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爸爸 两条弄堂面街，窄窄长长。其实不长，只为窄，显得长。弄堂里的大人，大多旧知识分子，都有一定背景。据说，上海四九年解放时，新政府不知该如何处理这批人，于是，统统收编进了同一大学。这两条弄堂，其实也是这大学的宿舍。
除了夏天太热，屋里实在呆不住，不得不出来乘片刻凉，平时，即使星期天，这些大人也是足不出门的。惟有例外的，是上下班时。那时的他们，开门出来，或由外面走进，总先探头瞥上那么一瞥。这一瞥，只是道光，急促一闪，然后，快捷收回目光，俯首，缩起肩膀，脚步格外匆匆，弄堂里这段不得不经过的路，越快走完越好。
李家爸爸不同，进出弄堂，脚步也匆匆，却跨得大，身板挺直，头不下俯，黑得发亮的目光笔直视向前去。这目光，其实根本不看任何人，只是视前而已。
弄堂里谁都知道，李家爸爸进这家大学，是由当时的上海市长亲自介绍，并用轿车亲自陪送去的。大家都知道，李家爸爸当年，曾经当过孙中山秘书。
李家爸爸有个年轻的太太，小他一二十几岁。其实也不年轻了，只是看上去年轻。她，白白的皮肤，清清瘦瘦，干干净净。细细的眉毛，细细的眼睛，细细的皱，偶然有的笑，也是细细的，细细的目光从细细的眼缝里甩出，眉头稍稍皱一皱，被她看过的人，也就成了细细的了。这目光，那年代不少，只是，李家妈妈的相对显明些。
李家有五个子女，三女二儿。三个女儿毕业于清华、北大、同济，大儿在复旦，是数学系高材生。都是响当当的名牌大学，都是人材。惟小儿子，出生晚了，过了“好”年头，只上了中专。按说，小儿子总是最受宠的，可李家爸爸最不宠的就是这个小儿子。
李家爸爸最喜欢的是大儿子。他的喜欢，因少有表情配合，看是看不出的，主要体现在对大儿的培养上。弄堂里的人，每到夜晚，习惯听到小提琴的弦音，从他家传出，在窄窄的弄堂里回来荡去，撞到墙上，撞到玻璃窗上，然后，从各家各户的门缝里渗入。琴声时而悠扬委婉，时而急促亢奋，时而沉沉的，带着人的心思一起旋转、起伏、飘游，说不尽的缠绵。该说，精致委婉的倾诉，最能拨动人心中的那份温情，那份美妙的柔意，却那年头，那样的夜晚，听来总让人压抑，虽说是享受，但却是份重的享受。大儿子的提琴是李家爸爸亲自教的。做父亲的自己已不拉，只是教儿子。天热，打开的窗口望进去，暗暗的底楼屋里，常见李家爸爸一旁站着，纹丝不动，看儿子拉琴，看得很专注。偶然，也见他动动嘴，动动指，指点一下，很偶然。他的动，不过动一动，不过吐两个字。久久地，他就那样手捏下巴，专注地听，黑乎乎的目光一闪不闪地黑着，于虚无中远了去。也只这样的时刻，才让人感到，这目光的尽头，还无声地活动着遥远的记忆。大儿的琴拉得很出色，是复旦交响乐队首席小提琴手。据说，上海交响乐团也曾邀请过他，但他没去，想来还是名牌大学高材生更具魅力之故。
文革时，李家自然抄了家。抄家后的李家，原有的那份荣耀威严，不再那么荣耀威严了。其实，那份荣耀与威严，从四九年前远远拖来，已拖得很久很长，本也是衰弱了的。
李家大儿六五年大学毕业，七0年结婚。结婚时，老两口让出了光线最好的二楼，睡去了底层，小儿则搬去三层角。大儿媳是个护士。应该起码是个医生的。但那时，标准彻底变了，组合也都错了位。儿媳出生较好。这“好”，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好。这样的“好”，在过去，那是连进也进不到李家妈妈细细的目光中的。
