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博上看到日本建筑师森田一弥为大阪守口市一对喜爱藏书的夫妇设计的带有日式庭院的书房的实景照片，勾起我重读董宁文组编、岳麓书社出版的《我的书房》一书的兴致。书中收入60个文人写书房的精彩文章，还配有书房照片，图文并茂，蔚为大观。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她呼吁女性拥有一间房子，强调的并非是物质的占有，而是精神的独立。文人指望拥有一间书房，目的也大抵如此。书房又称书屋、书室、书斋，是文人怀古，思今、读书、写作的地方。陈子善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希望拥有一间书房，哪怕只是斗室、陋室，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属于过分的奢求。因为书房是他与中外先哲今贤心神交会之处，是他的独立思想得以萌生的策源地，也是他的自由精神得以休憩的理想场所。”止庵说得更直白：“人之需要书房，一为读书，二为写作，得一专门环境，不无心理暗示，进得门来，当感荒废时间不宜，好好用功要紧。”许觉民因此说：“书斋是我生命相连的第二生命所在。”而书房对龚明德则有“救命之恩”：“我的书房其实是一个避难所，如果没有书房，我早就自杀了。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知道我的经历的人，都会认同。书房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安慰、给了我自信。”
然而，正如绿原所言：“爱书的人没有一个书斋，要比未必爱书却拥有很大一个书斋的人多得多。”谢泳也感叹：“看书的人没处放书，不看书的人有的是地方，却没有书，或者有书而不看。”饱受苦难的流沙河对此体会尤深：“最可怕的是二十世纪的十年文化浩劫，珍籍搜掠殆尽，无书可读。拿一本书给你，你也不敢读，装憨作傻，胼手胝脚，或有助于偷生保命。莽莽神州，此时仅有极少特权新贵如姚文元者，以及他手下的棍子们，能够徜徉于书房之内，翻档查籍，以构陷天下的臭老九。什么书房，我诅咒它！天道好还，黑暗终有尽头，隧道终有出口，命大不死的老九们终于爬出洞来，抬头见到天日，且有自己的书房了。当然，有的精致些，有的简陋些，不一。好在‘鹪鹩所栖，不过一枝’，都不在乎这个。”田原说起书房也是百感交集：“书屋说来似乎轻松，其实得来也颇不易，多番辗转，几经周折，年近八十，才取得这一方读书写作之地。”从《我的书房》作者的自述中不难发现，多数文人的书房堪称“陋室”或“多功能厅”。舒芜说：“书斋应该是专门读书写字的，不兼睡觉、会客等他用。这样的书斋，我至今没有。”周退密说：“我没有书房，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有。我只有属于我的一间卧室。”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堂。”庞朴说：“说是书房，其实远不止于书房。它还同时兼任客厅、餐厅、起居间、储藏室诸项公职，所以准确说来，这书房，应该叫做多功能厅。”马振骋说：“我的书房是三合一：一边放床和衣柜，一边放写字桌和书柜，两边中间一只木沙发，有客人时请他上坐。”宋词说：“因与儿女同住，不可能单独有一间作书房，我住的有阳台的一间，既是卧室、书房，又兼客厅，一室三用，迄今未变。”卞孝萱说：“冬青书屋实在很寒碜。一间小房，没有装修。水泥地，没有铺地板或瓷砖。白灰墙，没有贴花纸或涂颜色。书多，书架少，放不下，旧沙发也是摆放书籍之处。”吴岳添说：“我在知天命之年分得了一套小三居的住房。又过五年，两个儿子另外成家，三间小房重新布局：八十老母住向阳的九平米小间，我和妻住十三平米的大间，把床头放了多年的一张书桌搬进北面的八平米斗室，顿时鸟枪换炮！