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黄昏时分打来的电话。父亲说，常平。父亲叫我大名。在我记忆中，父亲叫我们兄弟一律是直呼大名，从不更改。好像我们的小名只是母亲的权利。 父亲在那边开始大口喘气，咳嗽。我握着话筒胆战心惊地问：爸，你没事吧?父亲终于平静下来，他说，我明天进城，我想再看看你和常德。父亲在那边长出了一口气，便再没有二话地挂断了电话。
我不自觉间长出了一口气，我拨通了二弟常德的电话。我一五一十地把父亲的意思转达给了二弟，包括父亲称呼我的大名，还有父亲的喘气、咳嗽，以及父亲挂断电话时那长出的一口气。
二弟的注意力最终集中在父亲说的“再”那个字，我和二弟的心情沉重起来，就像心里压了一块石头。我说，这次爸来，咱们带他好好去医院做做检查。二弟在那边说，是的，一定得让爸做做检查。二弟紧接着嗯着，最终欲言又止地叹出一口气来。
我听出了二弟心底的担忧。他担忧父亲不肯做检查。当然。这也是我的担忧。这一刻，我和二弟都忍不住想说说父亲了，但谈论父亲对我和二弟来说，就像一块天大的陨石压在我们心上。我们只能拿着话筒一口接一口地叹气，好像我们的父亲真的让我们无从谈起，甚至是我们没有资格谈论父亲。
说实话。父亲在我们那个村是个很特殊的一个父亲。当然，那个村庄应该叫连队更为准确，因为我们是兵团，虽然那里的大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们那个连队的大人都有打孩子的习惯。那时哪家的孩子没有三四个、四五个，并且都处于调皮的年龄，辛劳了一天的大人回来，又要操持家里的事，遇见孩子捣蛋，难免气不顺，伸手打了也就打了。孩子们的哭叫又像是一种调剂品，艰难枯燥的日子有了一些生气与滋味，并且孩子们并不记大人的仇。回头继续往大人怀里钻。真应了那句话，家鸡打得团团转。
而父亲不打我们兄弟三个，他沉默，温和，喜欢蹲在院里透过升腾起的莫合烟尘看着我们。我们不挨父亲的打，这让连队别的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孩子很是羡慕，当然，这也是我们骄傲的地方。
但我八岁那年，我和二弟遭到了父亲的毒打。那年，三弟常水淹死了。我们连队有个池塘，但我们叫鱼沟。我们连队是那个团场最为偏远的连队，连队和庄稼被起伏延绵的沙丘包裹着，只有一条路遥遥通向外面的世界。但连队里竟然有个鱼沟，这叫所有的人百思不解。鱼沟虽然不大，但水却出奇得深。大人们再三告诫孩子们不要去鱼沟玩。但玩水是孩子们的天性。孩子们不顾大人的告诫与招来的打骂，成群结队地在鱼沟边水浅的地方洗澡。我们三兄弟当然也去了，照样把父亲的告诫抛之一边。三弟常水就是在六月初的一天中午滑进了深水处，永远离开了我们。
七月初的一天，我和二弟禁不住水的诱惑，又来到鱼沟洗澡。我们正洗在兴头上，旁边的伙伴大声叫我和二弟的名字。我和二弟扭头一看，父亲正对着我们怒目而视。这是我和二弟第一次看见父亲发怒。我们飞快地爬到鱼沟边，穿上背心、裤头。脸色惨白的父亲并不罢休，他折了一根红柳条就过来了。我和二弟立马意识到我们要挨打了。我和二弟手拉着手便夺路而逃。
但父亲誓不罢休地追打着我们。我和二弟的背心片片剥落，后背钻心般地剧痛。我和二弟围着连队哭叫着疯跑。父亲继续疯狂地抽打着我们。母亲看见了我们，但母亲只是愣愣地看，仿佛不相信眼前的一幕。连队的大人们也看见了。但他们也没有上来拉扯父亲，他们也被父亲的举动惊住了。若干年后，大人们对我提起这事，说你父亲眼睛里全是一股子狠劲，我们不敢管，真的不敢管。当晚，母亲望着我和二弟肿得老高的后背，只是悲伤地落泪，她没有责备父亲一句。她只是对我们说，天杀的，难道小三的死还不够吗……
那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们，也是最后一次。但父亲看我们的目光变了。是让人毛骨悚然的阴冷。我和二弟在父亲阴冷的目光中，再也不敢造次，更不敢去鱼沟洗澡。而父亲却开始到鱼沟那里去转悠。鱼沟里还有别的孩子在洗澡。父亲并不管，但父亲恍惚而阴冷的目光让洗澡的孩子困惑而又有些恐惧。孩子们回头向家里的大人提起我父亲的变化时，大人们叹息着说，常平他爸眼睛里装着他家小三的幽魂哩，你们再不要到鱼沟去了，小心他家小三的幽魂把你们捉了去。孩子们不怕挨打，但孩子们怕说不清道不名的幽魂，孩子们不再去了。而父亲每天继续在冷冷清清的鱼沟转悠。有时，母亲和我、二弟远远地望着围着鱼沟游荡的父亲。