婚后的大儿子，不再拉琴了。开始回家上楼，还常弯进底楼屋里，看看他的父母，却最终，还是违不过媳妇的意愿。媳妇纤细的手指，在他袖管上轻轻一拉，轻轻一推，他的身体便失去了分量，即刻转了向。天长日久，大儿子的脚步，走过底楼，也就没了那份迟疑；天长日久，脚步一停不停地走上楼去，也成了大家习惯了的自然的事。
李家爸爸老了，那几年，突然老了，老得非常快。天热时，偶然，他也出来乘上片刻凉。弄堂里的人吃惊地发现，他的身体，已像只被晒过的虾米，干干燥燥，萎缩不少，脊梁也弯了，像只弓，直直向前的目光，不再那么坚定、那么自信、自负，似也越发记不得曾经有过的气派，开始游移，开始有了接触其他目光的意愿。然而，没人愿意接受这目光，没人。大家根本不知，接受了，能和他说些什么。
李家爸爸卧床了，冬天、秋天、春天、甚至夏天，都卧躺在床。床边茶几上，大大小小、七歪八倒铺满了各种各样药瓶。底楼房里，没有光线，黑洞洞的。上海的天气又潮湿，总有那么多的水气，地底、墙缝中渗出，带一股阴、一股霉。一年四季，每到夜晚，人们总能听到李家爸爸的咳嗽声。这咳嗽声十分苍老、十分悲惨，碎了一般，翻动许多痰泡，每次都是响亮地开始，然后一点点微弱，直至没声，以为完了，可停一停，又更加急促、更加剧烈地开始。每次听上去，都像是气绝，那口气断了般，再也回不过来了……李家妈妈也突然老了，风湿性关节炎，腿不能走，心脏也不好，眼睛还得了不知什么病，老出水。那时候，照顾这对老夫妇俩的，就只有住在三层角里的不太喜欢的小儿子了。
小儿子在一家厂当科长，人缘很好，认识许多人。父亲需什么药，想吃什么，都由小儿子去买。父亲进出医院，也是小儿子去联系，小儿子把他背上背下。李家爸爸退休工资算高，用什么钱，都他自己出。但他与小儿子很计较，找回的钱，一分一厘算清楚，时常还怀疑，怀疑小儿子贪污、报虚账。人都躺在床上了，却还捏紧钱，一张张数，数毕，深凹的眼抬起，恶狠狠地，皱瘪的嘴，叽里咕噜不清不楚吐几句。小儿子气得几次准备不再管他，可想怎么也是老子。已够可怜，也就软了心。李家爸爸有些积蓄，不多，但有些，全都塞在枕头下。偶然，他的孙子――大儿子的儿子，去他房里转一圈，他便直起身，用蚊蝇般的声音，有气无力唤过孙儿，被窝里抽出甘蔗渣似的手臂，指头戳进枕头，摸索一阵，扯出几张钱，抖抖嗦嗦递给孙儿，骷髅般的脸，跟着漾开老树皮似的笑，很皱很皱，笑出仅剩的几颗牙……
据说，李家爸爸曾给孙夫人写过信，说他想写一本孙中山先生的回忆录。孙夫人办公室倒是给了回信，谢谢他的好意，说已有人写了。李家爸爸年青时喜欢写诗，老了也写一点，他让他小儿子，找人帮他出了本诗集，他自己出的钱。都是些五言格律诗，还是用蜡纸、钢笔刻的，油印机印的。没几个人看，看了，也没几个人懂。
李家爸爸的追悼会，出席的大多是小儿子的朋友，他自己早已与人没了往来。几个女儿在外地，赶不回家，就算赶得回，也觉意义不大。李家妈妈病身在床，腿不能走，眼老出水，自然去不了。大儿子是去了的，还有些伤感，掉了几滴泪。大媳妇也去了，只不知是否因为悲伤，总绷着脸。小儿子胸前戴了朵白花，很忙，里里外外招待人……追悼会上，自然要念一念李家爸爸的生平。也就那一刻，大家才又重新想起他的不一般，想起曾经有过的辉煌，想起他让人敬畏的不看人的目光。不过，这想起，也因遥远，因时代颜色的关系，已是模模糊糊，远不似当年那般影响人。
