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戴望舒诞辰一百周年。1950年3月，才45岁的父亲突然病逝了，在他正可以为祖国和人民做更多贡献的年龄，却留下了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走了。我父亲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的爱仍是那样的热烈、那样的真挚。
记得那是1946年3月，上海还挺冷的，我被姑妈从寄宿学校接回了家。一进门，奶奶高兴地对我说：“快到三楼看看，你爸爸回来了，还有两个小妹妹和杨阿姨。”我是1940年离开香港的，那时才两岁多。在以后的日子里，没人对我讲起父亲。我跑到三楼，父亲正站在那儿对我微笑着。我抬起头看他，他黑黑的好高好大，我感到有点陌生。他后面有个烫了一头卷发的很漂亮又十分年轻的女子，她也对我微笑着，这就是我父亲后来娶的妻子杨丽萍(杨静)。床上坐着有一双大眼睛的大妹和满脸涂着白药膏的小妹。
杨姨的父亲是浙江人，母亲是广东人。父早丧，她寄养在上海亲戚家。数年后母再婚。杨姨被接回香港时才13岁，她与后父相处得不好。16岁时为了生活，进“大同图书印务局”当了一名接听员。我父亲那时从日本牢狱中出来不久，在那儿当一名空头编辑，就此他俩认识了。“大同”经常有日本人进出，父亲认为这么一个年轻不懂世故的漂亮女孩在这种环境中不安全，而正好父亲也需要人手帮他抄稿，于是就让她来家中抄稿。相处久了，彼此产生了感情，第二年他们结婚了。他们年龄相差很大，有不少人不看好这段婚姻，觉得两人的学养、志趣都相差太远。不过，人们也许忽略了差异可以产生互补的道理。杨姨从小失去父爱，父亲的沉稳和体贴是不是弥补了她感情上缺失的那一部分爱呢?杨姨活泼的性格，是否也给内向的父亲带来过许多快乐呢?我想是的。从他的诗《赠内》可以感觉到：
不如寂寞地过一世，
受你光彩的薰沐，
一旦为后人谈起时，
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
父亲确实是爱她的。父亲的老朋友说：“他们相处得很愉快。望舒平时有点拘谨，跟杨静在一起的时候却总是有说有笑的。”
1946年返沪后，几经搬迁，终于住进新陆师范的宿舍。兼任三个学校课程的父亲又一头钻进书堆里。家务事有奶奶管，杨姨主要是带两个妹妹。她生性活泼好动，生活在近郊安静的充满学术气氛的环境中难免感到寂寞。在我不上学的时候；她会让我陪她到市区看望朋友和亲戚，陪她去游泳、去咖啡厅。那时我才11岁。她似乎怕孤单，不习惯一个人出去。慢慢地她在上海有了朋友，总有电话来叫她出去，往往一去就是一天。出去次数太多了，父亲便加以阻止，但不奏效，后来父亲也就不再说了。
1948年父亲因参加学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通缉，逃到了香港，不久杨姨也去了。此时的香港已不同过去，原来他服务的《星岛日报》已换了总编，由国民党员沈颂芬担任，他自然容不得父亲，而朋友介绍的工作收入极少。他的气喘病日趋严重，真是贫病交加。恰在这时，22岁的杨姨却遇到了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子，他行事率性而为，爱得热烈不顾后果，虽然两人都有家小，却计划双双赴法念书。杨姨提出离婚，父亲一再劝阻，没有用，最后父亲毅然地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成全了杨姨的心愿。一个月后，父亲带着我和大妹离开香港到北平去了。而杨姨的这段恋情，后来因对方的妻子坚持不肯离婚而夭折了。
父亲在北平与她有过通信。有一封父亲给她的信，一直伴随着她往返京、港、美之间。因为这代表着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也许是她最幸福的一些日子。
她当时也想尽快来北京，由于某种原因未成行。当她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奔赴北京。五年后她再婚，对方也是海外学子，为人忠厚老实，也很内向。杨姨虽已再婚，但还保存着父亲生前用过的眼镜、气喘时用的喷雾器。她对我总有着一种责任感似的，在她移民美国后急忙主动地为我办移民。她还以戴望舒未亡人的身份在香港联系出版书籍的事，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妥当，至少透露了她内心的情愫。
(摘自《上海滩》200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