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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文艺价值观及其当代意义] 10个最重要的价值观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8-12-27 16:56:20 点击:

      内容摘要:鲁迅的文艺价值观是一种充满了辩证思维色彩的美善统一的理论观念,他既强调文艺的启蒙人生、改造国民灵魂的巨大作用,又强调文艺自身固有的审美属性。在对文艺价值的探索出现多元取向的今天,鲁迅的文艺价值观对我们廓清理论思路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鲁迅 文艺价值观 辩证思维 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1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981(2008)05―0020―004

      一

      鲁迅的文艺价值观,是中国文艺美学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份历史遗产,即使在文学艺术的整体生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早期的长文《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写道:“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之为美术,质当亦然,与个人及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卷。”鲁迅认识到了审美愉悦是文艺的重要功能之一,决不可将文艺的功能等同于狭隘的实用功利,因为从“益智”、“诫人”、“致富”、“弋功名”等方面打算,文艺比不上“史乘”、“格言”、“工商”、 “卒业之卷”。鲁迅指出,尽管表面上文艺只是具有给人带来“兴感怡悦”的非功利、无功利审美愉悦功能,但在审美愉悦中潜藏着一种意义更为重大的社会功利,他强调说:“诗宗词客,能宣彼妙言,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文艺的功能在于启人深思,可以开发“人生之�机”,“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鲁迅认为,正因为文艺可以反映人生的“事实法则”,显示“人生的诚理”,因此它具有“为教示”的教育意义和“益人生”的社会作用,可以激励人们“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去改造人生社会的“缺陷”。因此,鲁迅大力提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最雄桀伟美”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即“摩罗诗派”,因为“摩罗诗派”的诗歌紧密结合现实人生,“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在鲁迅看来,这样的文学艺术是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最急需的。
      重视文艺的思想教育作用,力求使文学成为净化和提高人的内在精神境界重要方式,这是鲁迅当时及后来一以贯之的思想。这一思想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表述得更全面。鲁迅概括了当时的流行观点,指出:“言美术之目的者,为说至繁,而要以与人享乐为臬极,惟于利用有无,有所�午。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然主用者则以为美术必有利于世,倘其不尔,即不足存。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因此,虽然“沾沾于用,甚嫌执持”,但“颇合于今日国人之公意”,这种“用”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可以“表见文化”、“辅翼道德”,甚至“救援经济”。可见,鲁迅是将审美与功利密切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他的文艺价值观呈现出一种美善统一的辩证的思维色彩。
      尽管后来鲁迅的创作和理论都有很大发展,但在文艺价值观问题上,鲁迅的观点是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的(他不像创造社的某些成员,今天还在强调“纯艺术论”,明天就去大讲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了)。他既反对否认文艺的社会功用的纯艺术论,又反对将文艺的社会功能无限夸大的纯功利主义。他指出, “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似乎能够抛开世俗功利,创作出无关于实际利益的“高尚文学”,然而,“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象牙之塔里面“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因此实际上所谓“高尚的文学”也始终是做不成的。在革命文学逐渐发展、有些革命文艺理论家出现了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乃至政治功用时,鲁迅多次提醒他们,不可将文艺的社会功能随意夸张,因为文艺就是文艺,它并不能代替实际的革命斗争。他说道:“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所以,晚年的鲁迅看到了“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但又指出这种现实功能建立在文学艺术对现实关系的真实反映的基础上。他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因此,文学艺术是有着重要的社会功用的,但这功用不是表现在呼喊标语口号的宣传作用上,而是潜移默化地通过审美活动显现于对读者的影响之中。他精辟地论述道:“功用由理性能超群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的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现。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快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
      联系到鲁迅文艺观中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论对“真”的强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文艺价值观,是日趋发展成熟的以“真”为基础的美善统一的文艺价值观。有的论者看到了鲁迅文艺价值观中的社会价值取向,因而将鲁迅的文艺价值观总结为功利主义,实际上这是不全面的,因为鲁迅并没有像梁启超那样仅仅将审美作为手段而将功利作为目的。从表面上看,似乎鲁迅的文艺价值观与王国维的“无用之用”和早期创造社的“无目的的目的”的文艺价值观更为接近,但鲁迅超越了王国维理论中的那种文艺与社会现实的人为断裂,在理论上则达到了早期创造社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在这种文艺价值观的指导下,鲁迅的创作既致力于“改良这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又反对任何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

