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经典文献，根据1942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社的编辑人员和新华社晋绥分社记者时的谈话整理而成，共约2000多字。谈话地点为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时为中共中共晋绥分局总部所在地。谈话中，毛泽东基于延安时期新闻工作的经验，结合解放区土改运动中新闻报道出现的问题，對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對性的要求。毛泽东讲话时，在场的编辑和记者多有记录，实际讲话内容比正式公开的要长。直到当年5月，毛泽东的谈话才被摘录刊登在《晋绥日报》报社内部通讯《新闻战线》的创刊号上。1960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本文均引自该卷。
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前一天，即4月1日，他在接见晋绥地区主要领导干部时，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谈话》，约8000字，这是他4月2日谈话的前提和基础。
当时晋绥地区刚经历土改运动的起伏。土改中，晋绥地区存在先“右”后“左”的问题，而《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分社的宣传报道也存在同样问题。對此，毛泽东强调党报应该注重“宣传”功能，特别是“上情下传”的功能。他开篇就讲：“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他對此还用“打仗”的比喻来说明：“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白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他总结道：“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党报的“宣传”功能，主要是针對土改说的。当时华北地区的土改关系到共产党军事上能否胜利，而政策执行的情况，中央非常重视，“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土改工作和土改宣传中出现的问题，基本来自上层，因此在这里他并没有强调下情上传，或利用报纸来反映群众的声音；并不是面面俱到的谈党报的任务和方法，实际上重点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
在具体层面，毛泽东主要谈了“文风”和“路线”问题。他首先肯定了《晋绥日报》的工作：“去年六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對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这些话的背景是《晋绥日报》1947年6月以来在土改宣传报道中开展了反“客里空”运动。不过，这场运动根据历史材料和较多的当事人回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本身，對报社的运动仍然造成了较大影响。
此前的2月1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党内文件《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他指出：“必须看到一些错误缺点。其特点就是过左”。主要表现为“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宣传”、“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等。
但在这次4月2日的谈话中，他似乎對从2至4月间，报纸纠正错误的一些具体做法有些不满：“但是从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對的”。
毛泽东最后肯定了该报“尖锐、泼辣、鲜明”的文风，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目前这篇谈话中的部分内容已经成为经典语录，被新闻学研究者和业界工作者经常引用，如“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党报应具有“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等。
《對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主要是针對晋绥地区土改中党报宣传问题而谈的，淡去了谈话发表的特殊历史环境，具有特殊所指的内容被作为一般性真理被接受和执行，需要我们有些反思。例如毛泽东在一开始强调的党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职责，就有当时的背景。党报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作为党报，还有反映群众呼声的任务，以及一般报纸满足读者新闻需求的基本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