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媒体调查显示，公众最期待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排第一，“反腐机制改革”列第二。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执政党反腐的决心和反应度与民众的关切度成正互动。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其不雅视频曝光到被免职仅63小时，黑龙江双城市有关部门得知女记者实名举报人大代表后次日就成立调查组，反腐在“提速”，制度反腐在加速推进。
临近岁末，我们盘点2012年查办的腐败案件，不难发现，这一年，我们虽然惩治这些腐败分子的力度和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每个腐败分子都挑战着人们对权力运行和公平正义的信任。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因此必须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希望这十大贪腐案例能对那些身居官位的干部再次敲响警钟。
1.
6月25日，新华网报道了中共中央纪委对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检查的消息。黄胜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道德败坏。
【理由】
黄胜绰号“黄三亿”，他涉案的金额巨大，有46个情妇，46处寝宫，舆论反响强烈。本刊将其列为2012年度第一贪。
【点评】
关于黄胜的涉案数字，有媒体的微博披露他贪污的钱多达90亿美元之巨，此消息无法证实。官方披露的数字相对保守，超过亿元，应该没有异议。身为副省长的黄胜，家里不开印钞公司，能敛取巨额资产，靠的还是权力寻租。他腐败的经济来源是帮亲属承揽工程以及大肆卖官。
食色，性也。权色，想必也有某些渊源。有报道称，黄胜前后包养过46名情妇，有46处房产。黄胜的所作所为，并非民间没有议论。对于民间议论，古有采风制度，官府定期派人到民间下访，了解各地疾苦和不满。如今不同了，民间对一个官员的牢骚再多，若没有很好的时机，真实的把柄未必能撼得动一个官员的屁股。对于副部级干部，靠老百姓的口碑能让其挪位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黄胜就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从黄胜的简历看，他可谓是在领导身边长大的“孩子”，不仅根正苗红，而且历史“清白”。也正因为黄胜秘书出身，属于地地道道在“领导身边的人”。这样的人出了问题要想被追究，难度更大。有人把黄胜现象归结为“灯下黑”现象，因为这样的官员在领导身边“长大”，最受领导器重，即便江湖上到处都是他们腐败的传说，上级部门依然愿意信任他们。
灯下黑，终有时。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鱼肉百姓的官员，终难逃出历史的宿命：走向审判台。
2.
8月27日，原辽宁省凤城市市委书记王国强卷款2亿离境。关于王国强携巨款擅自离境，辽宁当地早有传闻。据参与调查王国强案的辽宁省纪委人士称，王国强被调查，最初是源于凤城市供暖投诉上访事件，其导火索是海德热电收费未供暖、供暖不达标等，造成当地群众投诉并上访。
【理由】
把国内当做捞钱的乐园，把西方当做逃避法律惩罚的天堂。王国强捞够了就“跑路”，他在西行的路上并不孤单，本刊将其列为2012年度第二贪。
【点评】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城，这样的一个县城的一把手，短短几年的工夫，竟能卷走2亿元的巨款。至于有没有更多欠款，有无钱财留在国内，恐怕还有待考证。
“县官”外逃，一走就能把2亿元给带走，这已经够骇人听闻了。王国强的不辞而别，传奇色彩才是亮点。有报道说，他在两年前早已办好了护照。我们纳闷，对于在职官员办护照，纪检监察部门有无规定，如果有规定，是否与公安边防部门有联动机制。如果没有，办好护照的官员有多少，哪个部门能够统计个数字。如果不能了如指掌，出国门和逛商城一样进出自由，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的，问题官员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岂不太容易了吗？以王国强为例，他因为经济问题被调离，调离一个月办了签证手续，并且能够顺利逃跑。更可笑的是，他在逃跑后4天才被发觉，调查4个月后成为网络事件，然后才被开除。假如不是有人发现逃跑4个月的王国强的名字还挂在政府网站上，假设不是因此引发舆论的强势关注，他说不定至今还在脱岗的领导岗位上呢。
王国强贪腐案给监管部门提了个醒：对于官员的监督，要随时掌握；对于出事的官员，应及时向公众披露信息，别等到黄花菜都凉了，才被动“处理”此类棘手的事情。
3.
