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面梳理了以徐志摩为灵魂、以胡适为旗手的“新月”群体的主要活动，包括他们的经历、创作、观点、论争等，给我们了解一个真实、不被扭曲的“新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
种种不顺
在回国后到聚餐会成立的近一年时间里，总的来说，徐志摩的心情是有些阴霾的。这倒也不完全是他诗人的气质造就的与生俱来的忧郁和苦闷，更多的是他实实在在地遭遇了种种不顺。
前一年，他惊世骇俗地公告与结发妻子离异，他自己，虽然笑解了烦恼结，但是给世人留下了话柄。从他刚刚踏上国内土地始，就分明感受到了冷眼和指责。尽管他不是一个在乎别人议论的人，但多少还是有芒刺在背之感。接着，他和创造社结怨，经历了一场在他看来有些莫名其妙的笔仗，又被人斥为“虚伪的假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他原先雄心勃勃订下的一系列计划，都未能实现：两次对英国20世纪20年代极负盛名的新派画家罗杰・弗莱和英国历史学家G-L・狄更生的访华邀请搁浅；计划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来华也落了空；有心将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译成英文；一直想办一份类似英国伦敦的《国民》杂志那样的干0物――连刊名都想好了，就叫《理想》――也只是纸上谈兵了一下。而最让他郁闷的，是追爱不成。
说到徐志摩何以突然决定回国，从他写的一首题为《为要寻一个明星》的诗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个明星；――
为要寻一个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这“一个明星”是谁?也许可以理解为目标、向往和理想，但在这里，更应该是一个女人，一个红颜知己，一份刻骨铭心的“爱”。这个女人，就是使徐志摩毅然决然抛弃发妻追求浪漫之爱的名门淑媛林徽音(后改名徽因)。
1931年秋，徐志摩意外撞机身亡。他死后，围绕着他遗留下的一只存放着日记、书信、遗稿的“八宝箱”，引发了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这两个女人，一个是凌叔华，一个就是林徽因。徐志摩在生前，将八宝箱存放在好友凌叔华那里，而林徽因急于索回箱子里的几册徐志摩的“康桥日记”和“雪池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徐志摩和林徽因相识相知初期的一些事情，以及两人在雪池住所的一段情感隐私――
追到了自由 失去了爱
11年前的秋天，在徐志摩刚刚由美抵英，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意外结识了林长民和他的女儿林徽因。貌美如花又受过良好教育与艺术熏陶的林徽因让情感丰沛的徐志摩一见之下，怦然心动。
林长民的父亲叫林孝恂，是满清翰林，先后在金华、孝丰、仁和、石门等州县为官。他懂医道，爱习武练技，思想也比较开通，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并不排斥。林长民自小接受了良好教育。光绪二十三年，他考中秀才，但随即放弃了科举之途，分别请了外籍教师在家教授英文和日文。而后他两次东渡日本，最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民国建立后，他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秘书长、众议院秘书长兼宪法起草委员、参政院代理秘书长、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等职。1919年，作为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的林长民，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约，后又以悲愤的心情亲撰短讯《山东亡矣》刊登在北京《晨报》上。此文成为引发“五・四”运动的一颗火星。
徐志摩结识林长民，牵线人是恩师梁启超。林长民和梁启超在日本相识，后来在公在私都成为好友。1920年，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赴欧洲游历，一路随行的是女儿林徽因。林长民称她为“徽徽”或“宝宝”。抵达伦敦后，林长民有一次在国际联盟协会的演讲会上发表演讲。徐志摩去听演讲。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林长民。随后，由梁启超介绍，两人相识，并一见如故，彼此欣赏。对唯美、浪漫的共同追求，是他俩交好的思想基础。徐志摩喜林长民的风雅情趣，林长民爱徐志摩的灵敏聪慧。徐志摩与他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介绍人狄更生认识，也是林长民介绍的。
