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塔的最高点，有勇者气魄之心 ――歌德 一个人的死去，对我们来说，一般都是从家庭、责任、亲情等方面去评价。当你用精神向度和生命质量的广角去观照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与之产生矛盾。因为后来者的眼泪就在脸上。痛苦就在可以感知的心里。漠视它多少显得不那么道德。
但我固执地认为这不应该影响我们从生命和精神的角度去正视死亡。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关注的是死亡恐怖、丑陋、消极的一面。其实死亡有着它独立的价值系统和美的坐标。
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一个极端物质化的社会，生命的本质元素已经被挤压被放弃。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已经不敢在物质的缝隙里超越，去勇敢地到达最基本的最廉价的最被漠视的精神。
就是在这时候。余地死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诗歌日益被抛掷的今天。诗人的死往往会轰动。难道诗人的死比诗歌更美?更值得关注?――它反衬了当下社会什么样的心理?
在知道余地死亡之前，说实话我没听说过这个很有才华的诗人。我去了他的博客才知道了一些他的情况。一个已经在很多大刊物发表了许多诗歌的人。也读了他的一些诗。很有才华。境界高迈，诗性也很不错。他有一首写诗人的诗是这样写的：
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的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这里面多少有一些他的预兆和宿命。面对诗歌的空灵与超越。却无法代替他面对生命的形态和生存的窘迫时的笨拙，甚至无能。
无论如何，当我听到他的死亡消息，我无法无动于衷。这些年来我们听到了过多的诗人的死。古代有屈原追月，有李白抱月。远有海子卧轨，顾城举斧。外有海明威、川端康成的终年不终。死亡好像成了诗歌的另一面，成了诗人的命运。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我想我们应该看看先哲们是怎样看待我们的生存的。
弗洛伊德在生命接近终点时说，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因为无论意义还是价值客观上都不存在。一个人这样做，只能说明他未得满足的原欲过剩。
叔本华在他的《生命空虚说》里说：了解人生的幻灭是最正确的。做如是之想，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他还说：人间的一切享乐都是空虚。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艾温・辛格在他的《生命的迷惘》一文里在对托尔斯泰晚年悲剧意义进行追问时说，他留恋人生，并非出于怯懦，而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直觉到他的思想的“无效”。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在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两歧》里说：人的生命从其诞生到死亡，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但从人的愿望来说，总是渴求能实现他所有的潜力。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他还说，人一旦意识到死，就会影响他的生活。
我不想再列举了，我也无法知道余地真正死亡的内因。但我可以说。所有死亡的诗人们，以及所有有意识地去结束生命的人大都面对着一样的局面，那就是，他的生存困境已经上升为精神困境、生命困境，并且无法忍受。
我不知道在别人眼里今天的诗人是什么样子。对此。我想做这样一个比喻：物质和精神已经独立形成了两个相互之间没有通道的高地，它们之间是深渊一样的峡谷，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有对峙的状态。物质的高地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精神的高地上旷野广袤，人烟稀少。诗人正是一只脚在物质的高地上，另一只脚在精神的高地上。他的一生注定了要以深谷为邻。一脚踏不好，又不想在世俗里苟且，就有可能坠落。
当一个诗人自杀，我们最习惯的也是最直接的评判就是诗歌杀死了诗人。我想没那么简单。但我也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表象。但它仅仅是一个表象。有一个叫范稳写的怀念余地的文章说：“谁自杀了，都跟中国文学的希望没有关系。只跟他的亲人有关，跟他自己有关。在一个失去的鲜活生命面前，文学的希望算个屁。”在他的话里我看到了对死者亲人的关怀，这很好。但我也看到了他对文学的诬咒。诗人自杀其实最终是社会综合力量的结果。我更愿意相信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组成的社会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的集体化的肮脏让高洁美丽的诗歌承受了更多的污浊和不该承受的东西。而诗人的自杀更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诗人的自杀展现的是诗人的姿态，很遗憾，它并没有让诗歌更美丽。
其实自杀是生命中一项普通而又特殊，――特殊但也普通的行为选择。是一个人整体生命价值观中的最后一项价值认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直面对着这样的境况：在人间忍受，还是在天堂安息?我们一直在死亡和活着之间做着犹豫的抉择。而缺少的往往只是勇气。我们不能用长寿和短命看待我们生命的质量和意义，有时候面对死亡比活着更容易，更有难度的往往是我们怎么活。我自己也一直这样想，当生活欺负我到了我不能忍受的时候，也许我也会选择结束。当然面对了断，我会比面对生命中的任何一项选择更慎重，但我决不回避它。死亡的美丽有时候会让活着的污浊和丑陋汗颜。
正像我们有活着的权利一样，我们为什么没有死亡的权利?而且这是一个有尊严的权利。为什么不可以用。但问题是。这样的权利决不能乱用。
记得伊拉克战争后，我一直想萨达姆为什么东躲西藏。威风扫地，威严尽失，为什么不掏出枪来自杀。他死在枪口下不丢人。哪怕是自己的枪口。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比他被美军从地洞里狼狈地捉出来不知道有多少倍的尊严――哪怕那时候剩下的只是他一个人的尊严。后来才了解到，他信仰的宗教不允许自杀。那样会视为逃兵，视为懦弱。我就想他信仰的宗教怎么这样看待生命的结束方式，那它又如何看待生呢?