九十年代末回上海，我再进这条弄堂，去了李家。李家小儿子是我朋友，关系很好，以前老一起玩。弄堂似比记忆中窄很多，且旧不少，砖的墙壁也都剥落，像是又过了一个年代。黑洞洞的底楼屋里，李家小儿子与我聊了些往事，聊得我心思重重。他还放了音乐，仍是莫扎特、李斯特、贝多芬的。想起了他大哥，我问，他回说，一早已去美国。想起那儿时听惯的静悄悄的夜晚的优美凄婉的琴声，问他大哥如今还拉不拉，他说他也不知道。似乎他们也没多少往来。音乐声中，打量一下四周墙壁，想触摸些许记忆，却不料，意外发觉，屋子尽处隔开一道墙，墙上有个小窗口，窗口中，一张皱得不能再皱的脸，眼已混浊不清了，正木愣愣看着我……李家小儿子对我说：“她在床上已躺了好多年了……”
胡老教授
五十年代胡老教授就已病休。那时他不老，不过五十八、九。
胡教授是在课堂讲课时当场跌倒的，讲着，一阵头晕，眼一黑；失去了知觉。胡教授患高血压已是多年的事，可那次医生说，已到不能继续讲课的程度。
胡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读的是会计学。想必曾是胸有抱负，埋头小阁楼勤奋过一阵的。那年代，中国人的地位不怎么样，在外难免受点歧视。有人说，自尊与自卑相辅相成，但胡先生身上却只有自尊与自傲。在美时，一次路上，一洋人拦住他问：“你们中国人是否都吃老鼠。”胡先生当即拉大嗓门，手指人鼻：“我们从来不吃老鼠，只有你们才吃!”说完，轻蔑一瞥，放开嗓门，哈哈大笑，一声一个音节，一声响过一声，而后，昂首阔步，灿灿烂烂扬长而去。这话虽谈不上多少巧妙，可怎么说，也算以牙还牙了。胡先生有几张美国时的留影，荡秋千时照的，他身体魁梧，坐在秋千架上该说不怎么合，但照片上看，却实在协调得很。他笑得开怀自如，旁若无人，身体、手脚放得开，潇洒非常，完全不把身后过来往去的美国佬放在眼里。胡先生回国后成了胡教授，很吃香，名牌大学都来请他，门庭兴旺，车水马龙，其辉煌，想来没多少人生能赶及。
胡教授开始退休几年，常有学生、同事、领导来看他，过后稀少了，除每月一次，支部书记前来送上工资，顺便坐他家沙发上，抽几支配给教授的高级香烟，其他就没什么人记得他了。开始，弄堂里的人走过他家门口，都会徒生几分敬崇，久了，“胡老教授”也就仅仅成了个称呼。
他有七个子女，都在外地，上海就他和太太俩。六零年一天，太太突然去世，他抱住太太，悲伤得哭出声来。后来，他在家供了张太太的照片，放得很大，还叫照相馆染了色，上面挂了黑带，两旁写有一副他的亲笔对联：“老伴已去，我将何为?”很多年过去了，照片、黑带与对联还那样供着。
据说老教授年轻时很骄横，脾气大极，满满一桌的菜，稍有不满，他能暴怒大吼，掀翻整张桌子，吓得他太太赶紧再烧一桌……为此，他后悔不已，常以此自责，怪太太在世时没好好待她……
胡老教授家朝弄堂的门原先是用钉子钉死的，不开，不知哪年起，开了，且常开。每次经过他家，敞开的大门右侧，总能见他坐写字桌前的大半侧面。每天，一张“解放日报”来，他匆匆翻阅一遍后，铺在桌上，拿过一边的纸牌，拆开，“噼噼啪啪”洗几边，便用那牌在报纸上接起龙来。“接龙”是种一人玩的游戏，接通接不通，都能无止境地一次次再接过。于是，老教授接得很少有停。接通该是很开心，却他脸上从不见开心。“接龙”那刻，他是最无表情的一刻。
我小时候“康乐球”打得好，是附近一带有名的“球王”。胡老教授知道后，哈哈大笑，说：“你是球王?哼，我才是球王!”我那个年纪怎么也不会“买他的账”，说：比。他说：比。我家有康乐球盘，他家也有。我说：用我家的球盘。他说：看看，怕了吧，只敢用你家的。我说：好，就用你家的。于是，一老一小“怒目相视”地比起来。他毕竟老了，打不过我。于是便发急，急，就“赖”。他赖的方法是说我赖。我当然不懂该给他个“台阶”下，俩人便暴着青筋“吵”。吵久了，我说：“重比，算我让你。”重比后我还是赢。老教授的趾高气扬受到沉重打击，脸憋彤红，球棒一扔：“不打了。”跟着再补一句：“赖皮”。我便也球棒一扔，道：“打不过人家就赖，这么大年纪了!”说完忿忿离去。