父亲给三弟常水立了小小的墓碑，就在我们连队，翻过一座沙丘就是。当时，连队的大人说这里的风水不好，除了风，就是沙。父亲固执地说，这里没水就吉利。大人们听懂了，不再言语。每年清明，父亲就带着我们去给三弟上坟，就是工作后到了城里，清明时节，我和二弟也匆匆忙忙往回赶。受着父亲的影响。我给较亲密的人说起我家的情况时，我说，我有两个弟弟，二弟叫常德，三弟叫常水。当较亲密的人又较细致地问起三弟现在的情况时，我很潮湿地笑笑，但我不再说话。
我和二弟是上午八点钟赶到车站的。从团场到本市的第一班车是早上六点，九点钟到。但我和二弟还是提前一个小时就赶到了。其实昨天我和二弟该挂电话时，才想起父亲忘了说时间。我们想给父亲打个电话问问，但我们放弃了；我们又想弄一辆车回去亲自把父亲接来，我和二弟现在有这个能耐，但我们同样放弃了，我们怕父亲不高兴。
我们最终只能打电话给和父亲住同一排房子的连长。连长接到我的电话时，态度谦卑。当然，连长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我和二弟帮他办过一些棘手的事情。而是我说到了父亲。连长说我父亲刚刚找过他，让他明天把我父亲送到团部。我父亲还说，车钱照付。连长又解释说，他本想把我父亲直接送到城里。但连长最终叹一口气：但你父亲……连长没有再说下去，但我理解连长的感慨，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我和二弟在等待父亲的过程中极其难熬。我们保持着沉默，没有闲扯点什么，来打发时光。说实话，我和二弟平时话也不多，只是在要紧的事上相互沟通一下，交换点意见。有时，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抽着烟，望着一个个上升的烟圈发呆。我们没有饶有兴趣地谈谈我们童年的事情，我们只是在恍惚中望着对方的脸在想。恍若父亲那沉郁的目光就坐落在我们左右，我们完全丧失了在同事与朋友面前的谈笑风声，幽默风趣。
我和二弟之间的寡言让我俩的妻子们大惑不解。她们说。我们不像兄弟。我只是笑笑，不再辩解什么。二弟亦然。但妯娌俩关系颇好，她们最大的兴趣就是在电话粥里诉说我和二弟的细屑之事。我妻子每次和二弟妻子交流完，免不了又把二弟现在的一些情况反馈给我。我双眼发亮，听得津津有味。我想，二弟亦然。
而今天，父亲要来了。我们不光保持着沉默，甚至不敢在某个地方闲坐，我们像两棵孤零零的树，伸长着脖子，望着那一辆辆进站的公共汽车。
父亲是准点从那辆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上下来的。父亲的腰弯了，我和二弟的 [ 2 ] [ 3 ] [ 4 ] 心里一阵巨痛。母亲不过仅仅过世一年。我们看清了父亲的脸，更准确地说，看清了父亲的眼睛。它阴郁，漠然，甚至有些空空洞洞。父亲真的老了。我们盯着父亲的眼睛，仍然感到了它的复杂、浑厚与威严。当然，我们还有一点害怕。虽然我现在是电视台主任，二弟是环保局副局长，但我们依然对面前这位退休七年的农工父亲充满惧意。
我和二弟的目光最终落在父亲手中的那个提包上。不，应该叫口袋，因为父亲固执地叫它口袋，那是父亲的口袋。那只口袋是三十多年前父亲回老家路过兰州时买的。它乌黑发亮，上面印有上海的字样。那只口袋当时在我们连队很是时髦了一阵子，更是让别的人家羡慕，直到一年后，连队别的人家也有了这样的口袋，父亲的口袋才归于平淡。父亲去团部办事时，总爱拎着那只口袋。而我们却盼望着外出的父亲，或者说盼望着外出的口袋。因为父亲回来后，总能从口袋里掏出当时稀罕的糖果，以及铅笔、小刀等学习用具。
我和二弟上高中住校时，父亲每周一次拎着那个口袋来看我们。他从口袋里拿出备用的衣物，最终小心翼翼地拿出两个玻璃瓶子。我和二弟欣喜起来，这正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两个瓶子里装着咸菜炒肉丁。一次，父亲又打开那个口袋，除了两个瓶子，还掏出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塑料袋里包着少许的咸菜炒肉丁。父亲和母亲拿它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们把瓶子里的咸菜炒肉丁早已压了又压，只能把剩下的一丁点包在塑料袋里。
