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由于反对张国焘的某些错误做法，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廖承志被张国焘加以“国民党侦探”的罪名。撤销了秘书长职务，开除党籍，还被送到政治保卫局看押起来。从此，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长征中。廖承志是在押解之下一步步坚持随军行动的。他行动很不自由，但依然以熟练的绘画技艺。坚持不懈地为红军指战员作画，并以此活跃情绪，鼓舞士气。
长征途中，廖承志走一路画一路，看到什么就画什么。长征中有一幕“母子别离”的悲惨景象，曾使他极为感动。情绪也十分激动，本想画上一幅速写画。却始终难以落笔。好多年都没有画出来。
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老红军陈靖，曾撰文回忆说：
有一位女军医，她是四方面军指派随同我们一道走的。过了噶曲河的第三天，她_分娩了。当时大家纷纷向这位母亲献出各种礼物，尿布啦。食品啦，等等。我们还从卫生部弄来一副担架，抬这位母亲和她的小宝宝。但是在第二天夜里，这位母亲啊……她最后考虑的不是孩子的未来，而是周围一个个战友的艰难处境，于是便作出了残酷的决定，偷偷地把心爱的小宝宝投进水塘里……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有一天，在前往豫旺堡的行军路上，廖承志跟周恳来不期而遇，这才盼到了出头之日。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被看押了整整22个月的廖承志终于从张国焘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抗日战争初期，廖承志在延安画过不少速写画、水彩画、油画和木刻版画。可在长征中的一幅“母子别离”图，他始终都没有画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长征过来人和知情者深感遗憾的事!
“文革”初期，廖承志就受到强烈冲击，被“监管”起来。从1967年初到1972年秋，时间长达五年半之久，都没有人身自由。
已被隔离监管两年之久后，廖承志听说女儿廖茗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快要离开京城。被“发配”到青海去接受“再教育”……就在这一时刻。廖承志突发创作灵感，情不自禁地画了两幅长征速写画。送给了他的女儿廖茗。两幅长征图画，都是妻子经普棒每周一次探望时，夹在衣物里面带回家的。
一幅画的是“长征时的大致景象”：一名荷枪实弹疲惫已极的红军战士。正在艰难地迈步行进；而在他的身边，却倒下一位瘦骨嶙峋的战友。
另一幅画就是老红军陈靖等人传说已久的“母子别离”图：一对红军夫妻背靠背席地而坐。丈夫双手紧握长枪，面对正在行进的红军队伍，等待着那一刻迫在眉睫的骨肉离别；妻子则板着一副难以言状的面孔，敞开胸怀，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正在给孩子喂着最后一口奶水：那孩子一头扎进母亲怀里吃奶，一只小手还紧紧贴着另一个乳头；而那个就近蹲在地上，等待着抱走孩子的老人。满脸乐呵呵的，欢喜得直笑。旁边是一位戴着眼镜，脱下军帽，双腿并拢站立，正在为眼前这一幕景象表示同情和安慰的红军干部形象。
为了使女儿能够深刻理解画面构图内涵，廖承志还给将要西去青海的女儿写了一封信。说明此画是长征的时候他“在丹巴亲眼看见的”：一位红军女战士，生下孩子不久。“就在千丈崖头，她找到了当地孤寡无亲的老汉。把孩子送给了他。老汉是欢喜得直笑，孩子的妈妈在给孩子喂完最后一口奶，然后就前进了”。“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红军干部。脱下军帽。给他们母子分离致以同情表示。”“后来呢?那父亲、那母亲、那戴眼镜的同志，长征到了延安。再也没有看到。肯定都牺牲了。那孩子，如今在哪儿呢?如果还活着。应是三十二三岁了。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他还活着，必定连父母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廖承志在给女儿廖茗的信中最后写道：“笃笃(女儿乳名)，你们是在一帆风顺、温暖暖软纬绵的温室里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