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第三十九个》一书从营口公安机关刑侦民警刘成刚抓逃的这一个点切入，极具感性地展现公安刑侦工作特别是抓逃工作的过程，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认识公安机关的窗口，以便读者更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公安机关广大民警日常工作的真实场景，进一步了解人民警察的奉献精神。本刊给予连载以飨读者。
守候时间最长的一个：成竹在胸
守株待兔・随机应变猛然一击
1993年，绰号“良子”的逃犯盗窃居民财物价值3000余元后逃跑。到了2001年我拿到“良子”的资料时，已经整整8年了。8年的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逃犯来说，就是心惊肉跳提心吊胆躲躲藏藏的8年；对受害人来说，就是望眼欲穿，希望和失望交替的8年；对我来说，就是心里总有个事儿没有做完，不管我处在高兴或烦恼中，不管是工作繁忙时还是节假日，这个事儿都会突然从心底跳出来，在眼前晃来晃去。
有人说我抓逃犯有瘾，其实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每当我看到受害者的痛苦，看到犯罪嫌疑人犯下的罪行，我就有一种冲动，哪怕这人跑得再远，逃的时间再长，我也要把他抓捕归案。别人都说我的头脑中有一张抓逃的网，无论逃犯在哪个角落绝不会逃脱我的视线，其实，我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神”，只是走到哪个地方，头脑中马上就会反映出这里住着哪个逃犯，时间长了，倒形成了一种习惯。我在抓逃中养成了许多习惯。比如，我到了一个地方，头脑中一定要闪现出这附近有哪一个逃犯，如果条件允许我就过去看一眼。别人的头脑里的地图是用商场和企事业单位画出来的，我头脑中的地图是由一个个逃犯串起来的。我还有半夜突然惊醒的习惯，因为抓逃大都要在天快亮的时候去抓，这时正是人睡得最香的时候。抓逃犯一抓一个准，时间长了，有时后半夜突然惊醒，想想没有什么事再接着睡。还有就是收集逃犯的照片的习惯。无论是到兄弟单位办事、办案，还是到拘留所、看守所提审人、送人，我都顺道收集一些逃犯的资料照片，多多益善。不少同行都知道我有这个习惯，有的提前就把照片给准备好，我去时交给我，感动得我直觉着欠了人家挺大的人情。我还有不少发明呢！比如我自费买来听诊器等，干啥用？当然是抓逃用得着的。
刚开始研究“良子”时，我听到了许多信息。有的说“良子”在外地被抓了，现在还在监狱里；有的说“良子”做大买卖发了，有了自己的公司。可我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非要得到确切的消息不可。我一直在想，这8年“良子”究竟去了哪里？或者说他能去哪里？8年，是何等的漫长，完全可以使一个人容貌、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为抓捕带来很大的难度。
我们手里唯一掌握的线索就是“良子”过去住的地方，那是位于西市区团结街的一处平房，可房子早就租出去了，租给一个炸油条的人。我到那里蹲了几天，除了这户人家外再无其他人来往，难道“良子”真的从此消失了？
有一次，我听人说，过去“良子”住的地方屋里好像有人，我去了几次都没有发现屋里灯亮。后来，我上楼拿听诊器往门上一靠，一听，屋里还真有动静。我使劲叫门，不一会派出所增援的人也到了。叫开了，原来是两个外地人在此居住。因为最近得罪了人，怕人报复，所以晚上不敢开灯。我暗暗叫苦，虚惊一场。看吧，这不是把听诊器用上了。
2001年的8月，我得到一条线索，“良子”在海城南台附近的一个箱包厂给人打工，而且是他的邻居发现的。我找到这名邻居详细了解，他说当时他去海城买包，看到那人像“良子”，我一喊，他马上就钻到人群里躲起来了。我说，你看清楚了吗？他说看清了，再说不是“良子”他躲啥啊！我带领同志赶到南台，这是个改革开放后，靠制造箱包富裕起来的农村集镇。这里外来人口非常多，我按照那名邻居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那个箱包厂。可他们说没有“良子”这个人，拿出照片来，厂里的人说有这么个人，但不叫“良子”，他是本地人，从没离开过南台，而且此人老实本分。我在一个小乡村里见到了此人，世上的巧事真是太多了，此人长得和“良子”一般无二，如果不是人家的母亲和媳妇一个劲地证明，我真会把人带回来。