我和二弟望着塑料袋里的那点咸菜炒肉丁，心里酸涩得厉害，但父亲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变化，他沉默地转过身去，骑上了自行车。离去的父亲没说他走了。甚至没有说让我们好好用功的话。他从来不说。望着弯曲着身子的父亲的背影，我和二弟并不敢流泪，当父亲彻底远了，小了，我和二弟放声大哭起来。也许，父亲就是用他那阴冷而充满威严的目光与他的口袋教育着我和二弟，让我们发愤读书，终于考上了大学，能够在城市里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的口袋早已不像个样子，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上面上海的字迹早已褪尽，但父亲仍然拎着它，仿佛那只口袋已经成了父亲身体的一部分。但那只口袋确实有伤大雅，连进城打工的民工都背上花花绿绿的旅行包了。六年前，二弟专门到内地做皮包的厂家定做了一个皮包。还是父亲口袋那样的款式，还是喷有上海的字样，只是人造革换成了牛皮的质地。我和二弟回连队去看望父亲时，二弟一声不吭地把那只提包放在了父亲的口袋旁边。二弟虽然没有说话，但用意明显。父亲当时也瞅了一眼那个提包，但只是一眼。又低下头认真地卷起莫合烟来。但当父亲下次来看我们时，父亲还是拿着那个破旧的口袋，任那崭新、质地优良的提包落满灰尘。
然而此刻，我和二弟看见父亲仍然拎着那个口袋，仍然离自己的腿二十厘米左右，仍然是那样的一丝不苟，端端正正。只是那只口袋有些干瘪，显然里面装的东西不多。
我和二弟迎上去，照例微弯下身躯，小心翼翼地叫了声爸。父亲有近半年没有见到我们了，但他眼里没有闪出一丝暖意与温情，只是嗯了一声，又迈开步子向前走去。
坐在车里，父亲咳嗽起来，这让我们又开始担忧。父亲咳嗽完，飞快地擦掉眼角泌出的一点混浊的泪水。父亲喘了一口气说，我后天走，你们要忙就忙你们的。我和二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忙，我们请了几天假，好好陪陪你。父亲没有注意到我们脸上闪过的一丝掩饰，父亲压根不看我们，他只注视着防风玻璃外笔直的马路。其实，我正在编导一期大型文艺节目；其实，二弟正处于升迁考核的紧要关头，但我们都暂时摆脱出来了，没有什么比陪父亲更重要了。
到了我家楼下，我妻子和二弟妻子已经站在那里。我们并没有给她们打手机说接到了父亲。我们忘了。她们上来亲热地喊了一声爸。但父亲照例如十几年前见到她们第一次时那样面无表情，只是嗯了一声。与父亲相比，母亲要柔和得多，并且态度里有一丝谦卑与怯懦。或许父亲更为智慧，不管我们的妻子是怎样土生土长的城里人，骨子里有如何的娇贵，但他们在父亲眼里，归根结底是他儿子的女人。父亲昂着头，拎着那个口袋，先上楼了，父亲知道家在几楼。我妻子愣了一下，慌慌张张地上楼，去给父亲开门。
父亲进了家，照例没有换鞋。父亲只穿母亲给他做的鞋。这也是最让母亲骄傲的地方。我和二弟曾不知好歹地给父亲买过几双皮鞋，但都被他弃置一边。母亲临走时，留给父亲的便是那一摞摞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布鞋与棉鞋。父亲整整齐齐地摆在一个木箱里。那只红漆剥落的木箱是母亲惟一的陪嫁。
我们也进了家，我和二弟的目光都盯在父亲的那个口袋上。父亲每次进城看我们，进门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拉开那个口袋，一股脑地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当然，这些年，我和二弟已经生活得很富足，并不缺什么了。但父亲每次来，总能掏出一些东西来。四年前，父亲带来的口袋格外沉重。那年，我和二弟的孩子同一年进了重点中学。我和二弟每人给学校交了五万块钱赞助费。交钱的事，我们没有给父亲说，但我和二弟的妻子无意间给我母亲说了。
父亲得到消息的第二天，便急匆匆地来了。父亲进门二话不说就打开了那个破旧的口袋，口袋里全是钱。父亲分成两堆，对我和二弟说，你们拿去吧!
