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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邓稼先的女人 《邓稼先》大电影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8-12-27 20:51:48 点击:

      1958年,邓稼先接受国家最高机密任务――研制原子弹。随后他人间蒸发,隐姓埋名,进入与世隔绝的西北戈壁。28年间,他带领团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中子弹。整整28年,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地等待。28年后夫妻再度重逢,邓稼先却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一年后离开人世。本刊选摘时有删节。
      
      《英雄大爱》
      胡银芳著
      华夏出版社2010.1
      定价:29.00元
      
      许邓两家是世交
      
      许鹿希与邓稼先认识,是1946年她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上物理实习课时,邓稼先恰好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医学院物理课的实习课是邓稼先教。那时的学校,老师都不苟言笑。作为助教的邓稼先,年龄上与学生比较接近,性格又比较开朗,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很好。
      许鹿希说,我们常常因为有些课的内容教授讲得太快或者是听不全,就攒下来在上实习课时问邓稼先,邓稼先讲得非常仔细,非常透,他到底还是比较年轻的助教,容易理解学生哪里不懂,辅导我们时也能对症下药。
      医学院是7年制,1953年许鹿希毕业的时候他们结婚了。其实,说起来,邓许两家有很长久的关系,是世交。
      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邓稼先父亲邓以蛰先生也是北京大学教授,而且两家早有来往。邓稼先的母亲非常贤惠,很会做菜,所以邓以蛰先生家里经常请客。许鹿希说,邓家请客的时候请我父亲和母亲去。邓稼先是他家4个孩子里第三个,他有两个姐姐,大姐比他大10岁,二姐比他大8岁,他和弟弟之间差6岁。他在家里顽皮得不得了。一次,我母亲从他家里回来就笑说,邓家的这个男孩子简直顽皮,家里请客,两个姐姐都穿得整整齐齐招待客人,邓稼先却坐在家里大门的门框上望,谁一来,他就报谁谁到了。我父亲、母亲到他家去,他嘴里不停地喊着:许伯伯、许伯母到!脚一蹬,门就开了,他再从门框上跳下来把我父亲、母亲让进去,又跳到大门框上在那儿看。他是那种无拘无束的调皮捣蛋的孩子。
      邓稼先的姐姐在回忆邓稼先和许鹿希的结合时这样说:
      “稼先已二十多岁,朋友们为他介绍女朋友。北大一位同事为他介绍一姑娘,见面后,我问他姑娘如何,他回答我‘擦那么多脂粉,差点儿把我熏跑了’。”
      一个是赴美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一个是温婉聪慧的女大学生。邓稼先、许鹿希,这对令人羡慕的学者情侣于1953年结婚, 他们的主婚人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那年邓稼先29岁,许鹿希25岁。
      
      孩子的玩伴
      
      1954年10月,邓稼先和许鹿希有了一个女孩,1956年11月,又有了一个男孩。两个小宝宝的先后到来,给这一对搞科学的夫妇,增添了另一种欢乐。
      邓稼先和许鹿希的工作虽然比较忙,但是,邓稼先非常喜欢孩子,他只要有点空就把小孩弄出去玩,他骑自行车的车技非常好,他就把这两个小孩――那时候都比较小,3岁多一个,1岁多一个――都放在他自行车前面的大梁上坐着。小的坐前头,大的坐后头。他就一手扶着车把,一手照顾着孩子,他可以骑得很快,小孩的脸被风刮得红红的,风呛得孩子直咳嗽,可是孩子们特高兴,觉得非常好玩。每当这时候许鹿希就在旁边开心地笑着,直到孩子咳嗽得厉害了才叫他们停下来。
      小孩子有时玩得忘了回家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儿子平平常在天完全黑下来时出去抓蛐蛐、逮青蛙,弄得满身泥土回来,许鹿希自然要随口说上几句。邓稼先总是说,孩子嘛,不要管得太死,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邓稼先不仅不怪罪儿子,还不断地向儿子介绍经验。
      每逢年节,父子两人还站在晒台上放二踢脚,比赛看谁甩得远、甩得高、甩得准。许鹿希说,那时候他们住在北京西郊很普通的一所楼房里,房子的周围,一片空旷,可以在四层楼上望到10公里外的新街口。他们爷俩儿放的鞭炮在天空中炸响,清脆嘹亮,响彻云霄。这使他们心神非常畅快,往往到很晚还不肯收手。
      许鹿希说:“他就是这样,已经当了爸爸,也跟孩子一样,他永远是成人没成年。”
      
      “为它死了也值”
      
      1958年8月,盛夏的一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了些。许鹿希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怎么晚了?”他只点了点头,没有回答。邓稼先草草吃过饭,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上床休息了。在床上,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许鹿希有些沉不住气,问邓稼先:“你今天是怎么了?”听许鹿希这么问,他干脆坐了起来靠在床帮上,眼睛却看着外面的月亮。说:
      “我要调动工作。”
       “调哪儿去?”
      “这不能说。”
      “做什么工作?”
      “这也不能说。”
      “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
      “这不行。”
      邓稼先的态度很坚决,他说如果做好这件事,这一生就活得有价值。听他这么说,许鹿希当时就感觉到他已经下决心了,后来邓稼先突然又说了一句:“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邓稼先说这话时许鹿希哭了,她问:“你干嘛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
      他不正面回答,却说:“家里事情我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给你了。”
      许鹿希说,那天晚上,她和邓稼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好久没看到孩子的爸爸了
      