这一次的打击差一点使我失去了信心。我甚至还在想，究竟有没有抓“良子”的必要？3000余元的盗窃案，对于我们这些见惯了大大小小各类案件的警察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连失主本人可能都早已不放在心上了。可是“良子”一天不抓捕归案，我的心里就总像堵着什么东西，万一他抱着侥幸逃脱法网的念头，继续犯案，那么我们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我想，罪犯之所以如此害怕甚至仇恨警察，不如说是惧怕面对被抓后失去人身自由的现实。其实，从执法者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绝不是非要“为难”一个或某个嫌疑人，而是想通过某种方式让受害者获得安宁，使社会得到平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让这些嫌疑人获得心灵上的自由。我曾经看过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逃犯和一名警察周旋了很多年，其间数次擦肩而过，这名警察就是阴错阳差地没能将这个逃犯抓捕归案，一直到他退休。数年后，这名已经退休的警察终于抓到了这个逃犯，两个人见面后，都像是完成了一项使命，逃犯非但没有怨悔，相反却是一身的轻松。我们分局以前曾经抓过一名逃犯，跑了几年，最后连姓名、容貌都改变了，最后死在他乡，我们才找到他。抓逃，往往就是警察和逃犯之间意志和耐力的较量。
这期间，因为有好几起案子压着，我暂时放下了对“良子”的追捕。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看到了某电视台的纪实报道：一名逃犯在自己家里躲了10年，最后终于忍受不了心灵上的煎熬自己走出来投案自首。这条消息使我对“良子”的事儿突然间有了灵感。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良子”会不会就抓住了这个心理，给我们玩了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游戏呢？经过仔细的分析，我判断，“良子”的事不算太大，再加上他外地亲属很少，并且我们也都去查过，“良子”不可能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地躲藏这么长时间，他很有可能就藏在本市的某个角落，甚至自己的家里。
那是两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房，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厨房。里间有一个旧办公桌，再就是一个床，床下放一个包袱。外间的厨房除了一个饭桌和橱柜什么也没有，而且仅有的这些东西也都落满了灰尘。表明很长时间没人来过了，更别说住了。我又去了邻居家，邻居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耳朵非常背，打个雷都听不到，什么情况也问不出来。还有一户邻居是个回族家庭，非常封闭，从不和邻居往来，门总是关着，很少看到他们家的人在胡同里走，这一家同样问不出什么情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的对面支起个油条摊。摊主能有40多岁，非常干净利落，特别是和面时，两只手又有力又干脆地揉来揉去，像在做一件工艺品，到他这来吃油条的人真不少。一是早上吃油条方便，另一个原因是摊主是个特别开朗的人，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开起玩笑来很有分寸。我想也许从他那里能了解一些情况，就连着去了几天吃他的油条。其实我很讨厌油炸食品，可为了抓住“良子”，我只能忍受。
今天摊主见我来了，忙和我打招呼：来了，看你那么瘦，吃我的油条准能胖。我一笑，坐在一个角落，今天的人还真不多，我一想，今天是星期日，人们在睡懒觉。我不愿和他东拉西扯，就又把目光投向了对面。真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换了一个角度，我突然发现，在那两间平房的边上，不知什么时候搭了个小偏厦，搭得恰到好处，非常不显眼。这几年平房区动迁，每家都有这样的偏厦并不奇怪，可他的家已经几年没有人住了，是谁搭的呢？搭这样的偏厦又有什么用呢？
[ 2 ] [ 3 ] 我好像什么也没看见，问摆摊的师傅最近见到“良子”了吗？他说没，你是他朋友啊，这家伙这会准在睡懒觉呢。昨晚我和面时，看他喝大了，门都打不开了，还是我帮他打的门。我说：我请他吃早茶，你帮我叫一声呗。他笑笑，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就那个小偏厦，你自己去叫门吧。
我心头一喜：这个家伙真让我堵着了，真的在家里“猫”着呢。还大模大样地睡懒觉。我一看表，才7点钟，如果我打电话回所叫人，今天是星期天，只有值班的，没人可调，何况昨晚上搞案件，大伙累了半宿。我看看天，天边有一片黑云压过来，眨眼的功夫大雨就下起来了。