老教授有这点好，下次再见，与我又是朋友，人前也坦言：“他打得好，我打不过他”。但即便如此，只要偶然他赢一盘，马上不得了，“我赢了，我赢了，我是球王，我是球王”地大声叫，跟着，又是“哈哈哈哈”洪亮得震得坏玻璃窗的笑，像是存心要气死我。
老教授英文很好，尤其那时代，好的程度就显更高。弄堂里有个张家爸爸，原国民党中将的儿子，因打成右派，从原大学调去一家中专打杂。打了几年杂后，忽又被任命当起英语教师。张家爸爸原先学的是经济，英语不怎么样，于是常去胡老教授处求教。也就这时，老教授的风度看得见一些了。对求学的，他一概慷慨无偿帮助。然而，老教授留美的时代是不讲语法的时代，他知道该这么用，却不知为什么这么用。“右派”张爸爸偏偏执迷不悟，老钉住“为什么”问。被问急了，老教授大声责问道：“中国人讲话需要语法吗?!”……老教授口语极好，轮到对话，次次打断张家爸爸，纠正他发音，纠正他用词，纠正多了，又不耐烦了，叹口大气，出口伤人道：“你这种英文怎么好去教学生?”――出口伤人，在他老年，算是做人做得最痛快的时候了。
老教授七个孩子中最喜欢的是“小七子”。小七子最小，也最聪明，口才也最好。其他孩子都怕爸爸，就小七子不怕。小七子的不怕，也就爸爸一发火，二声“爹爹”叫，几句好话一说，爹爹也就火气全消。六十年代初，小七子到了娶媳妇时。小七子是不怕找不到媳妇的，只是他在东北一家大学教书，不想在那成家。
那年回沪探亲，小七子认识了二医大的毕业生，叫金莲娜，名字就很洋派，长得白里透红，如花似玉。金莲娜是大资本家千金，上海的金家是有点名气的。名门闺秀终是名门闺秀，那种高贵、矜持、与人保持的距离，换个人是学都学不像的。金莲娜二次见过小七子后便喜欢得不得了，声言即使跟他去东北也不动摇。这爱情，怎么也是感人的，却那热情，又有点不像名门闺秀。难说她喜欢小七子，与他有个教授爸爸有无关系――这种心理微妙得很，层次越高的人表现越微妙。
莲娜的父母是在一家高级饭店与胡老教授见面的。那天，胡老教授乘了辆三轮车去，一向随便的他，碍于儿子面子，穿了件呢制二用装，魁梧的他，再提一根斯的克，气派大得很。金老先生带着十二分敬意，提前候在店门口。见到那刻，敬意又添三分，老教授的腿刚跨下三轮车，金先生便迎上前，笑容可掬，头，格外文雅地点着，双手齐伸过去，握住老教授，“您好，您好”连声，“胡教授”更被当作名字叫起来。金先生年纪不大，五十多，保养很好，皮肤滋润，手软乎乎，又肉又暖。该说也是受惯仰慕的，但面对胡教授，却一味谦卑，想要显出些教养来。饭桌上，金家夫妇一次次提到美国，可老教授偏偏不接口。其实，退休后的这些年，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愿意提提美国，提提当年被名牌大学请来请去的事的，可对未来亲家，他一点说的愿望都没。
莲娜来到胡家，使得我们这条安安静静的弄堂兴奋了好一阵。一扇扇关起的门中，大人们都在议论：看看到底是有钱人家小姐，这种打扮，看就高档；多好的皮肤，又白又亮；看看人家，说起话来轻声轻气，嘴巴抿住……知识分子的太太们，看资本家千金，又能看出许多味道。
莲娜知道自己在众人眼中的形象，也因此更想保持这形象。进出家门，脚步轻点，胸部微挺，目光垂地，不看人，偶然见了，淡淡一笑，若即若离，很有分寸。
