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还在昨天,邓云乡先生带着我去上海福州路旧书坊淘书;仿佛还在昨夜,我在邓公的“水流云在书室”的淡淡书香里安眠。孰料逝水无情,蓦然回首却发现,邓公仙逝已经10年了。 一直想写写我与邓公的书缘,却迟迟未敢动笔,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个话题在我的心中实在太沉重了,以致于我不敢轻易去触碰它。
我与邓公结缘于书。那是在1993年夏天,我所供职的报社要开办一个综合文艺副刊,定名为《雅园》,顾名思义,这个版面的内容主要是刊发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文人雅事”相关的文字。在商量约稿时,责任编辑毕敏提出想请邓云乡先生给我们撰稿,我当即表示赞成。此前,我读过邓公的一本小书叫《草木虫鱼》,知道这位民俗学家具有旁人难以企及的本事,就是把原本很民间的东西写得很雅致,把原本很浅显的东西写得很精深。这是需要大学问大视野大手笔才能办到的事情。若能请到邓公这样的重量级作者给我们撰稿,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是当时我们都没接触过邓云乡先生,不知道他肯不肯为我们这样一个刚刚创刊的小副刊屈尊赐稿?我们商定,先由毕敏写封约稿信投石问路。不想,邓公很快就写来回信答应了,这使我们喜出望外。
我与邓公是在文字交往了半年之后才见面的。从此,鱼雁往还不断,遂成忘年之交。在此期间,邓公每有新书出版,必先寄赠给我,每本书的扉页上均以从不变样的格式签名,且在名下揿一精巧图章。每次寄书还必附一封短笺,那一笔清秀潇洒的钢笔字以及充满书卷气的行文,总是令我如沐春风,依稀看到中国传统文人那种气定神闲的优雅情致。在当今浮躁蹇促的世风中,这种情趣盎然的赠书方式本身,就如同是山阴道上的空谷足音。
陆陆续续的,我得到邓公十几册签名本,其中有不少篇什是先在我们的副刊上首发的。我每每在书中发现这些熟悉的文字,都会感到由衷的欣喜并会心一笑。邓公当时非常勤奋,真可谓文思泉涌,新作迭出,《水流云在杂稿》、《文化古城旧事》、《水流云在琐语》、《增补燕京乡土记》(上下卷)、《春雨青灯漫录》、《黄叶谭风》等等,都是在那段时间问世的。据我所知,邓公不习电脑,所有稿件都是手抄。作为编辑,我深知如此浩繁的文字量,要一笔笔一页页写出来,那要耗费多少心血和精力啊!邓公毕竟是七旬老人了,何堪如此重负?因此,每回与他通电话,我都会发自内心地劝导老人家放慢节奏,注意节劳,不要给自己规定写作任务。我还特别告诉他,我从来不允许编辑们向他催稿,以免给老人造成压力。但是,邓公却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很认真地对我说,你不要说是编辑催稿给了我压力,我的压力不是来自他们,是来自我自己,是我自己催着自己要赶紧写,还要多多写,为什么?因为我耽误不起!你们还年轻,你们哪里知道我们当年那种有话不能说、有笔无处写的痛苦啊!你算一算,反右,文革,我们耽误了多少时间啦……
我攥着电话听筒,默然良久。邓公少读群书,怀抱利器,本有兼济天下之志,但却生逢乱世,早年多经战乱,颠沛流离。此后又在极左风潮盛行的几十年中,虽风华正茂却无用武之地。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他才像被发现的出土文物一样,重新为学界所重,他的才思与妙笔也才得以像火山爆发一般,喷发出多姿多彩的锦绣华章。是的,对于邓公来说,八九十年代堪称是他文化生命的浴火再生和凤凰涅,他像一匹久困樊笼的骏骥,一旦挣脱缰索,立即纵横驰骋,腾骧于中华文化的广阔天宇之间――邓公本名云骧,而后来被他改为云乡,一字之易,或许正折射出邓公坎坷的人生境遇对其心态的深刻影响。
