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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校长笔记 [小学校长的“条子笔记”]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5-15 04:52:58 点击:

      作为一所重点小学校长,老严每年得花小一半精力,处理领导批来的条子。条子多、位置少,甄别、判断能力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  一张“条子”的诞生  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刚刚处理完那些关系户的严校长,却并不能轻松些许——明年的“条子”已经提前八个月到来了。
      在广东省一所重点小学当了十多年校长,老严也算经验丰富,看到那催命般的十多张小纸条,他还是倒吸一口冷气。
      “世上本不该有条子,但走关系的人多了……”老严想开个玩笑,可他开不下去了。用他的话讲,事情得分两面看,条子多必然会带来难以取舍、违背原则的困扰,但同时也说明了学校的办学实力,而且“学校越好,条子越多”。
      老严任职的小学,地处全市最繁华的地段,离市重点初中很近,周围全是高档住宅区。虽然是小学,但占地面积比一般的高中大得多,像个大花园。教师都是从各地抽调的优秀老师。一般的小学只能开设一门音乐、美术、艺术课,而这里光美术课就分为油画、素描、水彩课多个类别;还有专门的管乐队,素质教育位居全市前列。
      “一般非富即贵之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来这儿读书。”说到自己的学校,老严还是挺自豪,“名校,依然是名校。”
      从原则上讲,所有拥有当地户口的幼儿园毕业生,都要根据电脑派位的原则,在免入学考试的情况下,按照居住地划分区域,就近升入附近的小学。老严的学校,至少每年有90%以上的学生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入学。
      因为所处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大,各所小学还会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预留少量名额,可以免费入学。但这个名额,一般的名校都不会真正用在外来打工子弟身上。
      “我们不可能腾出指标来。”老严说,那些指标都要为各种领导的关系留用。
      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各地教委就开始发布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各大名校会设置一个“关系户指标”,规定其数量的上限,这远远不够用。
      老严所在的小学每年招生400人左右,他们的关系户指标上限是46个,而争抢这几十个名额的关系户,有1000来个。这1000多人,都有“条子”。
      它们形式各异:有的就是一张顺手撕下,印着单位名称的信纸,直接用笔写着领导们的字迹;有的则是装在信封里,捂得密不透风、严严实实;有的是用油墨打印出来的,看着更像是上级单位下发的通知文件;还有一些,是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甚至是一个突然的电话……
      拿到了这些条子,你就获得了参与竞争的机会,去争取成为择校生的资格。
      择校生需要交择校费,但在这场竞争中,钱根本不重要——能掏钱的人太多了。
      条子背后的硬实力,成了最管用的通行证。
      局中局
      与条子如影随形的,是饭局。
      主动张罗的,一般是上级领导或者老严的朋友。这里面的水“不比官场饭局的浅”。无论你找哪个部门领导的关系,官位再大,最终的条子,也得落实到教育系统的官员来出面办事。
      “老严啊,好久不见了,过来吃个饭吧。”教育局或系统内的领导会这样通知他。
      饭店一般都是当地最好的,桌上摆满了最贵的酒菜。到场的除了领导,肯定还会有一个“领导的好朋友”。开场白基本上是“都是我的朋友,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觥筹交错之间,是很少说“正事儿”的。到了饭局结束的时候,聊得差不多了,领导会或严肃或幽默地点上一句:“最近学校的学位紧不紧张啊,如果有空余,他(领导朋友)的孩子,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考虑啊。”当然,还会补上一句:“如果实在紧张,不要有思想压力,就得按原则办!”
