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妮・曼德拉是南非黑人运动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妻子。自1962年曼德拉入狱后，温妮继承其丈夫的事业成为鼓舞黑人斗争的象征。此文描述了她和曼德拉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和顽强不息的斗争精神。
成婚
我第一次见到纳尔逊・曼德拉是在约翰内斯堡地区法院。他代表我的一个被警察殴打的同学出庭。我见到这么一个大块头、堂堂仪表的男子汉真有点敬畏。
第二次，我是在奥利弗・谭宝和艾德莱・祖库都的陪同下见到他的。我们在一家小饭店吃完饭，奥利弗发现没带钱包，恰好看见纳尔逊也在店里，就说:“让他付钱。”纳尔逊如数付了我们的饭费和艾德莱一起走出饭店。奥利弗向他介绍我说:“这是毕桑那村的温妮。”
此后不久，纳尔逊打电话给我，邀我去吃午饭，并说他要派个朋友来接我。这使我有点不知所措。他年纪比我大得多，是我们学校社会工作的赞助人。我们从未见过他的面，对于我们来说他只是那个印在信笺上的名字。
我准备去见他，却苦于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最终我借来一身稍显庄重的衣服，穿上却感到很不舒服。
那是个星期天。纳尔逊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总是不休息的；我到达时，已近正午，他仍埋头于一个个文件堆中，忙得不亦乐乎。
纳尔逊和我来到一家印度餐馆。我这个来自波多兰大的小乡下佬第一次品尝印度风味。吃印度饭很费劲，咖喱辣得我直流泪，一点也咽不下去。纳尔逊看到这情形，不好意思地给我拿来一杯水说:“如果你觉得太辣，喝口水就好了。”纳尔逊对那辣得让人受不了的饭倒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吃饭时，他几乎每吃一口就有人来找他交谈，根本无法安心吃饭。第一次约会从头至尾是如此，我感到被冷落了，有些不适应。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也将成为我的生活节奏。我只是感到迷惑，感到被深深吸引。
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那里仍挤满了找他的人。我们只好开车来到郊外，漫步在草原上。他告诉我，他曾打电话给我问我能否为“叛国罪案”的辩护筹集资金。纳尔逊没有问起我的政治倾向或我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而我也没想过要问问:我如何才能胜任这复杂的组织工作。
我们走回汽车时，纳尔逊拉着我的手，就象父亲拉着小女儿。上车前，他说:“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然后转过身来吻了我一下。
第二天，我接到电话说，下班时有人开车来接我。结果来的是纳尔逊本人，他身着体操服，显然是要把我带到体育馆去看他训练，他是一个体育爱好者。
我就这样度过了这一周。他开车来接我，我就在车上好好地看看他。不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去开会，只来得及把我送回旅馆。即便在热恋之时，和他呆在一起也象没他一样。他并不觉得我有权可以独占他的时间。我们从未有什么浪漫史，因为纳尔逊没有时间。
一天，纳尔逊把车停在路边对我说:“你到一位女裁缝那儿去，她会为你做结婚礼服。你想要几个伴娘?”他就是这样向我求婚的，没有任何矫柔造作之词。我问:“什么时候?”算作回答了他的请求。那时，我疯狂地爱着他。他也以他的方式热爱着我。我们互相了解，心心相印，没有必要再用语言去谈论它了，
纳尔逊安排车送我到波多兰大的家中去同家人商量。到家后一整天，我都无法亲口告诉父亲这件事，只好让我的继母转告。父亲听后大吃一惊，纳尔逊是那样受人尊敬，是那么重要的人物，父亲简直无法想象我是用什么方法接触到他的，他感到极其自豪。
但我的亲属也担心纳尔逊已有三个孩子，怕我应付不了。我不知道纳尔逊是何时离婚的，在我们的交往中，我自己不可能问这种事情。我的家庭比我更了解他的历史。但是当你认识了纳尔逊，并且变成了他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期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与他同甘共苦。他给你信心和勇气。如果你象他一样投入到我们的事业中去，你也会象他那样忘却了自己。
1958年6月，他获准四天假期离开约翰内斯堡回去结婚。他在“叛国罪案”中被指控，同时被禁止离开约翰内斯堡。但我坚持要到我的家乡波多兰大去结婚，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让我父亲高兴了。而且，我也想让纳尔逊了解我的家庭。
我们还未按照传统方式举行完婚礼，就不得不匆忙回约翰内斯堡。按习俗，我们在我家举行完婚礼，要再去他家举行婚礼。因此，在老人们看来，我们至今仍未完婚。
我想待纳尔逊出狱那天，我们一定要完成我们那未完的婚礼。至今，我仍保留着我们本应该带往他家乡的那一半婚礼蛋糕，等待着纳尔逊回来。
转入地下
1961年“叛国罪案”审判结束时，纳尔逊、诺克威以及其他那些被宣布为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起回家来，他简单地对我说:“啊，亲爱的，给我收拾几件随身用的东西吧。”
纳尔逊站在门外，我无法走近他，因为有那么多的人为他祝福，人人都很激动。我给他装了一个包，等我出来时，他已经走了。约一小时后，有人来取走了那个包。
在第二天下午的报纸上，我看到他出现在彼得马里茨堡，在一个我所不知的集会上讲话。我并未意识到，禁止他离开约翰内斯堡的禁令那时已过期。
那一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丈夫。我们没有机会坐下来讨论他离家的决定，我想他一定觉得太难于启齿了，纳尔逊外表是个坚强有力的人，而内心却很温柔。
