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雨果的《九三年》里有个叫人难忘的画面：朗纳克伯爵的船遇到了风暴，船上的火炮因一名士兵的失职没有固定住，绳脱缆断，威胁着船和全船人的安全。危急时刻，该士兵奋死上前，以一己之力制住了火炮。险情排除后，朗纳克伯爵先是当众授他以勋章，随即下令，以违反军法渎职为由将其处死。
凡称“法”者往往无情，而况军法。朗纳克伯爵铁面无私的背后是一种严格的军人思维在支撑。他的论功行赏、治罪处罚完全依照军法，一条行为对应一条赏罚，一一课处。船上的其他士兵感情上无法理解，但内心对朗纳克是敬畏得五体投地的。
阿诺德・汤因比提出过所谓“军事美德”――坚韧、耐心、忠诚、勇气等等，但是约翰・哈克特将军爵士批评道：“不管在哪个集体中都存在这样的美德，而且这样的美德占上风的群体会因此而更加富足……在军事群体中情形则大不同：这些美德却是不可或缺的。”军队里的“美德”似乎是军法的必然结果，因为军人的职业道德底线比一般职业要高得多；拯救大船的士兵身上充分体现了汤因比口中的四项特征，但这美德又何尝不是他的义务。一种作为义务的道德也带有法律的属性，军队里的褒奖与惩罚皆有法可依，而且有法必依，其对象也在受赏受罚的同时获得了道德上的高度肯定或否定。
战争逻辑的独特性，一定程度上是由军法的这种性质决定的。战争既神圣又荒谬，它首先是人这种生物所能从事的最残酷的行为之一，是不惜玉石俱焚的集体性杀戮。同时，战争又是一种很容易找到道德依据的人类行为。战争各方都会申说一定的意识形态或爱国条款，“战士”这种职业都经常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军纪、军法、军事训练日常施加的影响才是主要原因，它用一种带有律令性的道德神圣感压制住军人对战争的内在矛盾的反思，教他们严格使用军法思维、战争荣辱观去考虑问题。
格温・戴尔在精彩的《战争》一书中解剖了战争深刻的矛盾性，他说军队之所以总是征募20岁左右的人去训练，正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最有可塑性，最可用来“在白纸上画图”――接受那一套特定的思维方式――听起来真的很残忍。也许从根本上说，无法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生是最可悲的，但真正从了军的人，他就活在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中，与“自由意志”的评判标准无缘。只要选择“为战友而死，为自己的形象而死”（戴尔语），也足以证明他们是不一样的人了。
推开去说，战争本身处处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不然也不会有《第二十二条军规》这类讽刺小说和《拯救大兵瑞恩》这种启发战争伦理反思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在我看来，最有讽刺意义的莫过于“战争艺术”一语。什么样的作战算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呢？《孙子兵法》讲究“兵不厌诈”、“上兵伐谋”，读《三国演义》的人最津津乐道的也是谋略的使用。冷兵器时代距离现在太远，人命也的确不值钱，那时掌握艺术的“军事家”形象还是相当高大的；但近现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启蒙运动提升了“人”的地位，与此同时，伴随着科技的发达，远程杀伤性武器的更新换代又增强了生命的脆弱性――当我们知道在一场“伟大的”诺曼底登陆中，就连胜利者都要付出12万人的代价时，我们也许就不一定有胃口去欣赏艾森豪威尔们的“艺术”了。
战争伦理是永远需要拷问的――人文知识分子既无法代替政治家去商谈裁军，也无法代替科学家去控制科技的进步速度，他们所能做的只剩下不厌其烦地强调人权，追问每一场战争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