      这句话,老严听过无数遍,但“怎么办”,差异可就大了。“领导都很精明的,不会留下话柄。”饭局后,领导一般会打个电话过来。如果电话那头一再强掉“不能违反原则”,那这个事儿就可以暂时放下了。如果最后一句是“得认真处理啊”,那这事儿就得抓紧办了。
      甚至不用事后联络,饭局上的一举一动就可以作出判断了。
      如果领导对他的朋友非常热情,不断敬酒夹菜,而且神态恭敬,那就是很重要的朋友。说到“正事儿”的时候,老严会直接掏出小本子,当面记下来,以示重视。
      如果领导说话虽然客气,却表现得不是很亲热,说话打着官腔,菜也没动几口,那这个饭局仅仅就是应付差事的“面子工程”。老严就会苦着脸十分为难地告知:“哎呀,现在学位已经满了,我也很难办啊……”
      有的领导很忙,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得提前退席了。走之前他一定会再嘱咐上两句,比如“做出这么多贡献的纳税人,一定要想想办法”。但深谙察言观色之道的老严,基本上心里有数,知道“该按着什么规格办”了。
      如果领导一上桌就开门见山,直接说“正事儿”,那不仅说明这是自己人,而且很可能是比“领导还有面子”的朋友——事情就得马不停蹄地办了。
      老严干笑了一声:“这一切都是饭桌上能看出来的。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唱双簧了。”
      这些细微之处,诸如语气、神态、动作以及和朋友的亲密程度……没法一一例举,都是“多年经验积累而成”的。
      老严赴过无数的饭局,收过数不清的条子。
      第一次收到条子,是2004年,一位教育局的领导写给他的,同时也吃了饭,用他的话说,这就是“双保险”了。饭桌上的老严,内心颇有一番斗争。尽管不情愿,事情还是办了。如果跟当地主管部门的关系处理不好,老严和学校都会麻烦无穷。“学校组织教师旅游,需要相关部门批给你培训和参观学习费用;有些好的老师想要调动过来,管人事的部门就会刁难你,甚至调水平差的老师过来;需要更新教学设备,申请批资金,也可以不拨给你。”
      十年下来,托过关系的部门数不胜数:财政局、税务局、社保局、人事局、公安局、发改局、旅游局、审计局、统计局、城管局、旅游局、人大和政协还有卫生局……末了他补了一句:“甚至计生办。”
      但处理这些条子的方式可大不一样。像财政局、发改局和税务局这样的“财神爷”,社保局、人事局这样管人的单位,顶头上司教育局——这些管钱、管人、管事儿的“管用单位”,万万不能得罪。
      但像统计局、文化局这样的冷衙门,跟学校事务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就可以找借口打个哈哈推辞回去。   当然也得看具体情况,如果学校里有人超生,即使计生办这样的部门,也得帮人家办事儿。
      老严有几位同学,在北京的初中当校长,私下里聊过——教育部里的实权部门,比如基础教育一司和二司,直接管理中小学校;教师工作司,主抓老师的培训和调动,这些部门的条子就跟“圣旨一样”。而高教司也同样是实权部门,但与小学教育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就可以不予理睬。而边缘部门就更别说了,比如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老干部司,甚至还不如市教育系统的直管部门说话管用,很容易就搪塞。
      “规矩”
      以前,递条子的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潜规则:如果字用圆珠笔写的,那事情就“可办可不办”;如果用黑色碳素笔或钢笔写的,那就“尽量办”;如果条子盖了领导的个人印章,那就“一定要办”了。
      老严对两种实体的条子印象深刻。第一种,家长找到领导,领导没办法,只得写了个条子,像公文一样的:某某校长,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请根据教育政策范围内的原则,在允许的条件下,给予办理。
      第二种条子,内容中会明确要求解决问题,还提出“其他方面”的照顾。这一般是关系很铁的领导,言语间不会顾忌,类似私人信件的形式,信是封着的。开头也不叫校长了,直呼老严的名字。
      “一般写‘办理’的,基本都不办理。‘照顾”,就不一样了。”他解释着。
      而现在,老严接到的实体条子越来越少,甚至连短信都很少了,“那是黑纸白字,出事儿了这就是证据!现在领导可没那么傻。”
      如果是“非常大”的领导,那孩子的家长不仅不用交赞助费,报名后连电脑派位程序都省了,户籍、学籍等关系早就有人处理好了。
      曾经有一个孩子,一分钱没花,一步到位,是以政策上“海归高端引进人才子女”的形式入的学。上面就打了个电话,就一层一层地压下来了,催着办。“实际上是不是呢,我不好说。”老严压低了语调,“可以确定的是,家里有个省一级的领导。”