      在这28年间,许鹿希与邓稼先也曾见过面,但都因邓稼先的工作保密性质太强了,而且当时纪律也非常严格,甚至许鹿希在医科大学的同事都不能到她家里,免得出事。所以,即使见面,工作情况一点都不能聊,他们的规矩是片纸只字不能往家带,更不能带出去。至于邓稼先什么时候回来许鹿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一个电话汽车就在楼下等,警卫员一上来马上就走了。
      许鹿希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以后,我们就知道了邓稼先是干什么的,但是也不敢说。邓稼先嘱咐我‘不要向别人说你丈夫是干什么的,领导要问的话,你就说做保密工作’。”
      1961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屋里闷热得很,许鹿希领着两个孩子出去散步。刚走出楼门,她就注意到,有几个原来经常打招呼的人,这时却在一边看着她们娘儿仨窃窃私语。其实,许鹿希已经发现,这段时间每当她领着孩子出来时,就有人在指着她们说些什么。和往常一样,许鹿希看了那几个人一眼,拉着孩子正要走过去,却听有人叫“许老师”,许鹿希停住脚步回过身,一位近40岁的女人正笑着朝她走来。许鹿希觉得走过来的这人眼熟就是想不起她是谁。
      “许老师,孩子的爸爸好久没有看到了?”
      许鹿希对眼前这个人的提问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回答:“出差了。”
      “出差了?怎么那么久啊,不会是?”
      “不会是什么?”许鹿希笑着反问。
      “没事的,没事的。”说着,问话人快速地走了。许鹿希看着问话人远去的背影下意识地把两个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
      这个时候,一直听话、从不打听邓稼先下落的两个孩子却摇晃着她的手问:“妈妈,我爸爸呢?”听着孩子的问话,许鹿希内心涌上一种难言的苦衷。邓稼先隐姓埋名在大西北研制原子弹,这边不明真相的人还在猜忌他。一些熟悉她的朋友也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很久都是看到许鹿希一个人忙忙碌碌地和孩子在一起。原来人们看到的亲密快乐的四口之家,如今缺了一位男主人。那时她33岁。许鹿希说:“其实,遇到这样的事儿心情是不好受,但是想想,日子也还能平稳地过下去。”
      许鹿希的许多朋友和单位的领导知道她丈夫是干什么的,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
      
      钱三强选择了邓稼先
      
      邓稼先去世后的1988年9月20日,许鹿希与钱三强通电话时,曾问及当时为何选邓稼先去研制原子弹。钱三强说,当时有如下几点考虑:“此人要专业对口,核物理专业,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但名气又不能太大,以便和苏联专家相处;曾出国留学,了解海外情况,会与洋人打交道,懂英文,也要懂俄文;政治条件好,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他来原子能所之后,曾担任中科院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中科院党委书记张劲夫推荐他时说,人非常好,品质很好,很少说话,每天上班背个布包放书,步行上班。就这样,有关领导最终选定了“娃娃博士”邓稼先。“娃娃博士”源自吴有训、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对他的称呼。1950年,年仅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钱三强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1958年,钱三强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邓稼先就是他推荐到研制核武器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就是1958年8月的那一天,钱三强先生把邓稼先叫去了。那时候钱三强是核工业部的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国家要放个大炮仗你说这炮仗得多大?”邓稼先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放原子弹,调他去参加原子弹的制造工作。邓稼先当时惶恐地说:“我能行吗?”
      在钱三强先生的推荐下,邓稼先被调往二机部九所,担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曾说,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后来的九院),研究所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那么,邓稼先便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就任九所理论部主任后,邓稼先带领着他挑选来的一批大学生,白手起家,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修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我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在北京郊外平地而起。
      不久,核武器研究所迁到了荒僻的青海省北藏族自治州和新疆的大戈壁。再后来,壮大的核武器研究院又迁往四川一个更为隐秘的地方。其间,一些人中途退却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家庭不能团聚,不许与亲友通信,也没有生活乐趣”。
      那个时候,邓稼先他们办公的地方虽然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窝。紧接着,就开始准备相关的俄文资料和容纳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后因苏联毁约,教学模型没有运来,这个大厅后来成了车库。苏联专家撤走后,曾留下一个核爆炸时的参数。邓稼先和周光召他们一道,通过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一道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评价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向周总理汇报
      
      28年间邓稼先回来过几次,主要是跟周恩来总理等领导汇报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研制情况。他那几次回来许鹿希虽然没有更多地和他在一起,但还是见了面的。许鹿希说:“那几次见面也叫人难忘。他去向总理汇报,我就在家等他。”
      说起周恩来总理,许鹿希说邓稼先曾经给她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一次核试验前,邓稼先去向周总理汇报。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有点儿紧张,说起话来有点儿哆嗦。周总理笑了,他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听了这话,邓稼先马上就放松下来,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轻松了。
      因为总理都是晚上听汇报、办公,邓稼先晚上9点钟从家里开车到中南海西花厅,汇报到晚上12点的时候,总理那儿有夜宵,一般都是吃两个水煮的荷包蛋,还有4个小包子,然后再继续汇报。邓稼先他们汇报得很详细,要把整个的设计过程和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制造过程中间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要突出,都要向总理汇报。周恩来总理听得非常仔细,因为总理办公的桌子不够大,他们讨论时就把设计图纸铺在地上,总理蹲着仔细研究图纸,邓稼先他们也蹲着,差不多天亮以前,三四点钟的时候才回来。
      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主攻“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有与周总理在一起的难忘故事。他们对周总理的那份特殊的情感难以尽述。他们之所以千百次地从心里呼喊“周总理”,不仅仅因为周总理珍爱科学家超过珍爱他自己,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总理呕心沥血致力于“两弹一星”的事业,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对实现国家的富强产生了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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