当我们被剥夺了死的权利，就不可避免地要多承受太多的屈辱和丑陋。难道我们没有不承受的权利?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余地使用了很有尊严的一种权利。我想我不是漠视别人的生命，更不是在别人的死亡里幸灾乐祸。此时我是那么地庄严。我们国人应该更平静客观地对待我们固有的生死观。
当然我不理解的是余地自杀的时机。他的双胞眙孩子刚刚出生。亲子之情对我们人类有着无穷的力量的。难道他的选择已经那么迫切?――也许已经是真的那么迫切了。
是的。我们有着生死的权利。但也真的不能乱用。然而更应该做到的是我们的社会不要让生的压力迫近我们的生命，更不要让死的压力迫近我们的生命。干净了我们精神和灵魂的大陆，才能干净我们的世界。
诗歌在走远，诗人在下坠。
余地，以及诗友的诗人们。请记住：天堂在上面。诗歌也在上面。
走远的诗歌其实更加美丽，而且走远的诗歌在带着人类走远，我始终 坚信诗歌引领的地方远比我们的脚下更美丽。所以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做诗人。我发誓，我要做一个诗人。哪怕我也走进了一种宿命。
作家：向下是金钱，向上不是
――由作家洪峰乞讨想到的
这个世界的变化之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我把它概括为一个“读币时代”，就是我们一个民族整体地进入了阅读钱币的时代。读币使得我们忘记了思想上的深刻和精神上的审美和愉悦，变得冷酷无情，麻木不仁，心不存善。
我们怎么会这样?
今天上网读到了一个很令我吃惊的消息，作家洪峰因为不满意沈阳文化局当初对他的承诺，加之停发了他的工资，挂牌实名上街乞讨。
读着这样一个消息，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隐疼、茫然和惶惑。
首先我没有赞赏他的极端行为的意思。也许洪峰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加之作家和现实打交道的低能，他做出此举动可以说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但我还是不能赞赏洪峰的意思。
但我们就不反思一下，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呢?我看了很多的留言，很多人对作家被养的体制发出了激烈的言辞。说作家应该靠稿费去怎么样。就是说作家应该有应付市场的能力。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有一个误区，就是在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一切都用市场的标准去做简单的衡量。难道我们的作家都应该去写卖得动的东西?如果那样我们不妨试一下，我们的民族文化将会是什么样景象。知道什么文字最赚钱吗?当然有很多优秀的精神作品是有一定的市场的。但就一般的写作而言，色情、凶杀、隐私，以及大批的文化快餐最有市场，黄色读物和录像带我们那么禁止，不是还有很多人冒违法的风险去制造吗!为了市场我们的作家难道都去写这样的东西?我们的民族真的已经不需要文化经典和精神高度了?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养了作家。一个“养”字把所有作家都打到了毫无作为和作用的婴儿的行列。作家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多余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以前也对作家被“养”有看法。但我近来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有问题的。作家真的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文化没有贡献?提起唐宋我们记忆的是什么?唐诗宋词啊!清朝如此腐败破败，但一部《红楼梦》给了我们一个民族怎么样的记忆?《红楼梦》没有挽救清朝，没有挽救曹雪芹的家族，却制造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作家往往不是对一个现实的问题有作用，但他对民族对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作用，他给我们提供着多么重要的一个民族的记忆。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家体制是正确的，它有很多弊病。可以说有很多作家是不配在这样的体制里存在的。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调整它的机制，要让作家协会给真正优秀的作家提供保障，而不是被人们说的那样“豢养”一批人格低下的庸才，以及文化市侩。今天作家在一个国家的无论是社会体制还是文化结构中都还不是一个多余的存在，难道它连某一个工种都不如?我没有说它一定就比某个工种高的意思，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低吧?
