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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门前僧侣多 [地狱门前的忏悔]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8-12-27 20:46:25 点击:

      信念是生命的守护神      “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这也是我想奉劝现在还在位的官员们的话。”
      “……时辰已到!斩!”监刑官一声令下。
      刽子手抡刀向贪官的脖子砍去。
      “砰――”人头迅疾落地,发出沉闷的声音。
      但这还没完。
      有人过来,用绳子把落地的人头捆好,挂在高高的杆子上。这叫枭首示众。
      余下的身体呢?
      被人拉进县衙附近的一座厅堂――“皮场庙”中开始被剥皮。剥皮者拿着刀子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着脊背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向两侧撕裂……皮肤被剥下后,填上草,缝起来.这个“人皮草袋”被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以警示后任的官员。
      这是600多年前,朱元璋为惩治贪官发明的“剥皮揎草”法。
      据《草木子》记载,明朝官员贪污60两白银以上,就要被处以此刑。
      但这种酷刑并未吓住“继任者”。
      在封建社会,那些继任者,一旦坐进衙门里的宝座,就融进了腐败的大熔炉,继续前任未竟的“事业”:贪。只是他们的手段可能变得更加精致和巧妙。
      建国后,公元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首脑机关在保定东关大校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听罢判决,刘青山全身一颤,张子善则触电般地双膝一软……刑车在保定的大街上缓缓行进,街道两旁站满了群众。刑场上,两口紫红棺材异常刺目。中央指示: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枪决后安葬,棺木公费购置;三、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子女由国家抚养。四条原则宣读完后,刘、张二犯放声大哭。
      这是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挥向腐败的“开国第一刀”。
      “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我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这是刘青山的遗言。
      “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一条!”这是张子善的遗言。
      但这血的教训却并未被胡长清等贪官们吸取。
      如今,李真又步了他们的后尘。
      乔:李真,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自古至今的贪官都不怕死?
      李:(李真笑了。)你这不是说笑话吗?谁不怕死?
      乔:怕死还贪?
      李:(李真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抬头看起了天花板。)那时谁会想到问题会败露。
      乔:封建社会受“官本位”与“钱本位”合一的双本位结构影响,人一踏进官场,无疑就是踏上一条不归路。可你是共产党在新时期下培养起来的干部。共产党从它宣告成立那一天起,就与腐败势不两立,前有刘青山、张子善毙命,后有胡长清等贪官出事,你怎么能不想想这些?
      李:(李真没有说话。)
      乔: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腐败的根子在哪里?
      李:不是过去都给你讲了吗?
      乔:我总结一下,你的意思是:个别高官的不负责任宠坏了你,个别下级官员的奴性捧坏了你,一些制度的漏洞纵容了你。
      李:(李真点了点头。)
      乔: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呢?
      李:我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看来,信念太重要了。
      乔:你现在为什么把信念看得这么重?
      李: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这也是我想奉劝给现在还在位的官员们的话。
      乔:你过去怎么看待信念这个问题?
      李:觉得可有可无……虚无缥缈……我也曾有过信念……
      乔:只是后来一点点地丧失了。
      李:其实,人的信念发生变化也是很痛苦的。
      
      曾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为了那个县委书记的梦,那时我干起工作来,也真是不要命。有一次累得晕倒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当时可以打电话请个假,但我一咬牙,还是上班了。我记得想骑自行车,但头晕得不行,就‘打的’到了单位。那个时候根本无所谓星期天,也不讲报酬,反正就知道闷着头工作。”
      乔:你当初从政时的理想是什么?
      李:做个好秘书。
      乔:没有受贿这个概念?
      李:其实,我开始当秘书时,听到某某人受贿多少多少,我还有点不可思议,觉得距自己很远。权力来之不易,为什么不为群众做事还要受贿呢?
      乔:能否讲得具体一点?
      李:我是1990年10月开始做秘书的,是给一副省长做专职秘书。我记得,在我做秘书前几个月,中纪委向全国发了一个部级干部及其属下一些人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的通报。那时,我一方面为这些身处高位的人犯错误而惋惜,一方面又觉得贪污受贿距离自己太遥远了。
      乔:当时中纪委的通报就引起了你的重视?
