的滋生地、身体的狂欢地。但天津，这个规模巨大的城市，它的都市特征却并不显著。晚上十点之后，喧闹的市声安寂下去：没有在南方常见的暴殄天物的场面令人心惊的大排挡；酒吧街虽是通宵营业，但饮者也并不“嬉皮”――事实上，在天津，纸醉金迷的所在少之又少。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天津人是一群沉浸在“适度”中的人，他们不曾为财富之梦付出太多，因而从财富场那里派生的放纵品格也不属于天津人。你不要，也不用来天津寻求刺激。
但千万，你不要把“落后”和“不开化”这样的字眼加在天津身上。这个城市，在奢侈品的消费上虽不是国内一流，六百年的城市史却赋予了它的市民“惯看秋月春风”的超然人生姿态。走在饮冰室所在的意大利租界，走在解放北路的金融街，走过少帅府，走过溥仪寓所，天津人并不会表现出“老子从前也阔过”的阿Q样，而是像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的：这小洋楼，怎么样，不错吧……有你妈嘛用！他你妈带得走吗！他你妈这归了他后代吗！他你妈二十间房，他你妈不就只睡了一个炕吗！
天津人这种带有集体性的超然人生姿态，却并非文人式的，这里你很难找到秋水文章，也没有闲云野鹤。文人从先典中领悟的东西，天津的城市史已教给了它的居民：
有谁见识过贵族的如此这般的末路？
又有谁经历过繁华的如此这般的湮没？
天津人，天生就能洞察关于时间的真理。他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写着这样两个字：有嘛。他们负暄说“有嘛”。别人中体彩他们说“有嘛”。老干部酒或直沽高粱二两入肠，“要我说，二哥，这有嘛”。
“有嘛”即“没嘛”，有即是没，这是有天津特色的中国智慧。“有嘛”意味着看破，“没嘛”却意味着担当。看破却没有就此隐逸而犬儒起来，天津人低姿态地沉实地进入生活，从未丧失担当的勇气。国骂取第三人称，有着指桑骂槐式的聪明，而天津的市骂却直取第二人称，毫无躲闪避让之意。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的了！”这就是在证明，一个大写的天津人正站在你的面前，他并没有太多的恶意，他对自己的话语的干净程度浑然不觉，他只不过在民事的意义上、在胡同里巷的高度，表示着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没有变的
天津人对生活之担当不在玄虚一层，也不在制度一层，而是实在的、极有情义感的、曲艺化的。
天津人一向是反对“瞎鬼”的。假如一个大夏天，黑云压城，你随口埋怨道：“这天要塌了！”较真的天津人会这样接过话去：“瞎掰！天，它塌得了吗！前天的晚报上说了，这你妈都是厄――尔――尼――诺闹的。你还别叫唤，明年还消停不了，明年又有拉――尼――娜。”你也许听不惯，但这段话，若是被阔别故乡的天津籍游子听着了，他定会热泪盈眶：双脚不能离地啊，那就是我的故乡 ……
天津人一向是尊崇“老例”的。无论婚丧红白之事，须按“老例”。你想“洋”一下，想旁逸歧出，你就会在亲友关系的维系方面临极大的风险。老人故去，仅在殡仪馆搞个告别就烧灰，后人是要被戳指脊梁骨的。多高尚的社区，有亡人之事，也得披麻戴孝和尚念经纸人纸马地热闹一番。――唯有“老例”，才能生产天津人能普遍接受的高情厚谊。
踏实生活的天津人，双脚不想离地的天津人，在“老例”里不停生产情谊的天津人，却通过将此岸生活曲艺化，拒绝了超额的意识形态因素对生活的入侵、对心灵自由的伤害。天津人不用借助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就能发现生活之“哏”。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天津人，其实是心灵最自由的中国人：这其实正是天津成为曲艺之乡的原因。
只有像马三立老人那样，心灵不被遮蔽，才有那样的眼光去发现、去珍藏、去表达那些“没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细民哏事。哏是心灵自由的产物。马先生颤巍巍地上台了，接下来，他其实只做了一件事，讲了个笑话。然后，他说谢谢大伙儿，下台了。这短短的一幕，却是一个非大智大勇者所不能胜任的。 小笑话里隐含着对“宏大叙事”的反抗。他在一层一层地拆解着我们周旋在俗套中的情节预期，他带领着我们在盆景一样的小故事里翻山越岭，终于――他摊开手掌，让我们看“真风景”：止痒秘方，挠挠。的确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更没有所谓“含泪的笑”。与其说你听马先生讲了个笑话，不如说是瘦骨嶙峋的马先生搬开了障碍物，让你的心灵之眼看见被你及一个更大的系统力量忽视、压制的东西。
自由精神滋养着天津曲艺，天津曲艺又保有着自由精神，它们源源不断地为扎实的天津人的生活提供着无形之法。天津、天津人，他们都不会被某一种诱惑而陷入太深。来自北京的政治伦理，或者像活跃在上海那样的商业伦理，它们都有在天津扎根的机遇，但这种机遇，天津人并不理会。除了先贤的教诲，新的生活规则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天津这座城市的深层性格。
天津，一个“有谱”的城市。
天津人，一群“有谱”的人。
还得说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有谱”的故事。神奇小子丁俊晖让斯诺克在中国热闹起来，各地的表演赛及练习赛接连不断。天津的有一场很有意思。斯诺克的规矩，遇到一些难解的球，为了避免气氛尴尬，球手常示意裁判擦拭台球，以换取思考时间。话说天津这位球手，也是寸了，那一晚面对的无一不是难解之局，频繁示意裁判擦球。这不，球手像个绅士一样，眼也不看裁判一下，又用手一指，示意擦球，然后自己就像戴维斯那样抿着口跳着眉敲着前额思考去了。裁判没动静。也许刚才他没明白我擦球的要求，球手这样想，又朝那个球指过去。这一指，笔直的手臂停留的时间长了，这是一个显著的动作。裁判依然没动静。接下来，我就不说那个比赛了，让我试着写出这个裁判的内心独白吧：你这是干嘛呢！把我当嘛啦！有灰吗！刚擦完，球上有灰吗！今儿大雨呢，有静电吗！我你妈这就给擦，擦完你还捅不进你孙子！这不就是玩吗，还真把自个儿当戴维斯了！
这不是个笑话，事实就是这样，在天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是第一要紧的事；当一些边边角角的所谓规则有害“谱”之嫌，天津人宁可不要这些规则。
天津是一棵大树，就让它自己长吧，不要强加给它什么，只要气候适宜，它能长成它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