虽然里面还要放一张小床，以供孩子回来或有客人时临时居住，但我毕竟有了一个工作间，称为书斋固断乎不可，说成书房也算是差强人意了。”柯文辉说：“小轩有十四平方米，地处二楼，光线略暗，习以为常。”陈四益说：“直到两年前，我才有了一个可供堆书的空间，虽然这地方‘四通八达’――有四个出口，但毕竟只是放我的书和书桌，称它书斋也无不可。在这之先，虽有堆书的地方，但依其主要功能，称之卧室或餐厅更副其实。我写《新百喻》，大多是在床边的缝纫机上或饭后的餐桌上。”牧惠的书房则要阔气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终于时来运转，我分到了该有的四大间一个单元，另外还占有旧北京大学女生宿舍(现称小灰楼)一小间。于是请装修师傅给我在书房里设计了占墙一面、一排五个宽一米高八格的书架，把经常要用的书摆在这里。另一间客房有六个书橱加书架放书，小灰楼那边还堆了一些。总算有了个命名‘且闲斋’的地方了。我的几百万字，就在这里写成。”伍立杨有两间书房，一间四十平方米，一间十平方米左右，已经够奢侈的了，但最让文人羡慕的还要数王稼句的书房：“我的书房有四间，确实颇为宽绰了。上楼来，中间一大间，……这间的东西两壁，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橱，居中则放一张长桌，朋友来坐，仿佛开会……走入西面，南北两间，南面一间，石壁是书橱，南窗下则是一只大书桌……北面一间，则放两台电脑，一台专写作，一台则扫描、刻盘、上网等等……东面也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开放式的，都是经常要用的书，西面一排书架，放的都是工具书……东面还有一间，则是既放书又作休憩的地方，放着六只书橱．一台电视机，一只折叠沙发……”记得谢泳曾说过：“印象中，还不曾见过有两间书房的朋友，有一间都不错了，谁舍得用两间房子来让你放书呢！”谢泳若是见过王稼句的书房，不知作何感想？不过，正如流沙河所说：“书房这东西，精的固佳，陋的亦不坏”。李福眠也认为：“陋室出精品。无所谓书房不书房。”谢蔚明说得更雄壮：“书斋不论大小，都是文化传承的书香家园，就以大城市已有的书斋而言，如若连结起来，将是绵亘不断的万里书城。”
有了书房，文人雅士便忙着给自己心爱的书房命名。董桥为此打趣道：“书房书斋书屋从来都带着布尔乔亚高档的情味，万一再起一个典丽的斋名，就算只起在一枚古旧的寿山青田石章上，那是华美的颓废了，恰似黄裳先生说的‘纸上烟云’。”爬梳历史，文人雅士为书屋取雅名倒是古已有之。比如：李泌有“端居室”，赵孟�有“松雪斋”，文征明有“停云馆”，冯梦龙有“憨憨斋”，董其昌有“画禅室”，汪秀峰有“赏雨茅屋”，黄小松有“梦月轩”，郑板桥有“橄榄轩”，齐白石有“寄萍堂”，潘天寿有“止止室”，郑逸梅有“秋芷室”，启功有“坚净居”，李可染有“师牛堂”，钱君�有“无倦苦斋”。当今的文人雅士也继承了这一传统，随手从《我的书房》中便可捡拾许多：黄裳有“断简零篇室”、“梦雨斋”、“草草亭”、“来燕榭”，李文俊有“静轩”，何满子有“一统楼”，丰一吟有“石珊楼”，朱正有“十全书室”，高莽有“老虎洞”，田原有“渔歌人家”、“蜗牛草舍”、“五台山馆”、“饭牛草堂”、“难得清闲斋”，苏叔阳有“寤斋”，来新夏有“邃谷楼”，纪申有“知足斋”，黄宗江有“卖艺人家”，牧惠有“且闲斋”，戴煌有“蜗牛居”，刘二刚有“天寻楼”、“凸北斋”、“十二层空楼屋”、“大小由之”、“午梦斋”，屠岸有“萱荫阁”，周退密有“草阁”，，舒芜有“暗无天日楼”、“左道楼”、“拜康回室”、“汗雨斋”、“暮雨庵”、“天问楼”、“碧空楼”，卞孝萱有“冬青书屋”，伍立杨有“浮沤堂”、“发呆室”，刘俊有“睡斋”，王毒瑜有“老牛堂”，柯文辉有“无书无斋”、“枕下书斋”、“读不懂书斋”、“不会写书斋”、“那个教你斋”、“未通斋”，姚以恩有“书砌居”，“藏心书屋”，韩羽有“半橱书屋”，庞朴有“柳北居”，王稼句有“补读旧书楼”、“栎下居”，陈子善有“梅川书舍”，何卫东有“何足道斋”……
