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阎连科来说,文学曾经是件很功利的事情,他当初唯一的企图就是通过写作逃离贫穷的土地,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但是,成功后的阎连科,他的人从来没有一刻失掉忠厚朴实的本色,他的作品也从来没有离开生长过的土地。他似乎对自己的文学写作有着超乎寻常的清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作家能够写好什么,是命中注定的,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决定了的”,因此他决不去碰生活经验之外的主题。在新作《我与父辈》出版之后,记者专访了阎连科,他在采访中畅谈了自己的人生和写作经历。
关于新书:“我放弃了一切写作技巧”
记者:在《我与父辈》中,你写了自己的少年成长史,但更多的其实是在为叔伯父亲这一辈人立传,这种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阎连科:这本书的起因先是由于另外一本书。当时北岛和李陀在主编一本叫《七十年代》(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今年7月出版――笔者著)的书,约了一大堆文化人来谈70年代。但是忽然发现,这么多人在写,竟然没有一个是来自农村的。北岛、李陀,都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如果你不写,我们这本书就不完整了。那我为了和他们交个稿,就写了写自己70年代的生活,写到自己的一段经历和长辈的一些事情。
就在写这个稿时,我的四叔过世了。我回到老家给四叔守灵,一个妹妹说“四叔不在了,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书,为什么不写点我们家里的事情呢?”就是那个妹妹的一句话和我正在写的70年代的稿子对应起来了,我决定为父辈们一生的甘甘苦苦与生老病死写一本书,就是这本《我与父辈》。
记者:《我与父辈》主要写的是你的上一辈人的生活,包括你的父亲、伯伯、叔叔,非常真实,也非常动人。但在这本书里女性角色却是一个空白,你为什么没有写写你的母亲、婶娘们?
阎连科:我当时可能就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况下写作的。因为父亲很早就不在了,大伯不在了,四叔也不在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写写这些不在的人。不在的人,可能在那一瞬间唤起我的回忆更深刻一些,那我就先把他们写出来。
书出来之后,你是第一个意识到,书里怎么都谈的男性,没有讲到一点女性的事。那么我现在想,如果今年下半年时间允许的话,我会再集中写一写母亲、大娘、婶子们,写写女性在那个年代的历程,她们和男性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记者:与其他创作相比,你在写作自己的家族时,状态有何不同?
阎连科:我写父亲的文章,很多年前就有过几千字,更多的表达对父亲的忏悔和内疚,那里表面看是写的父亲,实际上更多的是表达个人情感,这个对我来说很容易就表达出来了。当时没有想到要写父亲有什么样的缺点,但是再去写大伯、写四叔时我就会去考虑这些问题,比如大伯的好赌,四叔的酗酒,这个在我心里要度过一个难关。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在写自己的家族时,会完全放下文学上的重担。那么在写作时,我会彻底放弃一切写作技巧、追求和文学的探索,只有朴实和真挚。
关于军旅作品:
“就是要把英雄拉下马”
1978年,在当了两年水泥厂的临时工后,又因为全班集体填报“北京大学”而高考落榜,20周岁的阎连科选择了另外一条更普遍的逃离土地之路――当兵。由此,也开启了他的文学道路。
记者:你正式开始文学创作是在当兵之后,当时你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
阎连科:我入伍到部队以后,连指导员把新兵叫到一起开会。说,现在大家都来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黑板上。那他是干什么?他在看你字写得好坏,来判断人的文化程度高低,后来看我写“阎连科”,指导员觉得写得不错,就让我给连队出黑板报。
有一天,我正在出黑板报,忽然过来一个人,是我营里的指导员。他路过看到我出的黑板报,就停下来问我:“写得不错啊,你平时都什么爱好?”我就说写小说。我在新书里也谈到,就是那本被当火引子烧掉了大半的《山乡血火》。后来指导员就知道我能写,把我送到文学创作学习班上去学习。也是在这个学习班上,我才第一次知道,小说原来还分成长篇、中篇和短篇,还有《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这种专门发表小说的杂志存在。学习班回来两三个月后,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天麻的故事》。
记者:你80年代写过一批“和平军人系列”作品,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今天看来,你笔下的军人仍然表现出很不一样的特点:现实,缺点很明显,似乎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军人的神圣形象。
阎连科:到今天我也一直在说,我们的军事文学从一开始就来自于苏联,就像我们的社会主义来自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一样,直到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前苏联军事文学的影响,我们仍然停留在革命英雄主义这样的小说上。
可能是从阎连科开始,写了好多今天所谓的“农民军人”小说。和大家不一样,很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我一定就比别人写得好,但是有一点,从我的小说开始,把军人当成人来写,甚至说是把英雄拉下马。你从当兵那一刻就没有准备保家卫家,你就是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为了个人、为了家庭的荣誉在奋斗,并不是为了国家。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我是为了保家卫国,其实每个人的骨子里都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东西太大,和你的生活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军旅小说可能是独树一帜。
关于影响:
“没有一个作家让我终生折服”
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我们似乎能看到鲁迅的批判,马尔克斯的魔幻、卡夫卡的荒诞、沈从文的厚朴、川端康成的细腻,但这些似乎又都不够真切。他的写作风格,到底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
记者:说到代表作,大家对《受活》的评价很高,称赞它是“中国式的百年孤独”。你在写作过程中是否真的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阎连科:我的小说和任何一个流派都不太搭边。但是出版时,出版社都会千方百计地给它贴标签,说是“新乡土”、“新军旅”,说是“中国式的百年孤独”,其实都是为了把书推给读者的说法。这些东西完全靠不住,离我的小说都非常远。
说到影响,任何一个作家都逃脱不了受他人的影响。比如我早期作品 “瑶沟系列”,老老实实讲故事,老老实实塑造人物,受传统现实主义影响很大。后来,我喜欢俄罗斯文学对民族和现实的关注;喜欢卡夫卡那种莫名其妙的荒诞性;也喜欢博尔赫斯那种迷宫一样、很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我们说福克纳,我非常喜欢他的《八月之光》、《我弥留之时》,这些东西对我都有影响,但很难说清,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对我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记者:你有没有比较偏爱的作家?
阎连科:我对每个作家的喜欢几乎超不过3年。最早我对川端康成非常喜欢,对日本的新小说非常喜欢;回过头来又去喜欢福克纳好几年,喜欢拉美的马尔克斯,但又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如此的了不得。这些作家我都非常喜欢,但没有让我终身折服的。
如果说作家我最喜欢谁?可能是萧红。虽然她给我的影响不如其他作家那么大,但就个人感受来说,一定是最偏爱萧红。
关于风格:
“以个人的方式发出个人的声音”
从早期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瑶沟系列”,80年代的“和平军人系列”,到90年代初确立文坛地位的“耙耧系列”,一直到荒诞奇谲的《受活》、《风雅颂》,和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质朴感人的《我与父辈》,每部作品都千差万别,阎连科的写作似乎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喜。
记者:你最近在演讲中提到,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这是否代表了你的文学观?
阎连科:这句是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的话。文学作品,比如说《我与父辈》,先不说它写没写到灵魂中去,但有一点,它确实来自于俗世。来自俗世的作品并不一定能写到灵魂中去,但是有一点,你起码先来自俗世再说。
在我自己来说,我对自己作品最满意的就是:我以个人的方式发出个人的声音,我想《日光流年》、《受活》、《坚硬如水》,包括《我与父辈》,确实是阎连科独有的,是以个人的方式,在用自己的嗓子唱自己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