      李:对。我还把那个通报压到了自己桌子的玻璃板下。
      乔: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到省政府做秘书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有许多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其中有一多半是认我做老乡的。那时,我就想,职位稍微变化,就有人“认”我了。我在省计委建设投资公司工作时,为什么就没人主动找我“认老乡”?那时就感觉秘书这个职业很神圣,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第二个星期,开始有人请我吃饭。当时我推脱过好几个人,但有一次实在没办法推开,就去了。吃完饭,有人要送我一条烟,我忘记是什么牌子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牌子在当时算是很好的。我坚决不要,可那人像疯了似的往我衣兜里塞,我拗不过,就要了一盒。
      就是那盒烟,让我的心不平静了一个星期。那时就想,今天收一盒,明天收一盒,一年下来就是300多盒。300多盒烟,这可不是小数字,一想这个数字,我心里就发紧。恰好我在找一份文件时,发现了中纪委那份通报,作为警示,我就把它压到了桌子玻璃板下。
      乔:还能记得那份通报里总结的“教训”吗?
      李:大部分都忘了,但中纪委通报里有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革命干部和腐败分子、犯罪分子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时我想,这句话说得太深刻,也太精彩了。后来,我在写材料时,还经常引用这句话。
      乔: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对你印象较深?
      李:我在做秘书半年多后,一次看电影《焦裕禄》,曾使我泪流满面。小时候读书,中学课本里就有焦裕禄的事迹,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焦裕禄患肝癌,到了晚期,还带病听汇报,痛得支撑不住时,就用东西一头顶住肝部,一头顶在椅子上,时间长了,硬是把椅子顶破了一个窟窿。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电影《焦裕禄》中那一个个感人的场面。焦裕禄那风雪中瘦弱的身影,在“政治错误”的重压下为群众的生死勇于负责的正气,还有去看望受伤的老农,去送别要离开兰考的大学生,临终前留下的一块手表和谆谆教子的半块窝窝头……我记得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个本单位青年人,起初曾以“怀疑”、逆反的心态去看《焦裕禄》。但走出电影院时,他却变得与我一样眼睛沉默无语、湿润。
      那时我就想,20多年前的一个典型,到了90年代,间隔这么多年,中国社会几经变化,民族心理也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为什么仍然能够对人们产生如此大的冲击?这说明人民呼唤“焦裕禄”,亿万群众渴望有多一些再多一些的焦裕禄式的干部,期望在他们带领下能消除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走富民强国之路。
      乔:这部电影对你影响很大?
      李:很大,而且持续了好长时间。有一个镜头一直让我忘不了。影片开始时,为焦裕禄送葬的人成千上万。那时我想,我一定要尽职尽责把秘书工作做好,将来有机会就到生我养我的张家口市最贫困的一个县做县委书记,像焦裕禄一样带领百姓致富。我死后,不求有那么多人送我,只求有人能在我临终前说“谢谢你,李书记”就够了。可现在……就是死,落得却是骂名。唉……
      为了那个焦裕禄式县委书记的梦,那时我干起工作来,也真是不要命。有一次累得晕倒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当时本可以打电话请个假,但我一咬牙,还是上班了。我记得想骑自行车,但头晕得不行,就“打的”到了单位。那个时候也无所谓星期天,也不讲报酬,反正就知道闷着头工作。
      
      迷恋权力之日 信念动摇之时
      
      “我的问题的发生就是从贪权开始的。给副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长做秘书好,给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委书记做秘书风光、神气。等真的给省委书记做了秘书,又感觉不如有实权好。等到了省国税局做了局长,感觉弄个省部级干部干干更好。我给自己设想的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
      乔:拿破仑在临死前回顾他一生政治生涯时说:“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你怎么看?
      李: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
      乔:可你为什么却做不到呢?
      李:我主要是官迷心窍。权力这个东西太迷人了。不是有人讲,人对权力有永久的、不停歇的渴望,一直到死吗?