错过了今天，就有可能永远错过战机。我抖擞一下精神，决心自己抓“良子”。
我站起身，付了钱就朝门外走，出了门便消失在雨里。然后，我直奔那小偏厦子门前，低声喊：“良子”，开门啊，外面雨大，快点开门。里屋一个睡意正浓的声音传了出来：谁啊，自己开门，钥匙在门顶上。我心中窃喜，摸了钥匙打开门，一个箭步窜进去，按住了被窝里迷迷糊糊的“良子”。
“良子”其实块头不小，比我高也比我壮。他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马上要起来反抗。我用双眼逼视着他说：派出所的人就在门外，你最好不要反抗，让你的邻居知道了对你面子不好看。“良子”一愣，手软了下来，说自己啥事没有，你们抓错人了。我说：到派出所，没事再把你放回来。他没再说什么，跟着我上了车。
到了所里和同志们一说，才觉着有点后怕：他要是不跟我去呢？他要是用器材反抗呢？那么可能会有麻烦。所长心疼地训了我一顿。我想下次可得打有准备的仗了，不过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回家美美地喝上一碗粥，油条这东西，我可再不想吃了。
有女友配合的一个：巧设机关
引蛇出洞・抵御诱惑守住尊严
抓逃时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抓逃本身，往往各方面施加的压力甚至远远超过抓捕过程的艰难。“九条”就是其中的一个。
1999年9月，盘锦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在运输冰箱的途中，利用“调包”之计，把68台冰箱骗到手。案件很快就破了，两名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经讯问，68台冰箱被卖给营口一个开家电商行的，叫“九条”。盘锦警方几次来营口都没有找到“九条”。“九条”也不是神仙，为什么能顺利脱逃呢？这个“九条”没有这么大能量，是他手中的钱，帮助他织成了一张“关系网”。可别小看这张“关系网”，他可比《西游记》中盘丝洞中的蜘蛛精拉的网还厉害。蜘蛛精拉的网能看得见，可“九条”利用金钱织成的网，表面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前几次盘锦来营口办案的同志不但几次抓人都扑空，而且还受到“威吓”，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盘锦警方将“九条”上网，列为网上逃犯。
2001年，我在网上查到了“九条”的情况，调出他的户籍，得知其父母住站前区立交桥附近。而他本人与父母同住。我在东风派出所的帮助下，查到了他父母家，只有他父母在。任你怎么问，两位老人就给你来个装聋作哑。我知道这是他们已经研究好对付我们的办法，我没有立即返回，在邻居间进行走访。因为我的口音不是营口口音，因此我以“九条”外地朋友的身份和邻居唠起来。邻居倒没防，告诉我别看这孩子小时候不怎么地，现在可发财了。这几年弄个电器商行，搞得挺大，社会朋友也挺多，你是外地来的，在营口这块地没有他办不了的事，你找他就算是找对了。我打断了老太太的唠叨说：他的商行在哪？老太太说就是那个某某电器商行。这条线索可是意外收获！我还不相信，就跑到这个商行求证，从服务员口中证实了老板就是“九条”。另外，我还了解到，“九条”经常不在营口，想找到他并不容易。
在某些人眼中，“九条”是动不得的。为什么？因为他有钱！因为他纳税！因为他对营口的经济有贡献！可我偏偏不信邪，难道仅仅因为这些他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例外。我决定去会一会这个社会名流。
我决定假扮成买电器的先去探探虚实。我考虑，自己一个人去显示不出急于买电器的急切心情，服务员也会敷衍了事，和同志一起去呢，两个大男人结伴去买电器，怎么说也不像那么回事儿啊。想来想去，我决定请未婚妻帮忙。我选了个星期日，拉上了未婚妻，让她陪我去电器商行。当然我没有对她说实情，只说是看看电器，因为我们的新房早收拾完了，就差电器没买了。未婚妻的情绪倒挺高，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脸。我知道这几年我欠她的也是很多，我们刚谈恋爱时，别人约会是花前月下、电影院、公园湖边，而我因为当时刚刚做户籍警，不熟悉情况，就领着未婚妻钻小胡同，挨家挨户熟悉人口。你还别说，这样叫门，人家还愿意开，我自己去叫门则有很多人不给开门。我曾跟她开玩笑，嫁个警察你不后悔么。她也开玩笑说，现在还没后悔。望着她，我想起了一件事，我有一次执行蹲坑任务，正好女友打电话让我陪她去买东西，我就把她找过来一起蹲坑，由于女友的配合，我出色地完成了那次任务，真该谢谢她呀！