23岁的徐志摩和16岁的林徽因很快相熟。这个时候，徐志摩已有妻室，发妻张幼仪，虽然也出身不俗，才学风度不输林徽因，徐志摩对她也有不薄的感情。但是，他俩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点，让追求自由与完美的徐志摩心存遗憾。他不能忍受缺少天生自然的那种感情和婚姻，他认为那是人工嫁接的枝条，他要的是自由恋爱婚姻所有的那份纯真、自然、热切和激情。而他在林小姐的身上，更清晰更具体地看见了一个他理想中的完美世界。
林徽因对徐志摩也颇有好感。徐志摩的飘逸浪漫纯真热烈和温文尔雅极具绅士风度，很容易吸引情窦初开的少女。她在进入爱丁堡大学后，经常与徐志摩在一起。两人之间那份分不清是友情还是爱情的情感与日俱增。
慢慢地，林长民也发现这两个年轻人眉目间有异，于是立即把女儿带回了国，以隔绝两人的来往。他这么做，并非不喜欢徐志摩，甚至很可能恨不得浑身洋溢着热情和才气的徐志摩能够成为他的女婿的。只不过，他早就答应了梁启超，日后将徽因嫁作梁家大儿媳，更何况徐志摩有妻有子。
徐志摩一方面的确在为追求他自认为的浪漫之爱而深深迷恋林徽因，一方面为和妻子张幼仪之间越发不和谐的关系而苦恼――这时，张幼仪也到了英伦，陪伴在徐志摩身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和苦恼之后，他终于决定冲破种种阻碍和张幼仪离婚。他接受的是西方民主思想和现代婚姻观念，他也不能容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婚姻关系以外的女人示爱，他认为这不仅是对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尊重，也是对妻子的不尊重。
然而，婚离了，却起轩然大波，恢复自由身的徐志摩本以为可以大大方方地追求他的浪漫之爱了，却不曾料到，林徽因随父不告而别悄然归国了。这对徐志摩来说，打击相当大。胡适说过，徐志摩的人生观只有三个：爱、自由、美，他梦想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但是，此时，他追求到了自由，却失去了爱。
意外之喜
很多年后，作家谢冰心曾这样说，徐志摩和林徽因相好时，林只有16岁，她出身大家庭，对恋爱婚姻有自己的打算，似不可能答应嫁给徐志摩。的确，在她眼里，浪漫温情的徐志摩的确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正因为如此，他似乎只能成为在她身边让她体味浪漫温情的爱的伙伴。作为丈夫，他不够老成持重，缺乏坚实力量，不能像大树一样可以依靠。做情人，是一回事；做夫妻，又是一回事。她可以享受他的浓情蜜意，但她不会将自己的一生交给这样的人。
从徐志摩离婚，到他归国，其间有5个月的时间。那段时间，回了国的林徽因杳无音讯。徐志摩被无限的忧郁所包围。他说：“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也在这几个月里，被爱折磨的他诗情如山洪暴发，“不分方向乱冲”。他写了大量的诗――他终于成为了一个诗人。
为追随心中的女神，为了爱和自由的人生目标，徐志摩突然决定回国，回国找寻林徽因。然而此时，林徽因已经和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订下了婚约。徐志摩“骑着拐腿的瞎马”一路追爱，当然追不上。
有人断言，徐志摩之所以发起组织聚餐会，除了有顺应时尚的原因之外，不排除以此作为因无法得到林小姐芳心而排解愁闷和苦痛的方式。也许，在高谈阔论时，在觥筹交错间，他真的可以暂时放下私爱。
在经历了种种不顺之后，在聚餐会成立不久，徐志摩终于迎来了一件在他看来是不能再大的大喜事――泰戈尔即将访华。这件事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聚餐会，因为之后的新月社，因为泰戈尔，他居然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林徽因相处。说林徽因是聚餐会最早的成员并无实据，但她是新月社的成员，这是可以确定的。徐志摩虽然不能和林徽因共续情缘，却能因了共同的“为艺术”的理想而共同营造新月社，对他来说，这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