我们震惊地望着那两堆钱，它们包括我和二弟这些年孝敬父亲母亲的，还有父亲母亲全部用来养老的钱。我和二弟哆哆嗦嗦地说我们不缺钱，真的不缺。父亲恶狠狠地扫了我们一眼，连水都没喝就回到了连队。
望着茶几上那孤零零的钱，我心里堵得厉害。我开始找妻子的麻烦，恶狠狠地质问她为什么要告诉我的母亲。妻子一脸委屈，但更是充满震惊：我真的是无意中说的，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没想到爸会……妻子还没有说完，我就怒不可遏地用凳子砸向了玻璃茶几，随着哗啦一声，有无数只锋利的眼睛盯着我和妻子。
我出了门，去找二弟。二弟也正想找我，他也刚找完妻子的麻烦。我和二弟来到一家餐厅，坐进了雅座。我们怒气冲冲而又百感交集，充满了述说父亲的欲望。但我们只是喝完两瓶伊犁老窖。整个晚上，我们甚至没有说一句话。
然而此刻，父亲又能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什么呢?令我们惊讶的是父亲并没有打开那个口袋，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沙发的扶手边。
父亲开始卷起莫合烟，他手指哆嗦地点上莫合烟。随着一口辛辣的烟雾，父亲忍不住咳嗽起来。一粒火红的莫合就是在父亲咳嗽时掉落在妻子心爱的布艺沙发上。沙发上立马陷落一个窟窿。妻子肯定看到了。但她走到父亲身边，几乎带着哀求的语气说，爸，您抽这个。妻子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绵软的“中华”。但父亲扫了一眼，又低下头抽了一口辛辣的莫合烟。这又是父亲的固执。父亲最终抬起脸来。扫视着垂手而立的我们说：站着干啥，都坐吧!
吃饭时，妻子照例给父亲端来一把椅子。父亲脱了鞋，照例蹲在椅子上。说实 [ 1 ] [ 3 ] [ 4 ] 话，父亲第一次到我家吃饭蹲在椅子上，让妻子非常看不惯，甚至有些鄙夷。当然，妻子看不惯的还有父亲不换拖鞋，随口吐痰等等。但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妻子最终都一一容忍了。妻子其实是个任性甚至有点霸道的女人。
整个下午，我们都陪着父亲坐在客厅里。我们本想陪父亲出去走走，但父亲拒绝了，说明天。但客厅里的气氛有些压抑，父亲不怎么说话。我和二弟也不怎么说话。只有我和二弟的妻子在小心翼翼在向父亲说些什么。父亲有时点头，有时充耳不闻。我和二弟发现少了母亲，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当然，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的话也是不多的。我们不知沉默的父亲在母亲心目中具有何等的寓意。但在母亲最后的日子，母亲拉着我和二弟的手，试图说起父亲。母亲喃喃着说，你们的爸……母亲说不下去了。但母亲的眼睛里是潮湿的光，充满了无边的信赖。此刻，母亲是个幸福的女人。
就是在母亲最后的日子，我和二弟从父亲脸上也看不到更多的悲伤与哀愁，他只是坐在母亲身边，死死地抓着母亲的一只手，用定定的目光看着母亲。在父亲定定的眼神中，母亲显得格外安静与祥和。在母亲生命最后的时刻，母亲的脸上突然布满了奇异的潮红，有着少女般的娇羞与喜悦。是的，就是在母亲最后的半个小时，我和二弟默然退出了病房。母亲不再需要我们的悲伤与抚慰。父亲已经完全能够承载与容纳母亲的一生与随之而来的死亡。我和二弟在黑沉沉的走廊里轻缓地挪动步子，不惊动一点声响，但我们仍然能隐约听到那个独立而坚硬的空间里传来――我们的父亲母亲混和在一起的喘息声。
母亲走了，或许那也是她一生中幸福的时刻。父亲紧紧抱住了母亲，甚至不让护士做尸体料理。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规劝父亲，但父亲变得狂暴，霸道与格外的固执。医护人员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那一刻，我和二弟甚至忘了失去母亲的悲伤。是的，没有谁能超越父亲的意愿与钢铁般的意志。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三天三夜地抱着冰凉的母亲。当我们最终办完母亲的后事，再去医院已是一个月后的事了。那位面容沉静的护士对父亲仍然记忆犹新。她的脸上镀上一层奇异的光，颤抖着柔红的唇对我说：你父亲……泪水从她眼睛里夺眶而出。