[ 2 ] 据《我的书房》作者们的自述，文人雅士为书房命名都大有讲究，背后的故事意味深长。董桥说，黄裳的“断简零篇室”、“梦雨斋”、“草草亭”、“来燕榭”，“难得都浮沉在几番政治的血腥风雨中，蓦然回首，依稀撩起的依然是空阶雨滴的无据和西风梧桐的惦挂”。李文俊的“静轩”是一幅拓片，两个大字为隶书，后面小字为“板桥体”的“板桥郑燮书于淮署”，是李先生从琉璃厂淘回来的，挂在书桌上方的墙上充当自己的“轩名”，古趣盎然。何满子的“一统楼”取鲁迅诗“躲进小楼成一统”之意，丰一吟的“石珊楼”则取无论旧居新居都住十三楼的谐音以证人生巧合。朱正把书房命名为“十全书室”，容易引人想起乾隆的“十全武功”，其实是因为书架上摆着《鲁迅全集》、《孙中山全集》、《苏曼殊全集》、《徐志摩全集》、《闻一多全集》、《谭嗣同全集》等十部全集。高莽的“老虎洞”看上去有些怪异，实则是他和妻子都属虎，且他们居住的小区旧名就叫“老虎洞”，是写实的一路。来新夏说，他的书房“终日点灯，犹如幽暗深谷”，“乃就深谷之义，深而奥之，易为邃谷，又居于楼梯之下，已具楼味，遂定名为邃谷楼”。戴煌自号“蜗牛居”，“不只是自感浅见如井蛙，还因置身斗室数十载仍无大展”。屠岸给书房命名为“萱荫阁”，是沿用母亲的画室名，既是纪念母亲，也是“用母亲的勤奋、善良和坚韧激励我自己”。舒芜的所谓“天问楼”，其实是不见天日的地下室，其友方鸿寿题诗曰：“名曰天问楼，实乃地下室。下室卑且陋，问天知也不？”聂绀弩也有句云：“天问楼头天莫问，天心人意恐无差。”细想想，大有深意在焉。刘禹锡有“于树似冬青”句自喻品格，卞孝萱取“冬青书屋”为室名，当是以这句诗自励。伍立杨把书屋命名为“发呆室”，“盖以不为发呆之事，难遣有涯之生而已”。柯文辉的“那个教你斋”由前辈词人吴藕汀题赠，“一是勉我自修，不必事事处处期待高人亲友后辈指教；暗用毛宗岗冒充金圣叹对莽夫许诸赤背上阵中了箭伤的评点，鼓励我躲开名利场，毁誉两忘享悠闲”。姚以恩的“藏心书屋”则是柯文辉取的，并有佳句相赠：“心儿没个安放处，藏入书中去；书儿也没安放处，藏入心中去。不吟归去来，不作闲情赋。色色是空空亦空，面壁漫将世情悟。心休眠，人好住。”真是好曲儿！
书房不能没有书桌，没有书桌，就不成其为书房了。李文俊的书桌是花梨木的，很大，是他几十年前花四百元高价从隆福寺拉回来的。他说：“有一阵，这也是餐桌兼小儿的课桌。现在，除了老妻偶尔要在上面折晾衣服外，已经是‘专物专用’，名正言顺成为我的写字桌和电脑桌了。”周有光的书桌则既小又破，“一次，我玩扑克牌，忽然一张不见了，找了半天，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去了”。于是他请木匠来整修桌面，同时把一个邮票大的破洞也补好了，“焕然一新”。一位副部长来访，“他奇怪我的书桌为什么这样小。我说，大了就无法放小沙发和大书橱”。戈革用的也是小书桌，“二十年前有时去商务印书馆拜访故友高崧兄，看到他们那种老式的大书桌，甚感羡慕，因此时常对内人说，等生活改善了我也买一张那样的大书桌。现在时过境迁，大书桌并不是买不起，但是终究无处摆放，故此种‘豪言壮语’，也只落得个痴人说梦而已。现在面前这张小号儿的书桌，已经用了许多年，其面貌已和主人同样衰朽，将来主人去后，肯定连‘破烂王’也不肯过而目之了。”周退密的书桌也是“文物”级的。他说：“我大学毕业那年(一九四○年)和前妻共组小家庭，我亲自在住家附近木器店买来这张书桌并亲自将它扛回家中。可以猜想，这不会是一只红木或是柚木制的沉重的家伙。这仅仅是一只柳桉三夹板的西式书桌。从那时起一直用到现在，屈指已六十多年的历史了。数经播迁，五易其居，人事已非而此书桌尚在，此一书桌可算是我家的一件‘长物’了。