有次去胡家，她刚买回一包熏青豆，说味道好极了，叫我张开嘴，让我尝尝。她用食指与拇指捏上一粒，兰花指翘很高，抿嘴笑递过来，递到唇边，手指一松，一放抿嘴又一笑……熏青豆，让人尝一粒，感觉实在有点受辱，但当时，我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了她讲究翘起的兰花指上。
六六年的一天早晨，胡老教授的家门上出现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
老教授楼上原先有个乡下女佣，后认了女主人为“妈”，又经妈作媒，嫁了位军官，住在小阁楼里。因楼上楼下合用一厨房，想来受过点胡老教授的气。文革开始后，军属的神气可想象了，她穿起双草绿色解放牌球鞋，也像军人了，居委会里走进走出。大字报是请人写的，她签的名，骂胡老教授为“寄生虫”、“吸血鬼”，说他“十多年无所事事，整日在家接龙，白拿社会主义工资”。
胡老先生血压又升高了，面孔通红，额敷冷毛巾，脚插盛有热水的脚盆……
军属还不罢休，与他学校联系，不能让他逃过运动。于是来了抄家的。意外的是，抄不出什么。老教授家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两只沙发，几把椅子，都是旧的，质地也很一般。书柜里，书也寥寥无几，且都已发黄，落了厚厚的灰。想是该有些金银财宝，结果也没有，连存款都远不及想象中多。没人相信，便撬地板，撬了地板还是什么都没，于是便把“寄生虫”送去了“五七干校”。
胡老教授残存的一点辉煌，那几天，糊里糊涂就过去了。
老先生本就想得穿，这场运动后，想得就更穿了。他将补发工资看做“外快”，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请几个运动中帮过他的邻居去饭店美餐一顿。“吃吧，吃吧，想吃什么自己点。”他挥着大手道。人家不好意思，他就自己动手点一大堆；人家还没吃，他就自己带头先吃起来。胡家的门，从此也敞得更开了；凡有人去，男人，递过罐头香烟；女人，则拿出奶油话梅。吃过一根或一粒，他说再来。再来过了，又说自己再拿吧。有时，他与人聊一阵，开怀大笑几声；没什么可聊了，也不客气，继续顾自“接龙”。他对自己，也越发不约束了，鸡蛋、牛奶、特别是红烧肉，该是不能多吃了，但他不管，照旧。
胡老教授与邻居的往来越来越多，谁家有些什么事，他必解囊。隔壁刘家老先生去世，他送了个花圈，还叫了三轮车，前去参加追悼会。我插队那阵，回沪探亲，常去他家坐一阵。老先生对外面世界知道甚少，也不想知道。谈起农村生活，几句听过，便摆手：“不要听，不要听，年纪大了，不想听这些。”一次返乡前，他敲开我家门，塞给我十元钱，说：“自己去买点东西吧。”说过转身便走。我追上去，发现他的眼竟红着，湿润着。见我看他，他侧过脸，宽大有劲的手，抓住我胳膊，使劲捏两下，用力往后一甩。
老先生一点归还的钱，没过多久全用光了。每月工资，没到月底，就已分文不剩。他不愁，活得很开心。实在没钱时，会向他的钟点女佣借。他家照样传出他中气十足的笑声。弄堂里的人，喜欢他，也越来越多地帮他，有上街的，都会问他一声，要不要带点东西，烧了好吃的，也总会端给他尝尝。那时候，胡老教授的称呼已被大小邻居一致改成了“胡家公公”。
那年寒天回上海，我带了好些农产品，说要去看他，家人听了，异口同声劝我别去。我奇怪，问为何。家里人说，他儿媳不准他与任何人往来。他儿媳能管得住他?他会听她?我感奇怪。
家里人说：“不同了，现在不同了……”
