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是我们高中同班同学中惟一念医学院的同学，他是癌症医师，我们虽然是好朋友，但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最好不需要去找他。 同班同学聚会，老张一定会到，他的收入高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他会请客，偶尔同学中有人发生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他也会慷慨解囊。虽然老张对人很慷慨，却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每次都坐公共汽车来聚会，也乘公车离开，现在有了捷运，他当然都乘捷运。他也从不大吃大喝，我的感觉是，老张不喜欢过非常舒适的生活。
我们都是六十二岁左右的人，快到退休年龄，却没有人真正退休。大概四个月以前听人家说，老张退休了，医院还为他举行了一个退休仪式，而且听说场面有些哀伤。
我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正想打电话给他，没有想到在台北的一家书店碰到了他，他正在买侦探小说，看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抓住我，找了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馆，坐下来大谈他所喜欢的侦探小说，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可是我注意到一件事，老张瘦了一些。
老张是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我已经注意到他的消瘦，他主动地告诉我，他得了癌症，已经只剩几个月的生命。对我来讲，这真是晴天霹雳，也没有问他现在有没有治疗，因为我想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应该知道如何治疗。离开咖啡馆的时候，下雨了，我替老张拦下了广辆计程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老张乘坐计程车。
一个月后，老张来埔里找我。他的儿子开车送他来，他的儿子也是癌症医师。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农场看油桐花，那里的油桐花种在道路两旁，大树成阴，车子开过满地的白花，真是奇景。老张虽时常面露倦容，但也一再说不虚此行，因为他以后再也看不到这种遍地都是白花的情境了。除了看花，老张也对我们的多媒体系统有很大的兴趣，我们的研究生替他表演了好多有趣的系统，老张仔细地看这些表演，也问很多有道理的问题。
这也是我看到老张的最后一次，不久，老张就去世了。我当时心中纳闷，为什么他走得这么快，以他的专业素养，他的癌症一定是初期，他所得到的治疗也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走了?
我们都收到了讣闻，讣闻中除了绝对婉谢花圈这些玩意儿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请求，请大家在指定的地点坐他们家租的游览车去，讣闻中好像拒绝任何人开汽车去参加葬礼。老张的葬礼，来了一大批名医，他们都面容严肃，我们这些人看了这么多的名医，更加深一个疑问，为什么老张走得如此之快?
谜底终于揭晓了，老张的儿子致词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故事：老张从头到尾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为什么呢?老张的儿子在礼堂中放映了一段录影带，在这段录影带中，老张解释了何谓癌症细胞。我们常以为癌症细胞是不健康的细胞，其实不然，癌症细胞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别的细胞虽然会分裂，但分裂会有止境。癌症细胞的分裂永远不会停止，不断的分裂需要养分，但是人的养分有限，癌症细胞的不断分裂最后将其他正常细胞的养分吸取得一干二净。因此老张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癌症细胞，因为我们太健康，所以我们吃得多，因为我们有钱，所以我们消耗掉大量能源，可是地球上就这么多资源，我们用得多，其他人类就倒霉了。
老张在录影带中一再地强调，百分之八十的资源，由百分之二十的人类消耗掉，他也一再地提醒我们，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样地吃远洋的鱼，全地球海里的鱼只够我们吃一天，他一再地问一个问题；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一样地享受，地球上的资源能撑多久?举例来说，四十年后，石油就用光了。老张的录影带也介绍了非洲两千五百万人得了艾滋病的惨相，这一段的声音被消除了。但这一段静寂的录影带带给我们极大的震撼。
老张的儿子没有解释为什么老张不愿意接受治疗，那一段没有任何声音的录影带解释了一切，老张早就对于他的生活好感到内疚，所以他一直尽量地过得很简单，最近非洲大批人得了艾滋病，却没有人得到任何治疗。欧美虽然有治疗艾滋病的药，但这些非洲穷人怎么有钱买这种药呢?这种情形也使老张很难过。
老张热爱生命，但是他不愿他的生命影响了别人，他不愿意看到自己太健康，太健康就是癌症细胞了。最后，老张提到他自己的病，他说他的病是不可能痊愈的，花了很多钱以后，他可以多活三至四年，在这三四年内，他所能做的非常之少，所以他不愿意为了他的这三四年的生命而花费人类大量的医药资源，有这么多非洲人死于艾滋病，他实在是没有兴趣去接受治疗。
老张的儿子也在葬礼上告诉了大家，老张临死以前，捐了大笔的钱给一个慈善机构，专门用做医治非洲艾滋病患者之用。
老张如果多活几年，也许可以医治一些人，但是他的拒绝治疗，却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撼教育。前天，我们同学会，每人一个盘餐，大家不发牢骚，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足。我家现在平时只开电扇，有客人来才开冷气。我们也愈吃愈简单，每次餐后有香蕉吃就心满意足矣。
我住的是公寓，有时难免想念当年在美国住的独门独院的房子，现在我的想法也改了，如果全台湾的人都这样住，台湾恐怕会看不到一片青山，一片绿水，全台湾只看到房子了。
老张说得有道理，我们不能生活得太好，我们不该是癌症细胞。我们应该将青山绿水留给下一代，留给别人。老张潇洒地离去，使我们可以潇潇洒洒地活着；我们都轻松多了。
(杜春玲摘自台湾《讲义》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