      前不久,我在农村采访时,听到这样一个笑话:兄弟三人为去世的父亲办丧事。老大买来彩纸,按照传统习俗,要糊房子、车、马;老二却要糊别墅、名车、靓女。老三不耐烦地对大哥二哥说:“别争了,糊个官帽,就什么都有了。”
      可见,少数贪官的行为把我们干部的形象丑化到了什么地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乔:权力呈现出许多外在形式:责任、奉献、力量、畏惧、庄严、神圣、密室的耳语、钱财、荣耀、更大的自由……你迷的主要是哪一点?
      李:怎么讲呢?算是荣耀、更大的自由吧。
      乔:按理说,权力越大,担子越重,越心惊胆战,越不自由。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学家说过的,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追求荣耀、自由的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你怎么认为?
      李:过去,没这样想过。
      乔:你追求荣耀、更大的自由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是什么?
      李:现在看也许与我的病态人格有关。
      乔:什么病态人格?
      李:自卑感。由于长期目睹“荣华富贵”于咫尺,而自己却身处卑位于“花团锦簇”之中,心里便不自觉地产生自卑感。
      乔:自卑感的产生是一种相互比较下的心理失衡的结果。人一旦发现这种失衡,就千方百计去寻求弥补,更加渴望和追求优越感。美国当代心理学家艾・费罗姆称这种畸变心理为弥补型心理。换句话说,这种弥补型心理是导致你贪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是?
      李:我觉得是。(李真边说边点头。)
      乔:追求权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和正当的途径去追求它。
      李:这话说起来容易。人,一旦迷上权力,不要说信念,就连自己有时也迷失了……现在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的发生就是从贪权开始的。给副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长做秘书好,给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委书记做秘书风光、神气。等真的给省委书记做了秘书后,又感觉不如有实权好。等到了省国税局做了局长,感觉弄个省部级干部干干更好。我给自己设想的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就像以前给你念的那首江南小令。唉,我毁在了官“迷”上。人一旦迷上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
      乔:为什么这样说?
      李:因为要维护和扩大个人的自由、尊严与利益。我刚离开秘书岗位坐上局长的宝座后,突然感觉,一切人、事开始围着自己转。时间稍长,单位就以自己为中心了。恭维顺从者越来越多,批评监督者越来越少。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什么阻力。尝到权力的甜头后,就要稳固它,经营它。在这种状态下,哪顾得上什么信念?只有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才会想起“信念”这个词。乔记者,你没有当过官,所以你就没那种感觉。
      乔:你说得对。我确实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还想问一句,你“变”的过程或说你丧失信念的过程痛苦吗?
      李:可以说很痛苦。
      乔:这话怎么讲?
      李:我为了从庆五手中接过“河北第一秘”的职位,与庆五、铁梦倒腾500万美元外汇时,中途曾想停下来过。如果当时止住了,也可以说,当时坚守住了信念那道底线的话,以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也不会进这里来(指看守所)……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常常翻江倒海。
      
      信念丧失的“催化剂”
      
      环视一下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确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一些年轻干部,甚至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刚参加工作的普通职员,他们身上就已显现出堕落的迹象:抽名烟,喝名酒,穿名牌,开好车,泡小姐……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党培养李真多年,为什么他竟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就丧失了信念?
      在上世纪50年代,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前,当有人提出是否给刘青山、张子善一个改造的机会时,毛泽东主席斩钉截铁地回答:“正因为他们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也正如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确实整整教育了一代人。
      这一代人中就包括李真的父母。李真的父母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建国后,两位老人严于律己,忠于职守。李真的父亲离休后,自愿到一个贫困农村扶贫。富裕起来的农民,拿着钱到他家表示感谢,却被老人婉言谢绝。李真的母亲,在职时,舍小家为大家;离休后,尽管离休费不多,还为下岗职工踊跃捐款……可以说,包括李真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绝大部分坚守住了共产党员的信念,保持了高风亮节。
      但作为党新时期培养起来的干部李真,参加工作不长,可以说没有刘青山、张子善的贡献,换句话说,连“腐败的资本”都没有,却犯下了超过他们的罪行。
      有文章指出,前几年,云南红塔山集团褚时健事发时就有人惊呼,要谨防“59岁现象”;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案发时,人们又惊呼“39岁现象”;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案件7331人、渎职案件2820人,分别占全年38022人的19.28%、9677人的29.14%。2003年这两个比例依然居高不下,有人强调“35岁现象”;云南省思茅市原市长谢韬被抓,又有人强调“29岁现象”(此公28岁当市长,31岁被捕);北京市海淀区在最近几年查处了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19人,占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件总数的百分之17.6%,19人的犯罪平均年龄为25.6岁。据此,又有人提出要警惕“26岁现象”。
      环视一下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确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年轻干部,甚至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刚参加工作的个别职员,他们身上就已显现出堕落的迹象,抽名烟,喝名酒,穿名牌,开好车,泡小姐……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却没有出现上世纪50年代的效果,而且职务犯罪还呈现年轻化趋势?
