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干通讯报道员。那个被当地人叫做“政府大院”的地方几乎集中了镇上的所有单位，党委政府武装部计生办经管站派出所都在一个院里，书记镇长部长站长所长正式工临时工加起来大概有百十人吧。我是个多个不多少个不少的小人物，接触最多的是两个秘书。耳闻目睹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事情，想起来怪有意思的。
孙木
我接触的头一个秘书叫孙木，乍见就觉得他阴阳怪气的。据说他跟前任书记是同学，原先在学校教书，干秘书工作好几年了。当我第一次走进那个挂着“党委办公室”牌子的屋子，孙木正两只胳膊支在那张半新不旧的办公桌上看报纸，眼前守着部摇把子电话和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他好似进入了忘我的境地，抬头看了我一眼，又开始翻弄报纸。“孙秘书，我……”“我知道，我知道。”不等我说完，他就打断了我的话。“吱溜”呷了口水，大概是茶叶吸进了嘴里，“啪”地吐在地上。“小伙子，要勤快。”他总算开了腔，两只不大的眼睛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倒水要浅，添酒要满。”他指划着他的水杯。我局促不安地站着，他�里�唆地说了一通，只字不提我的工作。我有些糊涂，听来我好像成了专门倒水扫地的勤杂工了。他最后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没听进去。
“别听他瞎叨叨，该干什么干什么。”公务员陈私下对我说。“在咱跟前人模狗样地指手画脚，见了领导比孙子还孙子。”陈年龄比我小，来大院干两年多了。不几天，我发现陈说得一点不错。我来大院上班正是苹果飘香时节，经常见孙木“吱吱”地摇着电话：“喂，我是党委老孙，安排几筐苹果送过来。”“喂，饭店，中午安排个房间，十几个人。我，党委老孙。”态度硬硬的。一旦书记镇长进屋，他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阳光灿烂般的笑容挂在他那刀削般的脸上，几颗不整齐的牙齿全露在外面，谦恭得就像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李莲英。书记是个农村出来的没多少文化的汉子，说话嗓门特大，遇到闹心窝火的事就朝孙木吼上一通。此时的孙木脾气更是出奇的好，书记俨然就是他的亲爹。陈说看到了吧，我掩嘴偷笑。“别看他现在这样，背后他净干些糊弄领导的事。”陈讲了个关于孙木和皮鞋的故事。还是前任书记的时候，经常跟当地驻军搞军民共建活动，书记和部队的首长熟得不能再熟。有一年，应该是建军节前后，首长送给书记一双鞋。牛皮的，铮亮，人见人爱，地道的“部队货”。碰巧那天书记去县城开会不在家，首长便托孙木转交。孙木自然知道首长和书记的关系，信誓旦旦“一定转交”。“好鞋！”端量着鞋子，孙木自言自语。用手比划几下，尺码跟他脚上的差不多。一天，两天……鞋子仍在孙木的橱子里躺着。大概是两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刚上班。书记阴着脸：“孙木，我的皮鞋呢？”满屋子人呀，面面相觑。“哦、哦……在这里。”孙木拍打着额头：“你看我这记性。”忙不迭地取出那双皮鞋，双手递给书记。“不就是双鞋吗？”事后，孙木嘟囔。嘟囔书记，还是嘟囔部队首长，只有他自己明白。是啊，就是一双皮鞋，他的同学书记到调走也没正眼瞧他一下，关于提拔他的话再也没说过。
能屈能伸真丈夫。精明的孙木练就了一套察言观色的本事。比如说他待我吧。书记赞赏我发表的稿子，邀我陪新闻单位的客人吃饭，孙木立马对我露出了笑脸，也不再支使下人般地吆喝我了。我买支笔买本稿纸，他答应得也痛快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孙木终于感动了“上帝”。我来大院的第二年春天，孙木当官了。小镇上又多了个副局级干部。
刘三
刘三干秘书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包括我。秘书算不上什么官，但在大院里的位置显赫。鞍前马后的伺候领导，领导的吃喝拉撒睡、来人接待对外关系的处理都是秘书的事情，捎带着办点私事捞点外快也不是不可能。不少人两眼不眨地盯着孙木空出的位置。其时刘三在乡镇企业办公室当副主任，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孙木刚倒出办公桌，刘三就入驻了。人们恍然大悟，刘三跟书记是相隔不到三里地的老乡，说不准还是七扯八连的“地瓜蔓”亲戚呢。