为了不引起服务员的怀疑，我和女友以要买结婚用的家电的名义，大大方方地开始了侦查。我们先是选了电视、冰箱等家电后又故意百般挑剔，弄得服务员对我们只能满脸赔笑。看看时机差不多了，我故意对服务员说：“你们这儿的电器卖得太贵了，你也做不了主，把你们老板叫来研究研究价格。”服务员说老板不在，一般有什么问题都是和他们电话联系。我趁机打听“九条”的手机号码，服务员有些犹豫，不愿告诉我。我提了一个挺有名的领导的名字，说是他让我找“九条”的。
服务员核计了好一会儿，不情愿地将“九条”的手机号告诉了我。拿到手机号的一瞬间，我和女友会心地笑了。但是这个号码我一直没敢打，一来怕打草惊蛇，使“九条”有所察觉，二来是时候未到，现在还不是抓捕“九条”的最佳时机。
通过特情，我知道了“九条”的办公室电话和家庭住址。可是他经常不在家，怎么办？我决定在他家楼下蹲坑守候。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早上7点，我都准时出现在“九条”家楼下，每出现一个男子，就拿出照片比对一下，一直到8点半左右，估计上班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才装作像没事人一样离开。就这样蹲了十多天，“九条”还是没有出现。我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必须主动出击。
我又先后四次去“九条”的电器商行，“九条”都没有在，那个大眼睛的女服务员对我都熟悉了，总是问一句：来找我们老板吧。
这期间，我们的婚期也一拖再拖。第一次是因为正赶上严打，我连家都没有时间回。当时住在老边姐姐家，姐姐劝我几次让我请假，我答应得倒干脆，可一到所里忙起来就忘到脑后了。第二次是岳父岳母找我谈，我也答应了，日子也选好了，但正赶上出门去抓逃，又错过了婚期。这次我想，如果抓到“九条”，我一定穿上新郎服装，携妻子走进婚礼殿堂。再不能让家人和朋友失望了。我和女友这几次去商行，她已经明白了我的用意是在抓逃上，所以她也就非常配合地看我眼色行事，我拉着女友直奔楼上的经理室。
其实，我给经理室挂过电话，这个电话非常好弄，挂114就能查到。今天说是朋友拜托买家电，明天就说是生意上的伙伴，后天再说是电器推销员。真是什么借口都用上了，这次是一个男的接的电话，很快就把电话挂了，我猜想是“九条”。
这时，一个女秘书模样的女子问我找谁。我说找经理。那个女子说：太巧了，正好经理在。让我在接待室先等一下。我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有人来找我，我赶过去，往经理室一看，糟了，刚才那个人已经不见了。我转身忙喊刚才那个女秘书，女秘书见我慌张的样子，问我什么事，我说经理呢？她笑笑说，下楼送客人去了。
[ 1 ] [ 3 ] 会不会他认出了我，而抽空跑了呢？
我又跑到楼下，没有看见“九条”的影子，我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对门口的服务员说：“‘九条’经理让我过来批电器，刚才还在呢，怎么我去了趟厕所他就不在了呢？”我之所以这么说，其实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想知道“九条”还在不在店中，二是因为没有见过他本人，想让服务员给我“指点”一下。服务员指着马路对面说：“他不就在那儿吗？”我一看，对面有5个人，哪一个才是“九条”呢？我把照片拿出来比对，证实了中间那个穿黑条纹西服的人正是“九条”。
我向“九条”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很客气地请他回所里协助调查。“九条”先是很惊讶，随后借口自己有事，想要离开。我制止了他，义正辞严地告诉他：“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可以强制传唤你，恐怕在这里强行带走你影响不好吧？”“九条”考虑了一会儿，答应和我回所里。
在所里，我把在逃人员信息表拿出来给他看，问他里面内容是否属实，他说情况的确属实，并且表示以前都处理完了。这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派出所大厅里挤满了人，都是“九条”的朋友，而且都是营口地区的名人。我大致数了数，少说能有三十个，事后同志们开玩笑地对我说，当时的场面是“相当壮观”。
“九条”的朋友多，影响也大，我的电话不停地响起，都是给他说情的，软的硬的都来了，有的许诺给我这样或那样的好处，有的说如果我不放人就要给我好看，听着他们的话，我冷冷地笑了，法律的尊严是金钱可以买到的吗？威胁与恐吓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吗？就在派出所里，一名男子把我拽到一边，赤裸裸地对我说：“你不是结婚要买家用电器吗？只要你放了‘九条’，我保证给你最好的，全送给你！”我鄙夷地看了看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走进了休息室。