我与邓公的书缘,不光体现在互相赠书上,更令我深感幸运的是,邓公还曾带着我专门去上海福州路的旧书店淘书。那天,下着小雨,我们一老一少兴致勃勃地来到福州路,邓公对这一带是熟门熟路,很多店员见到他都非常客气地打招呼,有几位老者还要凑上来跟他窃窃私语一番。可见,邓公在这个领域是绝对的“大腕儿”,我跟在邓公的身后,一边看书,一边听邓公给我讲在上海旧书店淘书的门道――邓公告诉我,上海是三四十年代的出版业中心,你要挑选那个时期的图书,非到上海来不可;还有,上海还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集散地,出版的新文学书籍比北京、广州都要多,你要淘这方面的书籍,也要到上海来;此外,上海的线装古籍也不少,这是因为周边的江浙一带,都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读书的风气自古就很浓厚,古旧书的流通量自然是其他地方所没法相比的,而这些古籍善本一般都要拿到上海这个大码头来交易,所以,时常能在这里遇到意外的惊喜……
我们那天在福州路遇到的意外惊喜,是淘到了一册由江阴谢初霆编撰的《汉熹平石经碑录》稿本。这书是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的,粗粗一翻,发现有些页眉页脚处,写着些蝇头小楷异常精美,便拿给邓公审看。邓公看过也觉得这书稿单凭这一笔小楷,就值得收藏。更何况书中所讲的汉石经,乃是印刷术发明前,中华文化典籍传承发展的最重要途径。这样一部很有学术性的手稿,不知什么原因,今日竟流落到书肆冷摊了。邓公说,你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继续研究这门学问。要知道,石经的研究原本是一门显学,顾炎武、万斯同都写过《石经考》。只是近代以来,西学兴起了,这门学问才冷了下来。我见邓公如此看重这个稿本,当即不讲价钱收入囊中。我见邓公面露喜色,不禁自忖,邓公应该不只是因为帮我淘到好书而高兴吧,他老人家心里或许还有更深一层的欣慰:毕竟这些老祖宗的学问,又有年轻一辈关注并且喜欢了,这当中不正蕴含着“薪尽火传”的象征意味么!
回到邓公的“水流云在书室”,我们都有些兴奋。吃过晚饭,邓公把那稿本要了去,说是再仔细研究一下。我当然很乐意请老人家多过过目。那天晚上,我发现邓公的房间一直亮着灯,直至深夜时分。
第二天一大早,邓公就起床了。他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指着摊在桌面上的那册书稿,说他昨夜细读了一下,觉得这位作者很不简单,不光字写得漂亮,学问也做得扎实,对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很有研究,对残石上残存的每一个字,都逐字逐句做出了精审的校订和考证。“你瞧,我刚才已经把我的‘读书心得’给你写在卷尾了,供你回去读书时参考。”我连忙俯过身去观看,只见在书稿的最后一页,邓公以那特有的清秀潇洒的小楷行书,为我题写了这样一段跋语:“侯军兄自深圳来沪,联袂过福州路书坊,以五百番购得此册。归后于灯下细阅,似汉石经制版付印之剪贴校正清样,以线装《辞源》零本翻转面粘贴成册者,应为七十年前之旧物也,弥足可珍。惜不知编者江阴谢初霆生平,唯其所注之蝇头小楷舒展挺秀,一笔不苟,足见前辈学人功力及严谨之态度。晴窗展对,景仰久之。爰志数语于卷末。乙亥重阳于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蝠堂邓云乡。”下钦两枚小小私印,跋前也盖上一枚迎首印,为邓公常用的“红楼”二字。
这册手稿不啻是我此次沪上之行的最大收获。然而遗憾的是,得到这册珍贵的稿本已经十余年了,虽然也曾数度研读,且又购回几册与汉代石经有关的古籍(如嘉定瞿中溶《汉石经考异补正》),但真正如邓公所期望的投身于对这卷稿本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起步。一是因工作繁忙,无暇他顾,二是这门学问确实艰深,我初入门径,难以上手。如今,捧读邓公十多年前的跋语,字迹犹新,声犹在耳,慨叹书存人杳,不禁心生愧怍,怅然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