      乔:现在犯罪有趋低龄化的趋势,你认为“催化剂”是什么?
      李:享乐主义。
      乔:主要是指什么?
      李:片面追求吃、穿、用、行、玩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
      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开放的过程中,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外资,也带来了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的要害在于放弃甚至贬抑精神的超越,而将基本需求扩张为无限的欲求。哲学博士卢风认为,享乐主义者吃意不在营养卫生,而在口味,甚至意在通过排场而显示其高贵的身份;穿意不在保暖护体,而在通过名牌炫耀自己的富有;对性爱的追求意不在情感的纯真和对所爱者的深深关切,而在以五花八门的方式获得欲望的满足和感官刺激; 对居所的讲究意不在求得一个足够舒适的私人生活的栖息地,而在通过装潢和摆设的豪华突出自己的地位。而且这种对享受和感官刺激的追求没有限度。
      乔:从你的经历看,享乐主义带来的是什么?
      李:精神日趋空虚,并且常常陷入一种折磨和焦虑不安之中。
      乔:具体地谈谈。
      李:正如我前面给你讲的,秘书虽表面无权,但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权力。从秘书到局长,你要处理人、事、财等,可以说,在处理中,你会看到政策的许多缝隙,你不可能不因私利不动心……有时铤而走险,有时犹豫不决,有时也想断然拒绝……初做秘书时,虽然凭良知生活很累,也很清贫,但是活得踏实……以后呢,权力一大,面对别人送到口的“肥肉”,包括钱、女人、千奇百怪的礼品、房子等也常常动心……其实一动心就烦恼,就陷入焦虑不安之中……
      乔:想踏实无愧而又清贫正直地活着,还是想富足显赫但却心惊胆战地活着?
      李:就是这样。
      乔:我记得,有人曾把欲望蚕食信念比喻成这样一句话:“在我的心灵的窗户,曾经有过明亮的星星,在我灵魂的深处,曾经有过清澈的潭水。如今,星星被私欲剜去,成为银河里两颗泪珠,潭水已经干涸。”你说形象吗?
      李:(李真点了点头。)没错。到了这种地步,也就成了迷途的羔羊,十足的酒囊饭袋。
      乔:还有就是,成了一具具被欲望左右的行尸。
      克制欲望,有精神追求原本是人高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
      但人的欲望极难驯服。就是最虔信上帝的人,在战胜自己的欲望时也必须经过无比痛苦的努力。
      但无论多么痛苦,我们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享乐主义似乎代表着人的解放,从备受困扰的西方国家来看,它在现实中的流行已导致人欲泛滥、道德沦丧的深重危机。从这种危机看已不止是精神危机,它正日益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可以说享乐主义也正将人类引至危险的境地。
      李真的毁灭,使我们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享乐主义已开始像梅菲斯特勾引浮士德那样诱惑着中国人,开始腐蚀我们的社会,毒化尚保有信念的人们,冲击着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称,哪一个民族缺少坚强的信念,那么,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就可以认定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
      
      约束私欲 坚守信念
      
      人是十分易于屈从罪恶和情欲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被限制,而在拥有权力时更是如此……那些在缺少权力时活得很谦恭的人,一旦有了权力,感到再没有什么能阻碍他的暴行时,往往也能表现得像魔鬼一样凶残。
      乔:有人讲,信念不自失,惟人自失。你认为呢?
      李:是这样。内因在自己。
      乔:西方人把权力比做贪婪、狡猾和无法逃避的兽。总结你的教训,你认为如何才能纯洁操守、坚守信念?