我联系到了盘锦刑警，把“九条”交给了他们。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后，都说我“黑”，办事不圆滑，说这话的不仅有“九条”的朋友，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坦白说，刚开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很难受，他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呢？后来，在一些老同志的开导下，我渐渐地想通了，在日趋复杂的执法环境下，良心和道义坚守起来虽然艰难，但只要我们坚持坚持再坚持，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想方设法的一个：无中生有
电话定位・隔门有耳听诊器寻人
在营口夜晚的大街上游荡着这样一些人，他们无所事事，口袋里还没钱。看到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心里还痒痒，于是他们便从东头游荡到西头，在寻找着机会，一旦看准目标，借着黑夜的掩护便开始罪恶的勾当。白天很少看到他们，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像没事人一样溜出了屋，继续在大街上游荡，这些人被冠之为“夜游鬼”。
近几年，营口人也注重了夜生活，观念的改变催生出一些娱乐场所。有的娱乐场所高雅、豪华，人们在这里娱乐、健身，找寻快乐和向上的精神。而有的娱乐场所受利益驱使，里边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都有，有的甚至藏污纳垢。在营口市区西部，不知何时兴起了一些歌厅。这些歌厅刚开始买卖不怎么好，可老板头脑灵活，雇了一些下岗女工做起了“人肉”生意。一家的买卖火了，其他家也效仿，一时间周围成了“人肉市场”。这些女人怕被人认出，都一年四季戴个大口罩，无形中这也成了她们身份的象征，引逗得一些“夜游鬼”们趋之若鹜。有的“夜游鬼”甚至打起了这些“小姐”的主意，“辣椒”就是这样的一个“夜游鬼”。
“辣椒”住在西头，原先蹬过几天三轮车，老婆被生活逼得也下海做起了“小姐”。刚开始“辣椒”还蒙在鼓里，老婆照样是一天三顿饭地伺候。可时间一长，随着手里有俩钱了，老婆越来越看不上“辣椒”。于是也就有一顿没一顿，热一顿冷一顿。有一天“辣椒”蹬车非常累，顺道买了瓶酒，想回家喝点酒能解解乏。回到家一看，孩子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老婆还没回来，更别说做菜了。“辣椒”到小卖店买了两根火腿肠，把这瓶白酒喝了，然后站在家附近的路口等老婆。不一会儿，老婆被一个男的送回来了，两人在路口还好顿连摸带啃，可把“辣椒”气坏了。回到家，他把老婆好一顿打，老婆一气之下把自己干的事全说了，临了还告诉“辣椒”，咱俩离婚，你蹬你的三轮车，我当我的“小姐”，互不相干。“辣椒”借着点酒劲也同意了，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可过后他越核计越不是滋味，就去找老婆。没找到，听人说老婆去山东当“小姐”去了。从此“辣椒”就恨起了女人，尤其是恨“小姐”。
1999年6月11日晚10时许，“辣椒”在街上四处游荡。他现在已不蹬三轮车了，他要享受人生，每天除了喝酒就是找女人，他的目光一下子盯在“娇娇”歌厅门口的一个小姐身上。这名“小姐”也好像看到了他，冲着他招手。“辣椒”走过去，在黑暗中看了女人一眼，女人说不上漂亮，可在酒精烧灼的“辣椒”眼里却比天仙还美。两人到“娇娇”歌厅里唱了几首歌，“辣椒”那嗓子哪是唱歌的呀，连他自己都不爱听。那“小姐”唱的虽说还可以，但她哪愿意费那力气啊。两人心照不宣，直奔主题。先到歌厅门外谈价钱，“小姐”看“辣椒”喝了酒，非要拉她走，就要100元。而“辣椒”知道价非给50元，两人三说两说，“辣椒”不耐烦了，上去就给“小姐”脸上一拳，“小姐”也不含糊，回手就还了一个大嘴巴子，打得“辣椒”一个趔趄。这回“辣椒”可不干了，他的眼前立时浮现出妻子那张扭曲的脸，他好像又看到了妻子在骂他没出息，没能耐。好像又看到了妻子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调情说笑。他失去了理智，拳脚相加，雨点般落向了这名“小姐”。这名“小姐”在撕扯中把藏在乳罩中的100元钱掉在了地上。“辣椒”打累了，那名“小姐”也倒在了地上。“辣椒”这才喘口气，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小姐”。只见那名“小姐”的乳罩不知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两只乳房裸露着，“辣椒”的身上像着了火，伸手要解“小姐”的裤带。