      但有些真材实料的海归人才子女,就不见得有这种待遇了。一个刚刚归国、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下了一番苦工夫,拿来了厚厚一打政策文件,还咨询了律师,当然也找关系。饭桌上,领导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老严一边陪着笑,一边咬定“没位子”。
      保险柜里的“条子笔记”
      收到了实体条子,老严会把它销毁,但他会把这些内容记在一个笔记本上;至于各种电话、当面打招呼的各种“看不见的条子”,他更要记录下来,一是方便自己查阅办理;二是备用好各种关系。
      老严有一个32开本的牛皮笔记本,专门记录各种条子关系。
      翻开这个不起眼的本子,基本上3个孩子写一页,一年要记上400个左右的孩子。每个孩子会标明两个信息:一个是孩子的个人信息;一个是孩子的父母以及委托关系人的信息。
      这个笔记本,被老严锁在了校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每年5、6月份,当地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开始发布。到了8月中旬,笔记本上便已经陆陆续续记下400多个等着入学的孩子。根据对方的情况和能量,经过层层过滤,老严会选拔出最终的几十人。这个时候想加塞已经晚了,老严早就给这些关系排出了先后顺序,不能动了。他会告诉这些临时抱佛脚的人:谈都不用谈,位子满了。
      以今年为例,8月17日晚12点,一切准备就绪,老严将所有定下来的名字,迅速填录在学校报名系统中的名单中——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小时以内完成,为的就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第二天,老严会亲自给委托的领导以及孩子的家长打电话过去:“事情办妥了。”而被淘汰的大多数人,他也会派人去打个电话通知一下。那些没能办成事儿的委托领导,老严也会客客气气地赔上一阵不是。
      哪怕细致到这份上,老严还是看走一次眼。
      2010年左右的时候,朋友引荐了一位“在机关开车”的关系户。因为没看出有什么背景,老严直接做出了判断:不是重点照顾对象。他根本都没记在笔记本上。
      过了一个星期,教育局的领导给他打来了电话:“那个司机的事儿,办了没有。”他如实回答:“他的条件不符合,还是先优先别人吧。”
      对方也不拐弯了,撕破窗户纸:“他是市常委的司机,这事儿别拖了!”
      “十年来,我唯一的一次误判。”老严说。
      当时的名额已经用完了,他只得拿出压箱底儿底牌:三个包括上级领导都不清楚的名额。这是他特地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出现突发情况而准备的。
      “如果没遇到紧急情况,那这三个名额岂不浪费了?”《中国周刊》记者问道。
      “那就浪费了吧。”他说,“这是保命用的。”
      那些没有关系的家长,就只能打亲情牌了,找老严的亲戚、朋友说情。“甚至有人找到我孩子的同学!”一到快招生的时候,老严的手机便会设置号码屏蔽,陌生的号一律不接,也会跟门卫打好招呼,找校长的一律不见。即使这样,小区门口还是会蹲着几个求情的家长。
      有一对普通家庭的姐妹,姐姐在他学校就读,等到妹妹要上小学时,因为学区划分发生变化,不能上这所小学了。姐姐曾到校长办公室说情,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只得安慰姐姐:“以后,学校的场馆和校园对你妹妹开放,这样你们还能一起玩。”
      虽然总要跟条子打交道,老严也对条子很反感。“我是农村出来的人,也是个外地人,良心上过意不去——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机会呢?凭什么他们就有机会呢?”
      但也并非没有例外。
      老严讲了个校长圈里流传甚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普通家庭想让自己的孩子上重点初中,可孩子的父母是外来务工者,他们有个亲戚在区教委工作,级别没大到可以写条子。亲戚就把自己知道的这所学校的条子生列了个名单,给了孩子的父母。家长拿着这个名单天天守在校门口等校长。
      没过多长时间,这个孩子顺利地升入了这所重点初中。
      讲完这个故事,老严呵呵地笑了好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