傍晚时分，家里沉闷的气氛有所改变。我和二弟的孩子回来了。他们住校，学习任务繁重，但在我和二弟的要求下，他们今晚必须回来看看他们的爷爷，陪他们的爷爷吃顿饭。孩子见到父亲，格外响亮地叫了一声爷爷。父亲的身子微微一怔，但他眼里的阴郁淡薄了许多，流露出遥远的光，仿佛铺展开来一望无际的平原。当然，这是父亲看待他们一向的目光。但一直令我和二弟感到惊奇的是从小在我们面前调皮捣蛋、胡作非为的孩子在父亲的目光下，却显得格外安静。其实父亲在孩子面前并不严厉，只是有些沉默。难道说是父亲身上那肃穆而无形的气场感染了孩子。使他们意识到父亲作为长者的威严，还是由于血脉里流淌着同一种血液的缘故。如今，上高中的两个孩子大了，他们对待父亲的目光也渐渐从好奇、明亮而转向悠远与小心翼翼。是的，这两个长大的孩子越发像我和二弟了。
夜深了，两个孩子已经回到二弟家睡觉去了。临走时，两个孩子给父亲告别时，父亲坐着没动，但父亲的目光定定地望着两个孩子。这是让两个孩子益发困惑的目光，但我和二弟心里却不免惶恐起来。
我和二弟陪着父亲坐在小卧室里。在父亲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二弟看了我一眼。我鼓足勇气说，爸，咱们明天无论如何去医院检查一下。父亲抬起了脸，目光里满是冰块，恍若我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我和二弟的脸一下子白了，但二弟还是坚持着重复了一遍。父亲又开始大口喘气，咳嗽。等父亲重新平静下来，他的目光充满了威严与不可抗拒：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不用你们瞎建议!
父亲该休息了，我和二弟退出了父亲的房间。二弟看了我一眼，最终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弄不清父亲为何为我们善意的一句提议大为光火。我的目光最终落在沙发扶手边的那个父亲的口袋上。我还记得我和二弟最初在这座城市奋斗与拼搏的光景。那时，我和二弟暗下决心，不能让父母再资助我们任何钱物，我们都有工作，是该完全独立了。我和二弟回去看父亲母亲时，总是说在这座城市的种种如意与光彩。母亲听着听着便高兴得落泪了。父亲沉默着若有所思。但不久，父亲就会来看我们。他打开那只口袋，从里面拿出或薄或厚的钱给我们兄弟。我和二弟非常惊讶。说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了。父亲的脸顿时变得可怕，阴沉着滴水。他把那些钱硬硬地推了回来，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去。说实话，我们确实缺钱，但我们并没有告诉父亲、母亲。难道说，父亲凭那阴冷的目光，就深深看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窘困与惶恐。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不敢乱花一分钱，那每一张钞票都散发出父亲、母亲在炎炎烈日下艰难的喘息与劳作的声音。然而又有谁知道，那个连队的土地是多么的贫瘠。
第二天一早，父亲和我们刚吃过饭，二弟和他妻子就过来接父亲。父亲的意思是在我家住一天，再到二弟家住一天。其实父亲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无论住谁家，我们都会一个不少地陪着他，包括我和二弟的妻子。但父亲既然说了，我和二弟只能遵照他的意思。
父亲没带任何多余的东西，父亲只带了那个口袋，那个出人意料没有打开的口袋。父亲拎上口袋，站在客厅，认真地四处看了看，然后出了门。
我和二弟搭了两辆出租车。我和二弟还有父亲一辆，我妻子和二弟的妻子一辆。父亲从出租车下来时，又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和二弟忧心忡忡地望着父亲不知所措。要上楼时，我和二弟忍不住想搀父亲一把。父亲向我们粗暴地挥了挥手。我和二弟相互望了一眼，只好作罢。