这时歌厅里有人出来，正在向这边看，“辣椒”一看事不好，伸手捡起“小姐”掉在地上的100元钱，回身又看了看“小姐”裸露的上身，不甘心地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娇娇”歌厅中音响很大，老板正在招呼客人。有人告诉他：咱家“小姐”让人打了。他出门一看，打人的家伙上了一台出租车，早没影儿了。老板忙掏出手机拨打110，不一会警车来了，民警对在场的人和当事人做了笔录。可问了许多人都说没见过那个人。直到那名“小姐”走出医院，民警才弄清打人者叫“辣椒”，住在市区西头，仅此而已。于是，站前分局将“辣椒”上网，列为网上逃犯。
我在上网查逃犯时。“辣椒”的名字突然在眼前一闪，又是一个在本管内住的逃犯，可线索太有限了，从何处入手呢？
我在一个晚上来到了“娇娇”歌厅，找到被打的“小姐”了解情况。被打的“小姐”向我提供说有一个姐妹手里好像有“辣椒”的电话号，这是个难得的线索，我非常高兴。可那个姐妹就是不愿意给，说是怕“辣椒”报复。我怎么劝说也没有用，最后我灵机一动掏出50元钱说：大姐，你也不容易，就算老弟请你吃饭了。看到50元钱，这个姐妹的口气变了，不情愿地说出了一个住宅电话号码。
再说“辣椒”自从在歌厅打了人，抢了钱回到家倒在床上就睡。第二天早上酒醒了，也有些后怕。他曾让朋友打听打听那女的被打成什么样了，朋友告诉他没事，但好像警察在找他。“辣椒”听说后，吓得在屋里一猫就是十几天，把他憋得在屋里乱转，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喝酒，不几天，酒瓶子堆了满地。这天，他正在寻思晚上得出去借点钱时，电话铃声响了，在这静静的夜晚令他毛骨悚然，电话里是个好听的女声：请问这是“辣椒”先生的家吗？我是中国网通的营业员。最近发现您的电话费用猛增，请问您拨打声讯热线了吗？如果没有，我怀疑您的电话被人盗打了。请您配合我们，告诉您的准确地址，明天上午我们将派专人上门查看，谢谢您的合作。容不得“辣椒”不信，也容不得“辣椒”多想，他随口说出了自己家的地址。说完后，对方把电话挂了。他有些后悔，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把地址告诉别人呢。再说了，电信局不是有地址登记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一晚，他心惊胆战，没有睡好。
这是我用的一计，我找人给“辣椒”打的电话，没想到“辣椒”还真的着了道了。
下一步就是要弄清“辣椒”什么时候在家，好一举擒获，否则打草惊蛇。像“辣椒”这样每天身无牵挂的人可就不好抓了。那么怎样才能准确知道“辣椒”是不是在家呢？
和逃犯斗智斗勇，这就要求民警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渊博的知识和灵活的头脑，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果断决策，不要错失良机。另外还要借助外界力量，能利用的关系尽量都利用上，能利用的条件尽量都利用上。这样你就会增加十倍、百倍的力量和信心，最终取得胜利。
在抓逃过程中，我想出了不少既实用又可行的土办法，这也是现实斗争逼出来的，比方说，要观察远距离的人就得有望远镜。一次出门，我花几百元买了个好望远镜，别说真管用，再观察人就方便多了，带红外线的，夜晚都能用。再说这听诊器，放在门上人在没在屋里确实比用耳朵听得准，几次抓逃都派上了用场。当然，我还有另外一些“秘密武器”，这里就不披露了。
这回抓“辣椒”，我的听诊器又有用武之地了。
要知道是不能叫门的。我把听诊器放在他家门上，听到里边有走动的声音，有时还有打电话的说话声。证实他家确实有人，可是不是“辣椒”呢？
这天，我扮作网通工作人员查电话线。叫开了门，开门的真是“辣椒”。我见过他的照片，他对我挺客气，又是递烟又是倒水，我假装查了查就撤回了所里。
回所后，我们正研究怎么抓捕时，安排监视他的人来电话说他出去了，一夜没回来。是我打草惊蛇了吗？不可能，我在工作中没有漏洞。是他逃走了吗？也不可能。他出门时没带行李。我告诉监视的人“辣椒”可能是临时出去。关键时刻，就看谁更能沉住气。
果然，第三天他回到家，还没进门就被我们抓住了。
我总在想，如果罪恶失去土壤的温床，是不是会少得多呢！看来，减少和杜绝犯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啊。
（未完待续）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李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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