我对国家给作家提供一定保障持赞成态度还来自我在一次看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时看到的一个信息。据说英国的牛津和剑桥里都有由政府提供的资金资助的一批完全靠想象幻想甚至就是我们说的胡思乱想为工作的人。国家不向他们要成果、要论文、要专著。就要他们没有任何约束的甚至是完全荒诞的不着边际的幻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基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政府的胸怀，以及他们境界的高远。如果我们让作家每年都要拿出多少作品，都要有多少文字上的量的产出，否则就考核就不发工资，我们的文学史上还会有《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史记》吗?这些一生只写一部书的作家不都得饿死?曹雪芹是一个连一部书都没写完的作家，你也要让他靠市场靠稿酬去生存?难道我们的时代只需要金庸、韩寒、郭敬明?我们今天为什么就要对作家这么急功近利呢!作家是精神的独立思考者，看似是作家的个人行为和成果，但最终是一个集体的国家的民族的精神体现。而且作家有作家自身的特性，包括作家不坐班是这种特性决定的，不是特权。作家深夜的皓首穷经，睡梦中的精神和生理上的折磨谁看到了?
所以在我们今天还有作家协会这样的体制给作家提供保障的时候，我们不能过于把作家的工作量化，挣钱了就是好汉。不挣钱了就怎么怎么样。国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使小性子的个人。体制因此也要有气度，是民族之大度。作家的最终成果只要有价值最后都是国家的民族的。
所以我在读那些文章后面那么多过于任意化的留言的时候，心里产生了一种很不安的感觉。过去我们的言论没有什么自由，我们曾经为了这样的自由做出了多少努力和牺牲啊!但是当我们今天有了比较充分的发言权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我们的发言变得更有价值。这样的比较充分的发言权我们并没有资格去乱用，那样我们就是对国家也是对我们自己不负责任。这样的宽松的言论环境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发言者更是一种考验――我们已经具有了发言的资格和方便，但我们是否已经具有了发言的能力?
是的，我们的国家已经走向了市场。但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社会难道就只剩下一个标准?――那就是金钱?人是灵与肉的总和，难道社会就不应该是物质与精神与文化的总和?金钱就真的完全可以代替精神和文化?是吗?我们中国的夏商时期有个文化断代，那已经是距离我们今天的现实多么遥远的事情，可我们还是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去衔接它。难道我们今天就因为物质发展了，就人为地制造文化断代?
还有作家自己养活自己的问题，工资的形式就一定是错的?工资其实是多么基础的一个保障啊!国外是没有国家的作家协会，但国外的很多写作中心都有着很雄厚的资金基础。我们的作家所创造的更有价值的个性化成果是不可能都有能力直接从市场得到回报的。所以有很多国家是由国家提供资金以民族的高度给其出版给其报酬并保存的。哪怕只出几十册。国家的利益难道也都能从市场上得到体现?不能体现的时候怎么办，国家就不作为?国家就不能有自己的高度?
还有我们的市场体制，难道就真的给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提供了空间吗?市场就那么有用吗?特别作为精神的产品，它更多的时候和市场往往是有错位甚至是相背的。没有市场就是没有价值?价值只靠市场去检验?对吗?而且我们今天的市场对作家的劳动成果有多少尊重?我们大量地消费历史上的文化产品，我们都给他们付费了吗?李白得到了，还是杜甫曹雪芹得到了?可我们一个民族在享受他们给我们的滋养啊!是那些优秀的文化典籍提升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高度啊!梵高的画现在已经上亿美元，梵高得到几分钱?那只是后来的商人们在赚钱，是我们大众在心安理得地享受它。
但作家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有生存问题，他们一样耍面对吃喝拉撒，面对衣食住行和疾病。难道我们就应该那么轻易地无情地随便地举起我们手中的剑柄对他们乱砍?
所以作家和任何一个人一样面临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当然那只是最基本的问题。但作家的职责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这样的基本问题，他更有真诚地面对真与美，面对灵魂和精神的神圣职责。所以我要说我们的作家应该是，向下是钱――用它给生存提供保障：但这不是作家的本质和价值，他们向上应该是精神高度，这也是作家最重要的使命。
因此作家其实应该得到更多的独立思考的生存空间――包括用一定的物质来提供保障。
责任编辑：孔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