父亲进了二弟的家，照例没有换鞋，照例把那个没有打开的口袋放在沙发扶手边，然后卷莫合，点上，咳嗽。一粒火红的莫合烟粒照例掉落在二弟家的牛皮沙发上。而二弟出神地盯着那个没有打开的口袋。父亲喘息了好一阵，终于平静下来。父亲说，走吧，下去走走。
到了楼下，父亲说想到附近的广场转转。父亲还记得广场离二弟家很近。父亲只让我和二弟陪他走走。我妻子和二弟的妻子连连点头，又相互对望了一眼，然后如释重负般地长出了一口气。
父亲没让我们打车，他想走着去。我们便陪父亲走着。我和二弟没有和父亲并排走，而是习惯性地走在父亲后面。二弟只是到了紧要路口给父亲言语一声。父亲走得很慢，并且时不时停下脚步，出神地望着周围的楼群、店面与超市。这是父亲第一次注意去打量我和二弟的城市。我们从父亲的眼里，看到他对这座城市的神往与依恋。
其实，父亲刚刚退休的时候，我和二弟就曾经商量过，给父亲、母亲在市里买一套不大的房子，让他们到城里安度晚年。再说，父亲、母亲住的那个连队环境确实太不适合养老。当然，我们把自己的想法 [ 1 ] [ 2 ] [ 4 ] 没给父亲直说，我们先告诉了母亲。母亲显得异常兴奋，她说她一定给我们的父亲好好说道说道。母亲很快就把交亲的意见反馈回来。父亲说，他哪也不去!母亲的脸上是失望的表情，但她又开始为父亲辩解着说，你爸真要来了，那就等于是关他的禁闭，连队虽然风沙大，但所有的人大都熟哩，说句不好听的，连队里每刮来的一阵风，每一颗沙都识得你爸哩。母亲最终又笑了。
父亲退休后，并没有闲下来，虽然不再承包土地，但他给连队的两家土地承包大户做技术指导。父亲了解连队每一块地的肥瘦，知道该什么时候播种、间苗、施肥。连领导每年更换或选择新品种都喜欢听听父亲的意见。父亲是这方面的专家。退休的父亲乐此不疲。
一次，我和二弟回连队去看望父亲、母亲。父亲不在家。母亲纳着鞋底说，在东边的地里。我和二弟来到东边的地头，看见父亲正坐在一处高高的沙丘上，望着远方。那远方不过是一座又一座连绵起伏的沙丘。但父亲长久地望着。我们走到他跟前，轻轻地叫了一声爸，他也毫无反应。恍若他已变成了一颗沙粒。我们有些纳闷，也向远处望去。在那一刻。我想起母亲取笑似的说过，那里的每一阵风，每一颗沙粒都认识你爸哩。我突然觉得母亲的话不再是笑料了。
广场上的人很多，我们和父亲在长条石凳上坐下来。我和二弟一左一右，但都习惯性地和父亲保持一段距离。我张了张嘴，想和父亲说点什么。二弟在那边也张了张嘴，也想和父亲说点什么。但我们最终都没能说些什么。说实话，我和二弟最害怕的就是和父亲交流些什么。这么多年了，我们能够坦然自若地与朋友、同事乃至领导交流。但惟独面对父亲时，我们失去了应有的镇定，我们该对父亲说些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语言都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死死压在肺腑之中了。好在父亲并不在意我们的沉默与局促不安，他呆呆地望着广场上空那盘旋而起的鸽群。
父亲终于又垂下了头，他开始习惯性地卷起莫合烟。父亲的手颤抖得厉害，他点燃烟，又忍不住咳嗽起来，父亲随后将一口痰吐在了花砖上。
这时一个带红袖章的老头过来了，他指着地上的那口痰训斥起父亲来。父亲脸上的阴郁一扫而光，流露出局促不安与难堪。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父亲流露出这种表情。我意识到了父亲的平凡与普通，然而父亲这种怯懦的表情让我们格外心痛，内心有一种东西在轰然倒塌。我和二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对那位老头充满一种奇怪的愤怒。
那个老头注意到了二弟，或者说认出了二弟是主管他们的领导。老头谦恭地弯了一下腰，叫了一声常副局长。而二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发作。我得公正地说二弟丧失了起码的原则，他昏了头似的对着老头歇斯底里。老头吓得浑身发抖，怯懦而哆嗦地说，常副局长，真对不起，我真的不知这位是你的父亲。老头又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衣着陈旧、脚穿步鞋的父亲。