      二

      鲁迅的注重功利与审美辩证统一的文艺价值观的形成,源于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人生的深刻省察和他对文学艺术基本规律的深刻把握。鲁迅的文艺价值观不是经院式的抽象思辩,它来源于变革社会、改造现实人生的斗争实践和创作实践之中,这使得鲁迅的文艺价值观并没有执著于功利或审美的某一端,而是充满了辩证色彩,达到了功利与审美的辩证统一。
      不同的理论家在文艺价值观上的不同理解,反映着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基本性质、功能及审美理想等方面的认识诸多差异,反映着他们文艺美学理论上的分歧。在20世纪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历史上,始终存在着重功利与重审美两种基本的文艺价值取向。而且,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重功利的文艺价值观由于其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强烈关注而一直占有文艺美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地位;重审美的文艺价值观则往往由于其企图疏离文艺与社会政治的密切联系的无限高蹈的理论模式,而难以在社会政治的每一变化都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现代社会获得人们的普遍重视与认可。我们从世纪之初梁启超功利主义文艺美学的巨大影响、20年 [ 2 ] 代末主张“为艺术的艺术观”的早期创造社的理论转向,到30年代功利主义文艺美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直至50年代以后功利主义文艺观一统天下,注重审美的文艺观被一一放逐、否定这一文艺价值观的发展演变趋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尽管具体的文艺价值理论彼此之间存在着交合与融会的复杂情况,但在基本观念上的这种大体的分野则是无须怀疑的。在这样的理论格局之中,鲁迅的文艺价值观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价值、功能,都是以人类的需要和发展目标为指归的。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出于其本质和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过程,其中包括人类的自我塑造,也包括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而后者正是因为适应人类认识、建构和完善自身的追求,也是人类走向自我完善的实践的一种,所以才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而且具有真正的社会价值@。这就使得文学艺术的价值是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多方面价值交合的立体构成,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关系中看,包括政治价值、道德价值、认识价值、娱乐价值、心理补偿价值等等。
      因此,任何一种偏执于一端的文艺价值论,虽然都有其在一定关系中考察文艺的合理性,但都因其片面性而难以对文艺价值做出科学的论述:梁启超看到了美是人类生活的第一要素,主张培养人的“趣味”,恢复人的审美本能,但他在这个问题上浅尝辄止,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王国维的注重生命与审美的文艺观从人生的“痛苦”及其解脱的角度来强调美的艺术,但他在反对直接的社会政治功利目的的同时割断了文学艺术同社会的联系,这使得他要求文艺表现“天下万世之真理”的艺术观过于空灵,难以真正贯彻到文艺实践当中。相比之下,鲁迅的文艺价值观从“立人”的目的出发,意在改造“国民性”、实现中国人的人格重构,进而促进社会的变革和人自身的完善,确是在实质上更接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论。而鲁迅以后的左翼革命文艺理论却逐渐偏离了这个正确的理论方向。使得文艺价值论乃至整个文艺美学都在对为革命政治服务的不断强调中日渐狭窄和凝固,最终在文革中丧失了其应有的理论生命力。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价值观驱除了功利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反叛文革的“文学乌托邦”与“假崇高”的过程中,文学抛弃了“神性”而越来越深入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空间,从而突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教条的规范,凸显出大众对于日常生活幸福本身的强烈欲求,凸显出人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解神圣化”以后的多元化、实用化与平民化的趋势。这一取向在90年代以后的文学与理论批评中得到进一步的放大。以“新写实”、“新状态”等小说创作为代表,着意表现人在“烦恼人生”中的种种失意与决意,表现对“一地鸡毛”式的生活意义的体认,表现在“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自我提示与自我安慰中的无奈与无聊,既不追求某种“形而上”的思想价值与意义,也不追求巨型叙事与诗意表达,以立足民间的叙述立场,力求表现出生活中的人的本真状貌,具有过去的“伪现实主义文学”所不具备的较强的现代感和可读性。但是,这类作品在凸显文学的现实关怀精神的同时,缺乏对于普通人的生活追求与期望的进一步思考和表现,使得人们在参透生活的本然状态后,无从看到更多的希望与光明,因而难以给人带来更多的人文精神、价值方面的提升。而“新生代”、“晚生代”以及近年来崛起的“80后作家”等年轻作家的创作一方面更为深入细致地反映了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现实与心理现实,显现出卓越的艺术创造活力、才力与锋芒,打造了今天更为生动、鲜活、多元的文学创作格局,另一方面在一些作品中也存在着放逐现代文学的“救亡与启蒙”、“理想与正义”、“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传统、消解过去的一切“意识形态”阀限的倾向,同时又常常凸显了一套以物质崇拜、娱乐中心、性的自由等为中心词的新意识形态,甚至在放纵的狂欢中消解了生活与写作应有的多元价值,在“自由的个人选择”中从世俗化走向粗俗化和恶俗化,从而使文革以后文学的世俗精神的彰显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丧失殆尽。
      全面考察当下文艺价值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实际,重温鲁迅的富有辨证色彩、注重美善统一的文艺价值观,对于我们在中西文艺美学理论的对话、交流、融会的多元演进中廓清理论方向,获取对文艺价值论的清醒把握和深刻认识,以进一步推进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建构和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的。它提示我们在寻求文学价值的多重构建的过程中,需要较好地处理个人化写作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关系问题。文学写作是必然个人化的,但文学的目的却不仅仅是指向个人的。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我们的作家把什么样的作品交给社会、交给读者,体现着一个作家的艺术良知与道德良知。文学艺术创作在超越对于“神圣性”的单一价值向度的要求之后,文学既要表现世俗精神、肯定人的现世幸福,体现出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切眷注和对于社会丑恶的深刻批判,又应在审美的向度上寻求文学的超越精神和人生价值理想的表现与引导,从而在协调两者关系、探询人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凸显文学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注重美善统一的文艺价值观在今天不是过时了,而是有了更加弥足珍贵的意义。美国学者赛义德曾经说:“在理想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鲁迅对于人生的深切关注、对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精神的执著,凸显了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神圣职责的坚守。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在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的建构中,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解放和启蒙”的职责并没有消失,持守理性、自由等普遍价值、关注现实人生,仍然是人文知识分子基本的价值承担。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