11月26日，广东省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称，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吕英明是十八大之后该网公布的第一个被查处的厅级干部。
【理由】
十八大后，沿海省份广东落马的第一位副厅级官员。此后几天，广东相继又有几名副厅级官员因为腐败落马。本刊将其列为2012年度第三贪。
【点评】
腐败就像病毒，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都有它存在的潜在空间。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不分白昼也黑夜，都在不停地勤奋“工作”着。中国的事情，有事非常重视时间节点，根据时辰划分界限。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无论在就职仪式上还是其他场合，多次强调腐败对中国社会未来的严重危害。体现在反腐败工作上，对十八大后某个高级别官员的落马，自然格外关注。腐败问题是人的欲望不受理性羁绊的产物，不会因为某个重大历史事件而主动退出自己的历史舞台。如果说吕英明开创落马的“新篇章”，还属于旧事所致，那么，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11月21日给情妇写的离婚承诺书，还有单位同事当见证人，成为网络热帖后，11月30日，山东省纪委宣布帖子属实，已立案调查。
腐败者不舍昼夜地腐败着，纪检监察部门的办公人员有限，线索有限，已有的线索没有真凭实据前又不敢打草惊蛇。如果不是微博，新生的腐败案件将远远超出查实的腐败案件。2亿多微博用户，几乎遍布在祖国的角角落落。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是一个监督者，给腐败分子布下了天罗地网。不怕你敢多行不义，自作自受的结果，则是笃定的。官民齐向腐败行为“亮剑”，才刚刚开始。
4.
3月2日，中国移动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鲁向东，亦被牵涉入贪污门事件，被带走调查，成为近年第九个涉经济问题被调查的中移动高层。 【理由】
国企高层贪腐案，也是惩治腐败的重点领域。和交通系统的腐败案相似，国有通信公司的腐败者也是前赴后继。本刊将其列为2012年度第四贪。
【点评】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鲁向东成为继张春江之后，中国移动落马最高级别的高管。
以前，交通系统是腐败案件的高发区，一些省市交通厅的厅长落马，跟走马灯似的。2012年，不是没有交通厅官员因为腐败东窗事发，而是国企的腐败现象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不少人抱怨中国打手机的费用高，按秒收费的建议至今还没有得到重视，国际话费偏高，但移动部门觉得话费相对合理。短短几年的时间，已有9个中国移动的高层因为经济问题被调查，表明移动通信行业的利润不错，起码这么多高层有多余的财可以捞取。
国企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行业，国企的股东是全国人民。国企负责人，从本质上是全国民众的高级雇员而已。国企由政府代管，但监督应该接受全民监督。反腐败，民众把矛头过于集中到党政部门，忽略了大型国企和众多的事业单位。这些单位也有行政的影子，其高层的权力若不受监督，同样会滋生腐败。鲁向东的前面，已经倒下八个同事。按说，他不该不知道腐败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明知意味着什么，偏要抱着侥幸的态度以身试法，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也算“心想事成”了。
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数字。中移动高层的腐败问题，是不是到鲁向东这里就戛然而止，恐怕神仙也不知道。越是这样，我们对于国企反腐败的力度就期盼越多。毕竟，有人贪腐，挥霍的可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呐。
5.
11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无锡市滨湖区委书记朱渭平已被江苏省纪委“双规”，其另外一个职务是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属副厅级。
【理由】
朱渭平是个典型的“双肩挑”干部，既在党政机关任一把手，又在度假区任职。一个是纯粹务虚的机关，一个是经营性质的部门，给他腐败提供了更多机会。本刊将其列为2012年度第五贪。
【点评】
分身乏术，这个问题从人类出现的那天起，就已经存在了。今天的科技再发达，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无讽刺的是，朱渭平的双肩挑，一个人在两个部门同时任职，并且都是一把手。滨湖区委书记，是地道的党务部门领导；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工委书记，又是一个营利的部门党务负责人。不知道朱渭平平日里以哪个书记职位为主，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双肩挑，使得他远比普通的区委书记更有财物大权。朱渭平可以分身乏术，但在敛财方面，显然更加手到擒来，因为自己的大笔一挥，可以直接调拨人财物。这个年轻的副厅级双肩挑书记，被控贪腐资金上亿，家里的存折若干就不必多说，房产证若干，不知书记及其家人夜里下榻时，能不能多肩挑几张床。
禁止干部经商的规定，已经执行了几十年。朱渭平的职位安排，无锡市委和组织部门，不该不知道的。是无锡市人才匮乏，不能给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工委另外派驻一个书记，还是朱渭平能力超强，两个地方的书记位置离开他就转不起来。他在两个部门当书记，日理万机之余，还有多名情人，看来即便再到第三个地方兼职，也该照样能挑得起组织安排的任务。
朱渭平案表明，既要精简机构，也要精简领导的兼职。否则，腐败者腐败起来，更容易如鱼得水。
6.