我只是觉察到那周他总是沉思不语。我曾问他是否有什么担忧的事。后来给他洗衬衣时，我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单据，他预付了六个月的房租，这是很不寻常的。我想他是在尽力减轻我的痛苦，想办法让我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能更容易地面对生活。
以后的线索是我的那部车。在那时不太好使，他突然送去修好了，并把它停放在车库里。
就在那一天他转入了地下，极其艰苦的日子到来了。
我爱他的时间太少了，然而我们的爱经受了时间和分离的考验。我并不想说他是个天使，如果我有时间更好地了解他，我可能会发现他有很多缺点。但我只有时间爱他，时时盼望着他。
纳尔逊转入地下后，我常见到他。我们过着一种戏剧性的生活。黎明时分，我等着那神秘的敲窗声，我从不知它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开始，他常在凌晨时分回家来呆上一个小时左右，依政治形势而定。后来，我被一天24小时监视，不得不溜出警察警戒线去看他。
那时，总有人叫我开车跟着他，车开出一公里左右，我们又跳上另一辆前来接应的车。这样，等我见到他时，大概已换了十辆车。
在里方尼亚的一个名叫百合花叶农场(在约翰内斯堡郊区)，我第一次能给他和孩子们做饭，过一点儿象样的家庭生活。当时那里是组织总部的所在地。
那时纳尔逊总是带着孩子们在杂草丛生的花园里散步。我们的大女儿齐妮认为那就是她的家，因为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同父亲一起玩耍。
当然，在那儿我们也有好几次险些与警察遭遇。许多时候都是我那健壮的体魄帮了忙。我的身体很粗壮，脸总是圆圆的，就象怀孕一样。有一次，当我遇到警察设的路障时，恰好同一位医生在一起，他开着一辆涂有红十字的汽车。我躺在他的车里，假装分娩，一边喘息，一边冒汗，混了过去。
我记得还有一次，纳尔逊给我留下的那辆车的一个汽缸坏了，我正在修理，一个人叫我把车开到拐角处。在那儿，一个高个子、身穿蓝工装裤、司机外衣，头戴鸭舌帽的人走过来，打开车门，叫我把司机座腾出来，他自己坐上去把车开走了。他就是纳尔逊。
纳尔逊经常化装。每次都大不一样。所以当他走近汽车时我竟认不出他来。光天化日下，他开车送我到一个车房，以旧换新给我买了辆车，再把我送回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在繁忙的绍尔大街上，人来人往，他在一个“停车”牌子下停下来，下了车，向我告别，然后消失在人群中。那就是我们所过的生活。
纳尔逊从国外回来后，我只见过他一次。他在国外期间，我们一直保持通信，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收到我的信的。
纳尔逊走遍了整个南部非洲，那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的时期。他完全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完全成为他为之献出生命的人民的一部分。
我是以一种很可怕的方式得知纳尔逊被捕的消息的。我那时在儿童福利会工作。那天我刚好从办公室出来到索韦托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我乘电梯下来，步出电梯时看见了纳尔逊的一个朋友。他脸色苍白得象鬼一样，头发乱七八糟，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严重的事情。见到他，我脱口而出:“他好吗?”我猜想纳尔逊可能遇上了警察的路障，被警察开枪打伤了。可那位朋友回答说:“不，我们想他明天将出现在约翰内斯堡法庭上。”当然，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政治梦幻的互解。那时我不但为我自己感到震惊，而且为我们的斗争，为我们的人民的事业感到震惊。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回到家的。我只模糊记得我把文件夹扔到车后座上，一直把车开回家。好在我的妹妹那时正住在我家，可以安慰我。我几乎无法接受这个消息。当然，我现在已从那痛苦中恢复过来。我那时就知道我的家庭生活从此结束了，就象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一样，我并不例外。
从那时起，我的一部分灵魂就随他而去了。
探监
一天，我和齐滋去罗滨岛探望纳尔逊。因风浪太大，所有的轮渡都停航。我们的船是海上唯一的一艘船，一路上我们引吭高歌，忘记了狂风恶浪。
纳尔逊之所以活着，除了知道总有一天他会被释放之外，还靠的是家信和探访，这在他的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孩子们去看他(2岁至16岁儿童不许探监)。
纳尔逊没有亲自抚养孩子们，所以要把他们一个个介绍给他，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作为一个母亲，要对孩子们说，“看，你们的爸爸，他正在监狱中生活呢。”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心理上，你也说不准孩子们的反应是什么。要么感到完全失望；要么获得力量。她们可以从这些经历中，从看见父亲的自豪感中变得象岩石般坚强。
有时探监是很痛苦的事。一次，我去看纳尔逊时，带上了齐妮最小的孩子赞姆思瓦齐。她隔着铁栏杆看不清他，就一直敲着玻璃叫喊“开门，爷爷，开门，我要进来。”纳尔逊指着狱卒笑着说:“那就是钥匙，叫他们开门吧。”赞姆思瓦齐更加歇斯底里地哭叫:“开门，爷爷，让我坐在你的大腿上。”哦，那次探监太可怕了，我甚至看见狱卒也含着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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