刘三的秘书干得很费劲，不单是他半路出家业务不熟的缘故。秘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着机关的形象，上通下达，迎来送往，不要求气宇轩昂伶牙俐齿，起码面上得交代得过去，刘三不行。先说他的相貌。一米六的个头，满脸褶子，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可能是凳子太矮，坐下来露在桌子上面的部分就不多了。冬天，刘三喜欢戴顶黑色的鸭舌帽，帽檐有意识地往前耷拉着，加上那件披在身上半大不小的黑呢子上衣，嘿，标准的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夏天，他则敞着怀，肋骨历历可数，裤腿撸到膝盖，青筋裸露，穿着双塑料拖鞋走来走去；再就是刘三的文字，几十个或百八十个字的通知他都要斟字酌句地捣鼓上半天，保不准里面仍有错字或病句。“刘三”该是他写的最多的两个字，歪歪扭扭地落在派饭单、出车单、加油单上，实在不敢恭维。好几次看见书记向刘三投去“恨恨”的目光，似有恨铁不成钢或是“干牛屎糊不上墙”的味道。
不过，刘三的人缘还算不错。官大的官小的，当官的不当官的，刘三见面总要打招呼。“嘿嘿”地笑着，要么就用他那蹩脚的普通话问：“吃饭了吗？回来了！”当时的大院里临时工众多，每月挣着几百毛钱工资，我乃其中一个。刘三跟我们这部分人特别亲热，皮打狗闹，混话连篇。他不知道从哪学了句糟蹋下乡干部的话，什么“身穿黄大衣，进门就抓鸡，张口妈了Ｘ”；什么“请领导吃顿饭，不如让领导出身汗”云云，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刘三好酒，逢酒必醉，大院里的好酒者皆把他当作最好的酒伴。刘三喝酒可以签字，跟刘三喝酒用不着自己掏腰包。刘三好说话，随便说上句：“刘秘书，喝个小酒！”，他一准答应，当然这一般安排在晚上。书记镇长晚上很少在大院里呆着，此时的刘三便是大院的主人，安排食堂准备酒菜，或者干脆去街上的饭店。“刘秘书喝一个”、“刘秘书来一盅”，这个奉承那个恭维，一会工夫准把他弄得酒酣耳热呜啦舌头，一些“内部消息”也颠三倒四地出来了。最后歪歪扭扭地在饭单上写上“ＸＸ单位来人”，再歪歪扭扭地签上他的大名，然后心满意足踉踉跄跄地哼着叫不上名字的小曲回家。吃人家的嘴软，我们对刘三的要求也尽可能地给予满足。这年正月十五前，镇里照例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书记吩咐刘三准备发言材料。这是刘三就任秘书来遇到的第一个“大型”会议，书记镇长重视着哩，刘三抓了瞎。幸好县里的会议已开，刘三手头有份会议材料。临近会议的头天傍晚，刘三找到我们几个多少懂点文字的哥们求援：“弟兄们，帮帮忙，晚上把这个材料弄出来。”他翻弄着县里的材料，四十多页。“一人一部分，改头换面变变数字就行了。”他说。那年月可没电脑，全得一字字地抄写。有个伙计可能犯了迷糊，除了变变数字，其他一点都没动。第二天书记做报告，开始情绪蛮好，不时赢得阵阵掌声。临近末尾他感觉不得劲，稿子中不时出现“我县”、“县委县政府”的语句，台下开始窃窃私语和骚动。书记匆匆结束了讲话，稿子“啪”地拍在刘三眼前：“看你干的好事”，拂袖而去。这事与我无关，我还是觉得对不住刘三，他的酒我们可都没少喝。
刘三和文副书记不对撇子。分管机关工作的文副书记正南八北是刘三的直接上司，可刘三打根就没把他放在眼里。终于有一天，怒发冲冠的文副书记拍了桌子。文副书记在县城住，一般星期一的早晨都有车接他上班。那个雪后的早晨，文副书记左等右等不见车的影子。电话一遍遍打，刘三“车坏了”、“正在修”的应承。待文副书记裤腿湿漉漉地踏进大院，车好好地在那里停着，刘三的茶水正滋滋润润地喝着。“刘三，你什么玩意！”文副书记桌子拍得山响，摇把子电话差点落到地上。“我怎么了，我……”刘三抖动身子拍着桌子。“反了，简直没有大小了。”高出刘三半头的文副书记眼睛冒火。“不知好歹的东西，你哪来那么多钱整天喝酒？”可能这话戳中了他的软肋，刘三恹恹地没了声响。不看僧面看佛面，文副书记到底也没把刘三怎么样。
书记升迁了，刘三的秘书生涯也寿终正寝了。满打满算，刘三刚好干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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