而父亲就是在这时对二弟开始了咆哮。父亲没给二弟留一点脸面，父亲甚至大骂二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训斥老头，老头做得没错。二弟顾不上无地自容，他的眼睛变得潮湿，因为他看见父亲的眼里满是威严与阴冷的光。而这，正是我和二弟希望看见的。
晚上吃过饭后，我们陪着父亲坐在客厅。我和二弟各自向妻子使了一下眼色。妻子们明白了，我和二弟在吃饭前背着父亲让她们无论如何再求父亲一次。她们一左一右坐到父亲身边。我妻子几近哀求地说，爸，明天我和你二儿媳妇陪你去趟医院，你这个样子回去，让我们心里不好受。二弟妻子紧接着说，爸，你就这样走了，是没把我们当你儿媳妇呀。
父亲的目光转过一丝暖色，他摸了摸她们的头发。父亲第一次对妻子们流露出疼爱的举动，这让妻子们有些受宠若惊，妻子们的眼里突然涌出了泪水。
父亲长叹一口气说，不瞒你们，一个月前我到这个城市的医院做了一次检查，我本想让你们陪我去，可想想还是算了，你们是我的儿子、儿媳，你们有权利知道我的病情，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的活法，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死法。我想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丢在那片沙漠里，再说，我确实想你们的妈了……父亲突然说不下去了，他猛然背过身去，肩膀开始抖动。我和二弟意识到父亲在哭。我们悲痛万分，而又不知所措。但父亲在他儿媳们抑制不住的哭声中又猛然转过了身体，父亲的眼睛一片血红……
第二天一早，我和二弟遵照父亲的意思把他送到车站。父亲没让儿媳们送。我和二弟的妻子把父亲送到楼下，就开始流泪，止都止不住，但父亲的神情一片漠然。其实，我和二弟想找辆车把父亲直接送回连队，但父亲断然拒绝了。
从出租车下来，父亲在售票厅门外整个身体突然僵住了，脸上是困惑的表情，而右手开始哆嗦。父亲说，我的口袋……
我和二弟这才注意到父亲空着手，父亲的那只口袋忘在二弟家了。但父亲的惶恐让我们更加困惑，那只口袋对父亲就那么重要吗，好像父亲只有拎着那只口袋才能镇定，充满威严，才更像个父亲。
我和二弟异口同声地说，爸，你别急，我们这就给你去拿。
但父亲挥了挥手，黯然地说，算了，那个口袋就留给你们吧，如果嫌难看，索性就扔了吧。
父亲不让我们进车站送他，父亲说就在这里分手。我和二弟颤声叫了声爸。我们双膝发软，满腹泪水，但在父亲充满威严的目光下，我们既不敢跪下，也不敢流泪。父亲转过了身。我和二弟忍不住又叫了一声爸。父亲迈出的脚步停下了，但只是瞬间，父亲头也不回地就进了售票厅。
我和二弟呆若木鸡地站在外面。或许在随后的日子，我和二弟会就父亲的病情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想法，或许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执意把父亲接来治病，而这一刻，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去。我们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们怯懦，我们拿父亲毫无办法。
当父亲坐的公共汽车彻底远了，我和二弟才慢慢缓过神来，我们一言不发地坐上车，来到二弟家。进了客厅，我和二弟的目光都集中在沙发扶手边的那只口袋，那只父亲始终没有打开的口袋。二弟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口袋抱在怀里，眼睛里充满疑问。他弄不清身患重病、一无所有的父亲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还能拿来什么。当然，这也是我的疑问。
二弟最终把父亲的口袋交给了我。我手指哆嗦地打开了口袋，但里面空空荡荡。我和二弟愣了，但转瞬之间，我们开始放声悲哭…… [ 1 ] [ 2 ] [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