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对自身的生存境遇与前途命运，历来是儒道互释的。儒家倡导积极的“入世”哲学，对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参与、进取意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注重的是“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气节。而道家强调的是玩世、潜隐、自然本色的“出世”哲学，闲云野鹤、寄情山水，追求“无为而为”、“幽深清远的林下风流”。也有介乎于这两者之间的“中庸”哲学，如孔子的孙儿子思。在林语堂看来，这个“中庸”作者的子思，代表了“中国最崇高的理想”，一方面“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另一方面“人的本性仍然能保持原有快乐”。
文人是文化中的精英分子，可多愁善感的文人总错以为自己是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代言人。秦始皇一把大火烧尽了书籍、挖个土坑把那些个蠢蠢欲动的儒生给活埋了，看天下还有谁敢对江山社稷说三道四的？――焚书坑儒的悲剧，虽然惊醒了后世文人的江山梦想，但是文人始终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才华横溢的杜甫，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睥睨世事，雄心万丈。他曾官至肃宗朝左拾遗，后因得罪了肃宗，被贬弃官。此后，他的命运便与他在成都的草堂一样，经受着尘风俗雨的摧残。当杜甫所居住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时，这个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居然想到的是天下寒士无居所，他的幻想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其中充满了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和悲悯情怀，以及一个文人对于现实的徒然感叹。而真正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皇上，此刻却是在“三宫六院”中流连忘返呢，怎能体会到杜甫的满腔忧思？
也许，李白是个例外。这个具有天纵之才的诗人，他早年的理想就是辅助君王平天下，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这样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可见之非凡抱负。然而，皇帝老儿只封给他一个“翰林供奉”的闲职，让他写些“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哄哄杨贵妃开心而已。心高气傲的李白怎能受得了“倡优同畜”的待遇，于是拿高力士、杨贵妃出了气之后，辞职不干了。“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何等潇洒！可是这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一转身又进入了永王的幕府，这次把祸闯大了――卷入了皇家的权力之争，终至被流放夜郎。最后还是皇上放了这个轻狂的诗人一马，流放途中至白帝城遇赦。李白这才又欣喜若狂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没有遇赦，他生命的小舟会如此轻松吗？得了这个教训之后的李白，虽然还免不了要发发牢骚什么的，从此却与政治无缘了，只得“浮五湖，戏沧州”去了，无奈得只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了。在“但愿长醉不复醒”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文人内心深处无限强烈的欲哭无泪的痛楚。
所以，三闾大夫屈原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楚国统治集团相冲突，后遭小人的不断诬陷，最终失宠于国君顷襄王而被流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当报国无望、而强大的楚国将为秦所亡时，不禁愤恨交加，自沉于汨罗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选择了归隐山野的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人在权力场上绝对不是那些政客的对手，还不如梅妻鹤子，纵情山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文人对于自身命运的不可把握，除了来自于统治阶级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力风云外，还得提防文人间的相互妒忌、告密、攻击和迫害。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砭痼弊常取类型，论时事不留面子”的鲁迅，当年经受了文坛中人的无端妒忌与无穷恶骂，面对“文人相轻”的现实，鲁迅不得不以牙还牙，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也用来写作与战斗。上至老师、下至同道、乃至后生，鲁迅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宽恕。鲁迅在这样的论战中，不仅激活了自身的创作潜能，也激发了他的论敌们的创造力。鲁迅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巨人、一代文豪，曾被他痛骂过的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沈从文等等文人，也是中国一流的文化精英。因为论战的本身，一是需要个人的才情，二则更是创作实力的较量。