7月6日，吉林省原副省长、吉林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理由】
后官员时代，离开政坛的二线官员，转战经济领域，继续发挥“余热”。这类二线“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本刊将其列为2012年度第六贪。
【点评】
高管届满，离开政坛，组织安排这类高管到其他领域，依旧担任一把手。组织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也许出于爱护准老年干部的原因，给他们从权力岗位退下后有一个缓冲期，不至于心理方面“硬着陆”。好心能否有好的回报，既要看个人的造化，更要看制度设计的科学合理与否。广东某高官，也是退下来后到国企任职，最后还是被“双规”。田学仁在副省长岗位上全身而退，最终栽倒在吉林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的岗位上。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原因，我们倒觉得更应从制度设计上找原因。
人有所长，应用其所长。没有哪个人是万金油，放在什么地方都管用。田学仁走到省部级领导岗位，是否经过民意调查，暂时不得而知。他除了巨贪还，和不少贪官并无二样，是个地道的“裸官”，女儿在英国读书，儿子和老婆四年前就投资移民美国了。这样的巨贪，组织部门没有察觉，反而继续委以重任，执掌吉林银行工作，岂不是引狼入室，给田学仁聚敛钱财开启了便利之门？
干部选拔，干部出口，必须讲究个可行性，不宜过于溺爱。官员不是孩子，别说溺爱要出乱子，就是疼爱也非常危险。西方国家的官员，上至总统下到部长，卸任就是平民，完美离职，然后居家过日子就行。我们的官员，不到离休年龄的退下来继续要掌握实权，到了退休年龄的，还要到协会之类继续工作数年。如此“终身工作”，利弊如何取舍，显然是个有待正视的问题。
7.
9月21日，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经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理由】
执政需要以人为本。杨达才在灾祸现场，面带微笑，因笑惹怒网民，因手表露富，最终事发。舆情应对不力，导致“微笑表叔”事件影响陕西形象。本刊将其列为2012年度第七贪。
【点评】
“手腕上的腐败”，人人看得见摸得着。这种显性腐败，难免让更多的人相信：杨达才必定存在经济腐败问题。这种推定的科学性，与靠外有引力定理推测冥王星的存在，颇有几分相似。遗憾的是，陕西纪委立案调查“表叔”后，迟迟没有结论不说，杨达才在被调查期间却照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舆论对此愈发不满。
地方政府的舆情应对迟缓，客观上在短时间内保护了自己栽培的官员，让他们躲在官位上多为人民服务几天。这样的官员，地方政府多“地方保护”一日，自己的公信力就多受到一天的挑战。地方政府舆情应对的速度迟缓，最终不但无法保护腐败官员，而且将自己也拖进了舆论的旋涡。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罗马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废墟。政府的公信力形成，需许多年的累积，这种公信力的丧失，显然经不起几次重大舆论事件的折腾。就在前不久，有人向陕西财政厅请求公布杨达才的工资收入，该部门还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公务员的收入应置于阳光之下，拒绝等于遮住了阳光，这个决定再次让陕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信息时代，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多样，其民意表达的渠道也多样。谁不在乎民意，谁就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乎民意，还要讲究速度，在乎民意的行动迟缓，慢了半拍或者数拍，“在乎”的效果打了折扣，民众对政府处理问题官员的不信任感相应增多，潜在的危害则多矣。
8.
