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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前的中国_20世纪前的中国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8-12-27 20:52:55 点击:

      《历史大脉络》   许倬云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定价:39.80元   本书的前半段以泼墨山水的手法勾,勒人类历史与中国文化发展有关的大方向。后半段是从16世纪开始,即大洋航运开通,新大陆进入世界史,世界已是一个整体的局面下,中国与世界各处的发展。在前半段,欧亚大陆间的种种大事,都以大陆为舞台,海洋为边外之地。在后半段,海洋却成为门户!台湾也是在如此际遇下,成为东方与西方的交接之处。
      我们用16世纪作为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因为美洲大陆进入旧大陆的历史,开启了全球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在16世纪以前,欧、亚、非三大洲人类互有交往,却仍缺少美洲这一块,人类对于托身的地球其实所知并不准确。
      对中国本身的历史论而言,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老子与诸子百家兴起,塑造了中国的思想体系,而列国竞争到秦汉帝国,也促使中国的政治制度逐步发展成形。三国魏晋,中国分裂,外族入侵,第一期的中国结束了。南北朝时,中国民族吸纳许多新成分;迄至尘埃落地,隋唐中国是脱胎换骨,堪谓第二期的中国。隋唐号为华夏的中国,但究其实际,两代统治阶层已是胡汉混合体。安史之乱后,河北长期胡化,人不知孔子。平乱官军也是以回纥土著为后援。中国的内战,竟可看作是不同外族以中国为战场而展开。
      宋代是中国的王朝,然而,与宋同时存在的,有北方的辽金蒙古,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大理(南诏),东北有高丽,东方有日本,南方有扶南、高棉。东亚俨然出现列国体制,宋不过列国之一,不再是一个“天下国家”。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却分封诸汗,从未有过“天下国家”、普世“定于一”的理念。由西域与中亚调来的签军,戍守中国内地,使中国人口又增加了不少新的成分。隋唐以来的第二期中国,事实上已是屡次吸纳新族群,又糅合而为新的华夏复杂体。于是,中国的文化也有所改变。单以生活起居的方式言,秦汉席地而坐,已渐渐改变为坐椅据案!饮食的食料与烹饪也与前不同,面食已取代了小米,成为北方的主食。
      明代驱逐蒙古人,自认为再造中华。然而,后元始终存在,东方的朝鲜、日本,都已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南方的安南,已脱幅独立;郑和舰队下西洋,所到之处大多也已为自主的政权。东北方面,满族将成大器。西北方面,蒙古宗王据土自雄,帖木儿异军崛起,以中亚、西亚为中心建立大国,其后裔据有以印度为主体的莫卧儿帝国,帖木儿还曾计划率大军进攻中国。明代的中国,固然也不外是过去“天下国家”的影子,实质上还是列国体制中比较强大的一个国家。
      统治这一大国的明廷,其专制程度远超过唐宋朝廷。君主与文官(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的传统,在明代大有变化。明代君权强大,文官系统不能制衡君权,而且权臣与宦官合作,经常狐假虎威,戕贼士大夫如草芥。文官体系中,也有人反抗,例如海瑞、杨琏等,但多成为烈士。
      汉代以下,就集体而言,士大夫代表了社会力量,与君权之间有既合作又相互制衡的辩证关系。在明代,士大夫虽也拥有一些特权,但只有东南地区的士大夫具有集体力量的声势,例如东林代表社会与君权抗争。东南士大夫有此声势,颇与东南经济实力有关。因当时东南沿海地区本身经济与文化都积累了丰厚基础,加上南宋以来,对外贸易兴盛,使南方地方力量有所凭借。相对而言,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屡经战乱及早潦天灾,穷困贫乏,救死不遑,哪来抗争君权的力量?明代中国,南北发展落差之绝,竟可说是两个中国。于是,明末民乱,所谓流寇全在北方活动,不能进入南方。满人入关,北方传檄而定,南方却有长期的抵抗。凡此均显示中国内部实质的分裂。
      唐代早期,中国人口比重南北相差不大。南宋以后,南方人口的密度远远超过北方。人口压力大,而又有外暇的经济优势,南方遂于农业之外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明代南方的丝绸、瓷器、制茶等均有可观的成就。科技史专家一致认为,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工艺技术及生产力居世界之冠,不是同时代的欧洲可以望其项背的。
      但是,中国的经济终究是以农业为主,工商业的发展多多少少仍依附于农业经济,未能独树一帜。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源远流长。这一密集农作全仗大量劳力投入生产。按照马尔萨斯的报酬递减现象,劳力投入生产有其极限,过了一定程度,不但多劳不能增产,而且竟不足以补偿劳动成本。中国的密集农作,在宋代已创造单位高产的佳绩,到了一定的程度,单位产值即不易再有提升。人口增加了,而单位产量不增,则为了喂饱提供劳动力的庞大人口,唯有扩大耕地面积,以增加生产量。于是,明代的中国,各处均有垦拓山林、开发湖沼的现象,人口也一批一批进入丘陵山谷与林地原野,东南沿海更有海埔新生地辟为田亩。江汉以南以至西南山地,在明代日渐开发。北方也有开发蒙古与关东的移民。整体言之,中国密集农作的传统,难有质的提升,只能以量的扩大为其解决困难的途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事实上,是以伤害天然环境为其代价。明代的东南、南方与西南方,仍不断有由狭乡移民宽乡的现象,相对也改变地理生态。中国的移民当然不限于在国境之内,东南沿海的人口也大量外移。在南洋一带,处处有华人移居,建立了不少海外的华人小区。这一形势,在明代以前实不多见。
      在文化方面,明代的儒家承接宋代理学的传统。加上明太诅加强君权的策略,形成以伦常纲纪为主轴的礼教,社会上人际关系相对地位即尊卑上下的观念,将个人纳入伦理的网络,维持了既得利益阶层主控的社会秩序,却也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发展。物极必反,明代王阳明学派提出心学,以纠正宋儒的理学,实是对于儒学僵化现象的反抗。正统学问之外,明代的民间信仰也颇多发展。一些从唐宋以来即相对活跃的启示性教派,形成社会底层与边缘的社会力量,却又不足以颠覆上层的礼教伦理,反而也不免在教派之内仿照上层强调其自己的伦理秩序。
      综合言之,明代的中国,君权发展为强大的专制。经济发展到了瓶颈,未能在质的方面有所提升,也不能改变发展的方向。思想已僵化,又为政权利用作为工具,虽有“心学”别树一帜,但终究未能取代官方维护的理学。整体看来,明代的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已到达极致。16世纪开始的世界,已不是中国能够面对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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