胡老教授从来看不惯他儿媳妇。“小气”、“贼腔”、“虚心假意”，人前人后都这样称，并一概谓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作风”。文革开始，他与媳妇各管各，互不加照应。胃出血那次，也是邻居送他上医院，照顾他，帮他烧、买、洗。补发工资了，他没太多想到儿媳。她生了孩子，吃住在家，老先生规定她，每月交十元生活费，其实只是意思意思，可媳妇的忍受已到极点。
“有这种人吗?钱都用在别人身上，分不清自己人和人家人。”一场运动，莲娜已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该给人的距离感，大概也知舆论的重要，遇上人，她就这样说。
一个月初，莲娜去交那十元钱时，笑呼“爹爹”，钞票拿在手，伸过去又缩回：“这钱，以后就算你给孙子买些东西吧?”老先生一听，大声道：“孙子归孙子，该买什么我会买。这点钱，你都想不给?”说罢，仰靠椅背，放大声，笑得十分鄙夷。笑得莲娜恼羞成怒，面孔憋通红：“恨死了，恨死了，真是恨死了……”声音依旧轻细，却咬牙切齿，提起那十元，一撕两半，细尖的手指，点到公公的后脑勺：“老糊涂，老糊涂，你真是老糊涂了!”
“你你你，你竟敢打我。”胡老教授大叫起来。
里弄小组长来了，居民委员会也来人了。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小七子从东北赶回，阿三、阿五、阿六也分别从北京、南京、无锡赶来。
“小七子总不能容忍他媳妇这样对待他爹爹吧？”我说。
“别傻了，小七子还能帮他爸爸么?”
“那其他子女呢?”
“不还一样。”
想不通，实在想不通。“他不是一直在子女中很有威信吗?”
“八十岁的人了，还有什么威信；他的子女早已不是小孩。”
胡家的门还开，只是不常开；开也只开半扇，为的是透气。
不知胡老先生后来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底楼房子，黑洞洞的，又潮湿。一个人不与任何人来往，没人说话，没人照顾，还有高血压，双腿又不灵便……
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傍晚，他正站开着的半扇门前，面朝外。他穿一套深色衣服，背后是没光线的黑漆漆的屋。一片黑色中，脸成了白白一团。霎时间，许多记忆浮起，我叫了声“胡家公公”，朝他走去。可他无动于衷，像在看我，又像没在看。然后，呆板的目光，似有似无，随着白白的脸一起，缓缓地呆板地移动，不知落在了哪；再后来，两声“踢橐”的脚掌拖地响，白白的脸退了回去，像一团渐去的光，消隐在一片漆黑中……
家里人说，胡家公公得了老年痴呆症，已认不得人。
胡家公公去世那几天，弄堂里特别静。没人被邀参加追悼会。我回沪知晓后，去龙华殡仪馆祭拜了他。那时我很穷，只买了个简单小花圈，放在他的骨灰盒上。欣慰的是，骨灰盒边，我看见了刘家、李家，好几家邻居送的花篮，做得都很精致，还看到了右派张家爸爸的一只上好丝绸做的，两条白带上面写着：哀悼胡老教授；学生张××。
司法部长
十八号这幢楼，先前住着教授一家，可没过多久，搬去了十四号。许多年后，一个静悄悄的夜晚，教授的儿子，大我十一岁的六四届大学生，依然面带惧色地说：“十八号有鬼。”有鬼?!我骤感一紧。教授的大儿子停了停，倒吸冷气，压低的声音阴森不少：“这鬼是个清朝的官，总在黄昏将去未去时出现。我姐姐常这时楼下屋中练琴，多次听到����声，以为是幻觉，偶然一次，一回头，黑漆漆的楼梯上见走下个人来，戴一顶清朝官帽，夕光中，还看得到他官服上那个方形图案……后来，我妈妈也见了这个鬼，一模一样穿着，也出现这时辰。一次，这鬼还走到我妈身后，站着，听她弹了好一阵琴……”