为了增加使用效益，多年前我添做了一个和书桌同样高低的木架子，拼镶在书桌旁边。在那里我安放朋友的来信、新到的报刊……”黄裳的书桌“说书桌其实也并不是，那只是内人的一支妆台，卸下了背后的镜子，就权宜成了书桌。”黄裳解释说：“若干年前因为实在困窘了，不得不把书桌卖去，随手拖来使用，迄今也已几十年了。”韩石山的书桌也是有年头的，以至于书桌上双肘常挨着的地方被磨出了两个凹痕。他说：“前年搬家，有个油漆工说他手艺多高，一时听信了他的话，让他把桌子重油了遍，他给她贴了面，将那两处凹痕填起来了。弄得很长一段时间，坐在桌前竟找不到原先那种感觉了。”
文人的书房里除了书橱、书桌、笔墨纸砚之外，墙上还常常挂着斋名匾额以及其他心爱的字画，以供读书写作累了时赏玩。王稼句写道：“书房的壁间，也挂些字画，几个斋名并存，除顾廷龙先生的‘补读旧书楼’外，张仃先生新写了‘栎下居’，林锴先生新写了‘梦栎斋’。……斋名实在无关紧要，随便拈一个都无所谓，倒是胡适先生的一件‘拜年货’，使寒舍蓬荜生辉，上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时常给我必要的提醒。”卞孝萱更牛：“藏书家来，喜欢看我收藏的八千卷楼丁氏、铁琴铜剑楼瞿氏、嘉业堂刘氏、藏园傅氏的墨迹；金石家来，喜欢看我收藏的马衡、容庚、商承祚等先生的墨迹；哲学家来，喜欢看我收藏的熊十力，宗白华、方东美等先生的墨迹；史学家来，喜欢看我收藏的‘南柳(诒徵)北陈(垣)’的墨迹；文学家来，喜欢看我收藏的柳亚子(南社社长)、金松岑(《孽海花》创意者)等名人的墨迹。”后生真是羡慕的紧啊！
重温《我的书房》，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人雅士为书屋取名花样翻新，却不懂得花些心思打理书屋，王辛笛还美其名曰“凌乱美”。车辐说：“我的书桌很乱，从来不会整理，如乱鸡窝。”戴煌的书房被朋友打趣为“废纸收购站”，邵燕祥的书房被高莽说成像个坟堆儿――新旧书籍报刊堆成的“坟”，邵燕祥禁不住叫苦：“‘文革’中有言，由大乱达到大治。我这里大乱无疑矣，但不是我发动的，大治我所愿也，不知如何达到？难道必得通过裁汰才能还我窗明几净吗？可又怎么忍心割爱，从哪里下手呢？”《我的书房》登了一张谷林先生杂书乱叠的书房照片，老先生说：“我是在‘文革’中被‘革过一革’的。但从干校回到北京，真是日久顽生，不知不觉架满了、橱满了、箱满了，壁角床底均已无可容身，怎么办？我遵宁文的吩咐，附上照片，不知哪位看了能帮我出个主意！”董桥接话说：“依我看，谁都出不了主意，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乱叠起来的，整齐了反而减了妩媚；老先生几十年集藏的图书这样蓬蓬茸茸才好看，衬得起案头那盏孤灯的相思。”话虽不错，但正如何满子所说，书房大乱，“有时要找一本稍冷门的书实在不易”，以至于“写文章简直不敢使用引文”。潘旭澜也有同样的烦恼：“有时，连要回的信、连电话簿都找不到。找到时已很扫兴，信也不想回，电话也不想揿了。”黄裳也感叹：“书么，还是胡乱地散布各处，也不曾理董，乱乱的，用起来实在不方便。找书实在是一件苦事，有时为了找一本书，不能不大费周章，往往是一场不轻的体力劳动。”高莽的女儿常常笑话父亲：“你每天的工作就是找东西。”屠岸更惨：“或曰我家有‘书灾’，此言不虚。一九九九年八月某日，半夜梦中忽被一声巨响惊醒，原来是一架书橱承受不了重压而轰然倒坍，我被埋在文海字山之中！”
文人一生情牵书房。马振骋指着写字桌前的椅子说：“人知道活着在哪里坐下，也会安下心来的。”金性尧更决绝：“‘将军死在阵头上’，老书生也只希望长眠于书房中，与心爱的图书相始终。”
【责任编辑 王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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