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忠告:解读中国历代为官之策》 (元)张养浩原著赵新平译注 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11 定价:33.0元 如果说孟子和管子的安民、治民思想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话,那么本书的作者张养浩的爱民思想就是从其实践中来的。本书除了撷取张养浩关于“从政忠告”的精辟论述外,还对其理论进行了阐述,并精选了一些典型史料,进行提炼、总结、加工、润色,力求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熔知识与思想于一炉,让读者能够更直观、更全面地理解治民思想。
孟子认为,在整个社会政治中,“民”是最主要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在民、社稷和君主三者中间,后二者都无法与“民”的地位相比:因为一个诸侯国的政权是否稳固,国君是否有威信,其关键问题是他是否得民心。只有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才可以做诸侯王和天子。
为什么人民这么重要?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用历史事实证明说,尧舜能得天下,是因为能得其民;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
那么,怎么才能“得其民”呢?孟子很明确。他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其实,得民心不外乎两点:帮助人民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不要去办他们所厌恶的事情,不过如此而已。统治者这样办了,人民就会主动地去归附他,“犹水之就下”:谁倒行逆施,谁就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得天下的愿望是实现不了的。
史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管仲之谋”。而“治民”则是管仲之谋的一个重要内容。管仲对“民”与“国”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合理的赋税,清明的政治,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强盛起来,这里强调的是政治对于老百姓从事正常生产劳动的保障。在管子看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能够保证人民的“衣食足”,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如果物质生活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就无法对其进行道德的规范,而专恃刑罚又是不能实行全面有效的控制的,所以管子视“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为统治者的根本任务,它能使民“不移”、“不偷”、“不苟”、“不憾”而使其“富”。
其实,人民中间的不安定因素都是施政不当所造成的。“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上无量,则民乃妄;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只有统治者大力发展生产力,使国家富足,并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人民才会乐于“留处”。
毋庸讳言,无论是孟子的“仁政”还是管仲的“安民”,其目的最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安民思想从基本认识到具体措施都包含着很多理想的成分。但是从中所表达的“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思想,却不能说没有古代民主思想的精髓。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把人民中的不安定因素归罪于统治者绝非偶然。由此可见,摆正民众的地位对统治者来说何其重要!
如果说孟子和管子的安民、治民思想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话,那么本书的作者张养浩的“治民忠告”就是从其实践中来的。张养浩(1270?-1329),字孟希,元朝时济南历城人,是当时有名的勤政爱民的官员。幼时就饱读诗书,到年长时才被举荐为官,初荐为东平学政,御史台掾,堂邑县尹。在官十年,颇有政绩,百姓曾为他立碑颂德。在张养浩担任监察御史时,奏时政万言,大忤当时宰相,并因此而被免职。延祜初,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又升任为礼部尚书。至治初,参议中书省事。“治民忠告”是其《三事忠告》之一,系作者任县令时所著。《治民忠告》共两卷十纲。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镜,可以明事理。”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早就懂得了借鉴古人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重要性。鉴成败,明得失,历史不可不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