这故事完全符合十八号给我的印象，听得我毛骨悚然。
十八号先后换过几家人家，都没住长，直至搬进杨守中一家，这幢楼才算安定下来。
杨守中，前某地司法部长，也有说是监察院院长。无法考证了。但大家一致清楚知道，他是杀害王孝和的凶手。
杨守中不高，矮矮，却壮实；头，大大圆圆；黑脸、黑胡、黑发、黑眼珠，尤其两条眉毛，又黑又粗，眉角处还翘出两簇半寸长的黑眉梢。他总绷一张脸，目不斜视，凶光毕露，拄一根斯的克，挺胸昂头，步子跨很大。弄堂里的孩子，隔老远，常冲他的背影叫：“反革命、杀人犯”，连本是反革命子女的也跟着叫。但只要他一回头，两条剑眉一紧，黑洞洞的眼珠里射出两点刺亮的光，大大小小胆壮胆弱的孩子都会吓得赶紧转过身，有的甚至惨白着脸逃进弄堂。
杨守中家有两扇门，一扇朝弄堂，一扇面街，他从来进出面街那扇。出门，这边是住宅，多人；对面是火车线，少人，他从来走的是对马路。出去，径直过马路，九十度转弯；回来，行至对门，直角穿马路去家。他家里，从不出一点声，笑声，说话声都不出；也从不见朋友、亲戚来往。他们也不想理任何人。也没任何人敢理他们，一家老少六个人，像六个灵魂，生活在十八号这幢阴森森的楼里。
最老的灵魂是杨守中母亲。她像只猫，老得在等死的猫。白色的皱皮，白色的眉毛，两只眼睛是两条拖得长长的线，往外荡下；萎缩的身体，弯成一团；脸上没表情，丝毫都没有，完完全全像只已死去的老猫。
夏夜无风时，弄堂房子热得难熬，人家都出来沿街路边乘凉。杨守中有时会将母亲放在藤椅上，连着椅子一起搬出。左右无人时，也会陪着坐一会儿；有人，搬出母亲后，便折身进屋，唤太太出来陪。他太太坐一边，便掌一把扇，替婆婆扇扇。婆媳俩也不说话，除了那把扇，一动不动，路灯下，像两只影。可只要影子在，左右乘凉的，就算离得远，都会感到她们的存在。
一天清晨，有人见一辆殡仪馆的车从杨家面街门前开走。猜是杨守中母亲死了，但无法证实。之后，杨家日日传出一股香火味。有好奇的孩子，爬上屋顶，穿过厚厚的窗帘缝隙，望进他家去，见暗洞洞的屋里有香烟缭绕，见杨守中跪在地上，磕头不止。
杨守中有两儿一女。两个儿子已工作，长得神气，介书生样。好一阵，弄堂里人奇怪地发现，俩人总是湿漉着头发回家。后来有人说，游泳池老见他们，天天都见，他俩总是闷头游泳，一游就是几十圈。有人说，是身体不好，需要锻炼。可这说法怎么都有点不通，于是更显神秘。又一阵，两个儿子忽然又都不见了。
―个冬日深夜，寒气袭人，路上不见行人。弄堂小组长去敲杨家面街的门，身后跟两便服男。门刚开，便服男抢先箭步窜入。不久，杨守中下来了，戴着手铐，被押进一辆飞驶而来的吉普车。据说，古普车黄昏时就在马路对面不远处停着。
杨守中被逮捕了。没人知道为什么，又像无需知道，似乎是件早晚要发生的事。但弄堂里的孩子，还是神神秘秘地议论着，作各种猜想。消息终于传来，不知有多少准确性，是小组长通过街道派出所那条线打听来的：杨守中派他两个儿子分别从广东、海南偷渡去香港、台湾，带了两封他的亲笔信，装在胶丸里。信是写给蒋介石的，还有一份反攻大陆的具体计划。但他失败了，两个儿子分别在边境线上被捕。人人听了嘘吁不住，寒毛竖起。那个寒冬更寒了，寒得人不由缩颈扛肩，夹紧袄衣。等到大家缓过劲来，方才想起，杨家隔壁住一对神秘夫妇，不与人接近，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工作。这对夫妇一定是公安局派来监视杨守中的，隔着墙壁一定装有窃听器……
