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忍受的悬压力，也许压力太大便走向了它的反面。总之，我常常问自己，而常常得不到答案。 在澳洲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周末在鱼市场兼卖鱼生。很早以前我曾全职工作、后来我上学，便改成周末兼职。我的老板“重用”(意即“重重地用”――作者注)我是有道理的，一来我是个解剖鱼尸的熟练手，可以把―条与我一样重的大吞拿鱼“骨肉分离”，像庖丁解牛一样，切成一片片大小相等、形状优美的生鱼片。二来我不爱多说话。除了与顾客必要的应对，我几乎一言不发，很少是非。其实，顾客多的时候，我忙着招呼顾客，顾客少或者没有顾客的时候，我便一边干活做准备，一边魂游天外。不过，有时碰上我和鱼市场里相熟的朋友一起上班，我的话就变得很多，多得印尼籍的Supervi―sor直跟我瞪眼。但这些并不重要，这些不足以使老板迁就我，重要的是我可以承受压力。鱼柜台很小，最多站两个人，可是买鱼的人却很多，一排一大溜儿，站在乱哄哄的店里，难免不焦急。这时我便可以全神贯注飞刀斩鱼生，手起刀落，简直掷地有声。同时又要注意各种鱼源源不断地供给，加上不停地清洁台面，磨快已经快得像手术刀似的鱼生刀，而不让焦急的顾客走掉，是有相当大压力的。每次送走一大堆顾客，老板或是Supervisor会跟我挤挤眼睛，算是对我独当一面的慰问。
毕业之后，偶尔去鱼市场买鱼，旧同事就问我，回来不回来呀。在鱼市场的工作并不是令人愉快的工作，它除了让我有生活费聊以生活，乏善可陈。可是在你走后，别人依然怀念你，这样的感觉令我愉快，这是我辛勤工作所得到的回报。
在鱼市场工作，纯为谋生，不是我的事业。所以，在我重回悉尼大学读翻译学硕士的时候，我开始尝试教书一教中文，我最早的学生是三位ABC兄弟，三兄弟全都在悉尼的名校圣三一文法学院读书。老大成绩优秀，曾是他那届HSC考试的第五名。因为是第一次教书，我很紧张，每次都准备得很充分。有时我也跟小学生似的，把每个字都在字典中查一遍，似校正发音。可是中国语言实在是太浩瀚了，在完全没有墓础的三兄弟身上，欲速不达。经过不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大哥的大学医学功课很重，这段中文课便告结束。我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从那时开始，我便染上了魔症一样的压力――为学生的进步而操心费力。
如果我谈起我的工作，朋友们总会质疑。教中文对你来说还不容易?特别是听说我大部分时间只教“你好”，“谢谢”，“我很高兴见到你”这类中文的时候。不错，自说自话确是容易，用英语阐述中文也难不倒我：组织各式各样的中文课，以及中文和文化培训计划，我已是专家：亲自撰写教材，灌制录音带，我也算胜任愉快。但是，我依然觉得教中文是件专业性很强的，具有相当大难度的工作。因为它的难度和压力来自学生的进步。如果学生不能进步，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这当老师的是十分内疚的。可是，在悦英语的国度里，如何让学生的中文突飞猛进呢?这是个令我废寝忘食的工作难题，这样的压力有时真令人痛不欲生。特别是我的工作越来越多，学生也越来越多，分别来自五花八门的背景，对学中文抱有五花八门的目的，但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同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这门“艰深难懂”却又日益实用的语言!
我的生活与大多数朝九晚五的人不同，忙的时候固然忙，但也还可以忙里偷闲。只是这闲的时候是很零散而破碎的，我想，如果离开了我的黑色封面日记本，我便没法活了。这个本子中记录着我的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Appointment。朋友们常问我，你何时有空儿。这样简单的问题常令我瞠月结舌――我也不知道我何时有空，只有笔记本知道，它总是我的救星。
朋友位高权重，日理万机，还要常常出差去中国以及去其他国家。有一次，他说，我真羡慕你的生活方式，既专业化，又波西米亚。他指的是我在课与课之间，常能忙里偷闲喝两杯咖啡，逛逛大街，看看展览什么的。繁重的工作，巨大的压力常使得他萌生去意，我说如果你自己做生意，在某些领域，我愿助一臂之力。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有用的人。朋友注视我良久，说：“你的精力如此充沛，可以承担压力。”中国有句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明白我也承担着很多压力，虽然我的压力比起他的压力，也许是微不足道的。
从前的女人爱说，妾是丝萝，愿托乔木，可是现今社会中，男人有男人的压力和烦恼，伟岸刚直的树是越来越少了，更不要说有很多男人根本上是靠着女人的。所以，女人只好从丝萝―点点进化成灌木，然后就也变成了树。也许将来女人还会成为像恐龙一样的化石，谁知道呢。且管我们的现在吧。很久以前，我得到一样生日礼物，记不清是谁送的了，是一块刻着铭文的瓷砖，上面写着：“不要走在我身前，我不愿跟随，不要走在我身后，我不愿领导；请走在我旁边，成为永远的朋友。是，且与我并肩吧，虽然有距离，虽然不亲密，可是穿过风与空气，我们可以传递彼此的信息。”
利用学校的假期，我出差去位于中央海岸的电站做有关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培训。每天有四至六个小时的课程，加上来回四小时的车程。有时课太多，来不及赶回悉尼，就在乡间中央海岸的小镇上度过，难过的是结束了工作，在小镇上找饭馆独自吃晚饭的时光。我住在Toukley，为了找到一家比较好的餐馆，也为了打发时间，我每次都开上二十分钟的车奔到The Entrance去。小镇上除了海没什么好看的，有一些商店，也千第一律，没有任何性格。看够了海，我便在大街上徘徊，透过玻璃窗，研究地产公司的房地产广告。小镇上的房子比悉尼便宜很多，带有海景的大屋，亦非可望而不可及。我依次看过去，想像着住在这些有宽敞海景的大房子里，每天看日出与日落的情景。是，日出与日落，再没有别的，生命像一首慢板的歌，纯净，明亮。
在从Toukley到Entrance的公路上，中间有一条完全没有街灯的森林小路，在漆黑的夜里，我开着车，听着王菲的《天空》。行驶在陌生的路上，心中突然涌起悲哀，好像我正在驶往一个无底的黑洞，黑夜是这么地黑，吞噬了一切，也吞噬了我。明天的工作，排山倒海的压力，也一如这黑压压的黑夜，压庄我身上．从前我爱想思嘉的话；“明天是另外的一天。”可是如今我明白，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来，花儿照样地开，压力也照常地存在。
朝阳升起来的时候，我看到路边大片大片的青草，青得令人心醉。天意怜幽草，多好。她们是没有压力的。在煦日和风中，轻轻摇动，摇动。
(袁燕华摘自2000年11月24日《中国贸易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