      李:一个人有权之后,最怕的就是失去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就能时时矫正自己的脚步,也就保证了自己党性的纯洁。过去就是没人对我监督,说穿了就是没人敢对我监督。还有就是,要主动遵守各项制度。如果你能真正遵守了制度,你就能始终走到正道上。
      乔:现在为什么这么看重制度?
      李:说句实话,以前的环境太宽松了,我一直觉得不遵守制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自从进了看守所,与形形色色的罪犯同居一室,赤裸裸的争夺、以强欺弱,时时刻刻威胁着我。如果没有监规,身单力薄的我,想抢到饭吃都困难,能不能生存下来,更是个未知数;失去了自由后,我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想跟人吵架。我面对的都是外地的在押犯,如果没有严厉的监规,触犯众怒的我,恐怕早就被他们打死了。同样,如果办案人员不按法规办案,对我刑讯逼供,我又怎么能撑得了108天不开口讲问题?两年多的监禁生活,使我真正体会到,制度是约束,更是一种保护。它约束的是你的私欲,保护的是你的生存权力。
      一位西方学者说:“人是十分易于屈从罪恶和情欲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被限制,而在拥有权力时更是如此……那些在缺少权力时活得很谦恭的人,一旦有了权力,感到再没有什么能阻碍他的暴行时,往往也能表现得像魔鬼一样凶残。”
      乔:行使权力时如何克制私欲?
      李:首先要认清权力姓“公”不姓“私”。权力一旦姓“私”,那个“兽”就向你张开了口。至于什么时间“咬”你,那就要看情况了。从我自身看,受私欲影响,错误地认为“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在其他人来看,无论是当时求我办事给我送礼,还是事后揭发我,也没有逃出一个“私”字。我相信,我不被“两规”、“逮捕”,就没有人敢揭发我,并说“李真收了我的礼,给我帮忙弄了个厅长、书记、县长、处长,或者说李真收了我的礼,不给我办事”。再退一步来说,他们中有些人如果知道我能出去,出去后还要复位,那又是什么情况呢?肯定会有人要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样子。可现在不行了,墙倒众人推呀……很多人非常自私,当他想利用你的权力时,他可以给你送钱、送金银珠宝,甚至把肉体、灵魂给你,一旦你失去权力,尤其是对他不利时,他会立刻砍断恩义这条纽带……权力一旦姓了“私”,毁了别人,还会毁掉自己。
      乔:古人讲“道上红尘,江中白浪,胜他南面百城;花间明月,松下凉风,输我北窗一枕。”
      李:我过去就是常常发这种感慨。进来后,我还常问自己,还能再享受到那种宁静吗?……就是被判死刑后,我还常常做起山居生活的梦……唉!那种山居生活多美呀!
      乔:山居,可临风弄笛,扫雪烹茶,卷帘看鹤……可听松声、涧声、山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可与梅同瘦,与竹同清,与柳同眠,与桃李同笑……
      李: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案牍劳神,没有奉迎拍马,没有迎来送往,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荣辱劳碌,没有惊恐不安,……过去我从书本上抄了许多那样美丽的诗句,烦恼时,读一读,心情就能舒缓一些,可惜现在没有那个本子了……前段时间,让他们(指看守所管教干部)给我买了几本唐诗宋词。也许是心情不好,一看都很伤感,就不愿往下看了,你还能再给我说句让我心情舒缓的诗句吗?
      乔:“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籁喧林鸟报更。”
      李:(李真高兴地直点头。)太美了!太美了!你给我张纸,让我记下来,再给我念几句。
      乔:(我撕下了一张纸,又递给了他一支笔。)
      李:(李真就像小学生背写生字一样,一边跟着我念,一边快速地记着。)“薄雾几层推月出,好山无数渡江来。”“细雨微风,两岸晚山迎短棹;垂杨残月,一江春水送行舟。”(李真停下了笔。)唉!
      乔:为什么叹气?
      李:多么美丽宁静的风光呀!
      乔:你出去后,还可以再去欣赏。
      李:出去?你觉得我还能出去?
      乔:(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转而问)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李:假如有一天我真的能出去,我就要过一种无职无权、逍遥自在、无荣无辱的生活,归隐到那山清水秀的地方……
      《地狱门前》 新华出版社 2004.10 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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