杨家更静了，只剩太太和女儿了。母女俩守住一幢阴森森的房，俯首垂目，无声无息进出，脸上各添分刚毅，皱纹的更皱纹，光洁的更光洁。
六六年，狂风暴雨。一日，隔壁弄堂来几个孩子，聚在我们弄堂，说他们附近一家花园洋房里，抄家抄出个地道，通很远，里面藏有一沓沓的变天帐，还有刀剑等武器。有人问，有没有枪支。回答不仅说有，更说还有发报机、手榴弹。人家听呆了，惊慌中更觉黑洞洞的复辟阴谋。有人想到了杨家。那时弄堂里已有几家被抄，杨家还未轮到，是因杨太太已退休，没了专政单位。一位小将当即掏出袖章，臂上一套，挥手道：“走!抄家去！”一群孩子便跟着向杨家冲去，差不多踢开了门，蜂拥而入。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十八号这幢阴森森的楼。
家里不像想象中那么阴森，也没什么贵重物品，原本质地不错的床单、窗帘、被子，也已旧的旧，破的破。小孩们一个个忙着撕书，忙着将―张张唱片踩碎。一屋的乱糟糟。有人在扇杨守中太太耳光。她站着，一动不动，似乎耳光不是扇在她脸上。
抄家孩子走后，杨守中太太关门时，说了一句，她说：
“当年周总理还是我们救过的!”
一星期后，杨太太开煤气自杀，但被女儿发现得早，没死成。女儿跪在地，眼泪无声地淌，求母亲再别干这件事。母亲合着眼“嗯”了声，眼角处一滴湿。又过几星期，一日清晨，女儿外出买菜回来，母亲已吊死在门廊上，双眼翻白，荡下的舌头，长长一条，已泛一层灰。女儿都没哭，白着脸，找来把剪刀，扶起踢倒的凳，站上去，剪断绳子，抱着母亲一起摔下。等到好心肠的邻居赶到，流着泪说：“你怎么这么大意，怎么不看住她。”女儿漠无表情，久了，答一句：“她想死，谁也看不住。”
杨守中的女儿不艳，但有冷峻的美，像母亲。她原先是二医大的高才生，五七年打成学生右派，去农村劳动教养，六四年才放回。母亲死后，她一人守住一幢楼，独进独出，不与任何人往来。她也没工作，不知靠什么生活。
不知又过多久，大概一年，大概二年，一日，杨家被封了，所有门窗都被贴上了公安局封条。杨家女儿不见了。面对那些纵横交叉的白封条，人们不禁生出许多悲凉、许多恐慌。但渐渐地，却又习惯了，似乎这幢楼天生就该贴上封条。
又是小组长那传来消息，杨家女儿上交了房子，自愿去农村，嫁给一个乡下人。嫁给乡下人?大家都想不通了，连弄堂里的小孩都想不通，好像灰蒙蒙的天，气压很低，压抑得很。后来，又有消息传来，说她嫁的是一个劳改犯，是她早年劳动教养时在农场结识的。嫁给劳改犯，应该更惨，但人家却都觉得可以理解了。
七十年代的一天，杨守中的女儿回来过，带了个黑乎乎的男人，一副乡下人样，想必是她丈夫。她也黑了，头添苍发，也像乡下人了。她原先很白，很像医生。两个黑乎乎的人，走到弄堂口，停了停，再走几步，在她家面街的门前站住，朝窗里望了望，仅几秒，显然是怕人发现，即刻就又走了。她没看见我。也许看见了，以为我认不出她；也许我长大了，她认不出了。望着俩人渐去渐远的背影，直到望不见，想：她大概再不会回来了吧?
后来，十八号底层空了出来，东西堆去了楼上。二楼三楼依然上着封条。空出的底楼，搬进一户新家，一位年轻的讲师，和他年轻的太太。但不久，这位讲师就疯了，他说天天晚上听到楼上有脚步声和呼吸声，像是有人在叹息、在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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