在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中，我读到了《苏东坡突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一撮“文化群小”不断地向神宗皇帝告密指证苏东坡的反诗、反骨，其中包括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扳倒苏东坡的所有动机只有一点：妒忌。当“文化群小”的邪恶力量汇在一起之后，哪怕宋神宗不想迫害苏东坡、哪怕太皇太后要竭力保护苏东坡，名震九州、官至太守的苏东坡还是被押入大狱了。那个“文化群小”中的急先锋李定主审苏东坡。审查就是扑打。打得“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余秋雨在这儿写下了一句话：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战栗。岂止是战栗？“再勘方招”，“再勘”就是打，一个可爱、高贵的诗人，他的灵与肉一再经受着“文化群小”惨无人道的鞭打与摧残。――这真是文化史上最为耻辱又最令人痛心的一页！
无耻者无畏。面对无畏的无耻者，纵然是一代文化大师苏东坡，也只能在小人的鞭子下与冷笑中痛苦而无助地哭泣。
然而，历经摧残的苏东坡依然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值得无比骄傲的奇丽瑰宝，那撮“文化群小”只能是历史暗角中的无耻的小人。
再叹文人
也许，文人是上帝派遣人间的美丽的天使。然而，由于文人自身的弱点， 许多文人往往就是魔鬼的化身。天使与魔鬼，仅一步之遥。
王朔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就是：“过去作家中有许多是流氓、现在的流氓则有许多是作家。”还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的调侃有他特定的“顽主”味道。然而文人之堕落无耻，自古以来并不鲜见。
曾在相关媒体中看到，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苏・奈保尔在接受美国NPR电台采访时语出惊人地表示“我感谢妓女”，居然把一个妓女作为他心中的“圣母玛丽亚”――这个他经常光顾的妓女，是他唯一要感谢的人。在一个中国作家中神圣得至高无上的文学殿堂上，奈保尔是不是把它当成了风月场所？那些授奖仪式上在座的贵宾以及瑞典文学院的教授们，在为维・苏・奈保尔颁奖时，不知会作何感想？瑞典文学院的马儿姆维斯特教授后来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只对作品进行判断。有很多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我永远不会引以为友。”
奈保尔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河湾》等小说，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艺术洞察力和艺术才华。然而，生活中的奈保尔却是一个经常光顾妓女的人。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反差！也许，奈保尔的坦率自白，应该令人心生敬意，但是从中我们是否可以体察到一个作家内心世界的多面性：高尚与卑鄙、伟大与无耻？因为这毕竟不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演《我在美丽的日本》，无论如何不能激起我们任何的对于美丽、对于崇高之类的想象。
天使般的文人，其丑恶与无耻的一面总是让人始料不及、意想不到的。写出了世界名著《堂吉诃德》的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丢失的一条胳膊，是因为犯了“伤风败俗的同性恋罪”而被砍断在宗教裁判所的行刑室里；15世纪法国有个最伟大的诗人弗朗索瓦・维庸，居然是一个杀人犯、盗窃犯、诈骗犯。像他这样的人，可以送上几次绞刑架？真的可算是罪不可赦了。
三岛由纪夫是一个迷恋死亡与鲜血的日本作家，“想杀人，想得发疯，”在《忧国》这部他最重要的小说中，他精细入微并且带着欣赏的快感描述了武山中尉切腹自杀的全过程。血腥的味道在文字中弥漫开来。“想杀人”的作家没有真正用刀子去捅人，而是在作品里满足了他狂热的意愿，用文字杀了人。六年以后，三岛由纪夫以一把精美的短刀像武山中尉一样从容赴死。三岛由纪夫绝对不是一个无耻的作家。因为最终他是以自尽来了结了“杀人”的梦想。“杀人”居然成为一种梦想，幸亏他疯狂地自杀了。否则谁也不知道他手中那把刀会捅向谁？
“恶之花”同样开放在中国文人中。远的不说，就从现代文学史中我们可窥一斑。20世纪的中国，风云际会、变幻莫测，处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些作家、诗人叛变出卖、明哲保身、奴颜婢膝、落井下石等，可谓劣迹斑斑。二、三十年代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周作人，在日寇入侵之后，居然沦为汉奸，到了卖国求荣的地步。
然而，文人毕竟是人间美的使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些优秀的文化精英，其文风与人格，堪称后来者永远的精神导师，是文化思想史上最可宝贵的财富。
现代文豪鲁迅先生一生“俯首甘为孺子牛，横眉冷对千夫指”，成为千古敬仰的“民族魂”。国学大师陈寅恪亦是一个保持文人操守的“硬骨头”，他在乎的只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什么权贵、荣辱在他看来无非是过眼烟云而已。在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 不堪屈辱的老舍以一泓清碧保全了自己的风节。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典故”：一九六四年，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耀”，而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萨特拒绝领取这份荣耀，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特立独行的风骨，而让人充满了敬意。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李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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