广州市纪委10月22日通报，初步查明，拥有21套房产的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曾收受他人贿赂，违法经商办企业，有经济问题。目前，纪委已对其采取“双规”。
【理由】
同样因微博事发，比“表叔”官小，房子的数量几乎是“表叔”的一倍。再便宜的房子也比名表昂贵，表是用来炫耀的，房子却是用来租赁赚钱的。本刊将其列为2012年度第八贪。
【点评】
微博虽小，问题官员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但是，微博抖出的官员丑闻，鲜有能逃脱得了被“双规”结局的。是微博太强大，还是官员太经不起舆论监督的折腾。陕西“微笑局长”变成“表叔”事件，已经给各地反腐败树立了典型。蔡彬从政委变成“房叔”，跟网友人肉搜索杨达才局长的手表一个方式，网友把蔡彬的房子，也给人肉出来。就在纪委宣布对蔡彬进行“双规”之后，微博上又传出蔡彬第22处房产的消息。最后一处房产的真伪意义已经不大，重要的是监管官员的部门，在铲除腐败方面，如何跟微博爆料竞走，摆脱处处被动的尴尬局面。
作为正处级的蔡彬，媒体曝光他及其家人名下的21处房产，总估值超4000万元。不懂经商的蔡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收藏房子。在房奴不堪负重的时代，蔡彬这个“房叔”坐地生财，子女移民，公众现在质疑的已经不是蔡彬的房子，而是如何及早把蔡彬们关进笼子，让他们有洗面革新的机会，没有擅权祸害社会的机会。
“房叔”落马，给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提出一个课题，学会自己提前“爆料”，提前把腐败分子绳之以法，让微博在反腐战场上略逊一筹，让公众对党政部门的反腐重树信心，这比扳倒个“房叔”更有现实意义。据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反腐进入民间舆论和行政力量竞赛的新时代。究竟谁能摘取竞赛的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9.
9月18日，北京顺义区李桥镇前镇长李丙春，因犯贪污、挪用公款1.78亿元和受贿三宗罪，18日于北京市二中院一审，被判处死缓，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理由】
官小而权大，权小而贪巨。乡镇干部，法院认定的违纪款项过两亿元，可以跟厅级、部级官员比高低，暴露出官阶大小不是腐败严重程度的关键。本刊将其列为2012年度第九贪。
【点评】
李丙春案发后，被民众唤作“贪腐镇长”。这个美誉，想必不是他的专利，够得上贪腐标准的乡镇长，各地都可以选出个冠亚军的。一个镇长，贪污拆迁款达3800余万元，挪用公款达1.78亿余元。这个近天文数字的金额，从一个侧面让世人明白，为何拆迁时总有钉子户应运而生，为何被拆迁者对拆迁补偿不满者居多。原来，硕鼠就在乡镇，乡镇负责人不是现金会计，照样可以把近两亿元的资金给“搬运”出去。
小官创下贪腐的新纪录，给人们留下的遐想空间太大。以李丙春为例，他主政的李桥镇，在拆迁中有没有强行拆迁的事情，有没有不满拆迁补偿金低的现象，拆迁款政府截留没有，截留的话依据何在。李丙春受贿3800万元，哪个给他行贿的，受贿的只有他这个镇长吗？副镇长和党委书记以及副书记，还有直接参与拆迁的部门负责人，是不是全部两袖清风。如果不是的话，这些人可否处理？这样的遐想，是否多余。还有，一个镇长都能坐地生财，富得流油，李丙春的上级领导，是不是从未接受过下属的进贡。小小镇长成巨贪，他不过是腐败链条上的一个末梢环节。揪出了蚯蚓，能不能拽出更大的鱼儿，这显然是个新的哥德巴赫猜想。
10.
9月1日《法制日报》披露了广州18名“村官”涉嫌集体受贿647万元大案。在这个窝案中，涉案村干部达18人之众，涉嫌通过为他人在项目工程招标、承建和出租过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集体收受财物647万元。
【理由】
村官集体腐败，腐败得“六亲不认”，赃款“饭桌分金”，并成为铁定的“规矩”。全国有多少村庄，有多少村官。村官窝案，成为乡村腐败的一个缩影，本刊将其列为2012年度第十贪。
【点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如今的腐败，看多了高官贪腐，又看到了乡镇官员的贪腐，反腐败也有必要“走基层”，看看最小行政村的村官们，他们能不能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村官腐败，金额也许无法和镇长相提并论，更与省部级领导干部无法媲美。但是，别忘了级别越高的干部，人数越少，基层村干部的数量，更加可观。他们的腐败，一旦形成包围之势，从城镇到都市，岂不是被包围在腐败大军之下？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反腐败，是不是也该从村官抓起？
别把村官不当官，村官的权力，可以带来的灰色收入，同样需要正视。如果说高管腐败，还讲究个“文明”，村官对同村的人相当熟悉，但腐败起来，则相当地“铁面无私”。 白云区棠溪村岗贝经济社的这18名村官，可以一次平分百万现金。谁要承包村里的工程，就必须给村社干部“派红包”，这是规矩，哪怕是村干部的亲兄弟也不例外。至于平日间逢年过节收受行贿人的烟酒馈赠和千元红包等，更是这些村社干部眼中习以为常的事。村官贪腐日常化、普遍化，让未来的反腐倡廉工作，显得更加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